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论文（整理15篇）由网友“坐着海浪捞星星”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论文，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篇1：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现代化贡献
冯友兰作为中国现代重要的哲学家与哲学史家,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大师之一.他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他全面探讨中国古代哲学,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创立“新理学”体系;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提出中西哲学互释、展望未来世界哲学等思想.
作 者：包聪会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刊 名：新西部（下半月） 英文刊名：NEW WEST 年，卷(期)：20xx “”(12) 分类号：B2 关键词：冯友兰 新理学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贡献篇2：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论文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论文
冯友兰作为中国现代重要的哲学家与哲学史家，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大师之一。他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有重要的贡献:他全面探讨中国哲学，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创立“新理学”体系;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提出中西哲学互释、展望未来世界哲学等思想。
冯友兰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他全面探讨中国古代哲学，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并从中西哲学的比较入手,创立了“新理学”体系，并且还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提出中西哲学互释等思想，这些都是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贡献。
一、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诠释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言论中分析出他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思想。冯友兰在说“哲学无所谓新旧，是说哲学的道理大致相同”时，所说的言语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基本思想。他说：“各时代之哲学家，各以其时代之言语说之，即成其时代之新底哲学系统。”[1]原因有三：首先，“一时代的哲学家，必是将其自己所见，以当时底言语说出或写出者。因其所见,不能完全与前人不同，所以其哲学不是全新底哲学，但其所说所写，是其自己所见，所以虽有与前人同者，但并非转述前人。”[2]其次，“今人之新经验之尚未经哲学分析解释者，一时代之新哲学家，可分析解释之……一时代之新经验之分析解释，亦即可成为一时代之新哲学。”[3]第三,“人之思之能力虽古今如一，而人对于思之能力之训练则可有进步。逻辑为训练人之思之能力之主要学问。今人对于逻辑之研究，比之古人，实大有进步。……用训练较精底思之能力,则古人所见不到者，今人可以见到，古人所有观念之不清楚者，今人可使之清楚。[4]由此之故，一时代虽不能有全新底哲学，而可有全新底哲学家，较新底哲学。[5]
冯友兰所指的第一点是说哲学家必须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论述基本的哲学问题，第二点是说哲学家必须分析他的时代经验，第三点是说后人的哲学逻辑优于前人。由此，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现代中国哲学家必须用自己的语言重新阐发哲学的基本问题，必须讨论分析现代的经验和问题，必须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由此产生的哲学，才是现代中国哲学。在冯友兰看来，现代中国哲学或现代化了的中国哲学应该是中国哲学家用现在的语言重新阐释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自己时代的问题，并将新的经验与原有的哲学结合起来，现代中国哲学应该有较强的理性和逻辑性。冯友兰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创立”新理学“体系;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等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贡献
1、提出“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创立“新理学”体系。
冯友兰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的区别，并申明他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他在《新理学》绪论中说：“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6]冯友兰将研究哲学史归为“照着讲”，将哲学创作归为“接着讲”的，他说：“哲学史家是照着哲学史讲哲学，而哲学家是接着哲学史讲哲学”。[7]尽管写的“哲学史”与“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史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写的”哲学史毕竟是照着“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史写的，而“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史是客观存在的。“接着讲”就不同了，“接着讲”是着眼于哲学的发展，变化和创新，是有明显的时代性的，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8]
冯友兰就是在他的“接着讲”的哲学方法上，创立了新理学体系。他的新理学体系是在继承中国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要让自己的问题“接”上传统，同时也让传统“接”上现在的问题, 是中国哲学从古代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是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冯友兰的“接着讲”具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赋予中国哲学以全新的现代理性精神，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理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而现代理性又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其重要特征的。第二层涵义是，在中国哲学形式化、理性化的同时，要保留、继承其最核心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中国哲学的实质是“通天人之际，”通过对“通天人之际”的现代分析，从而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
冯友兰的“接着讲”是接着中国哲学讲，它将时代性和民族性结合起来，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讲出了中国哲学的内在价值和精神。在这方面，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的新理学体系中的人生四境界说。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境界说。四境界指依次由低到高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境界源于人的“觉解”，而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觉解就是自觉和了解，觉解也就是对人所做之事的意义有了解，并自觉人与事物是处在某种关系中，即“在做某事”。人因有觉解，事物以致整个宇宙人生对于人就有了某种意义，这个意义就构成了人的境界。冯友兰多次讲到，中国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境界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冯友兰的“接着讲”的哲学方法就是让现代问题接上传统的'思想，从传统的思想中找出现代问题的答案，使传统哲学现代化，以把握现代思想中的时代精神。新理学体系的产生就是哲学现代化的标志，这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之一。
2、引进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
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实质上只有上古和中古哲学，而没有现代哲学形态，西方哲学的现代成就，主要是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这恰是中国哲学所缺少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及其方法。冯友兰说。“若不研究西洋哲学，否则我们整理中国哲学，便无所取法。”[9]中国哲学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习惯于用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去把握对象，不注重研究思辨的逻辑过程和方法，知识论和逻辑学没有得到发展。冯友兰认为，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滞后是中国哲学未能进入近代的主要原因。他说：“中国最缺乏理性主义的训练，我们应多介绍理性主义。”[10]因此，他就把引进西方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
冯友兰先生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结合的一次尝试。它的特点就是运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使中国哲学在理性化、逻辑化、体系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冯友兰看来，形上学是哲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对于人生的最后觉解。中国哲学并不缺少形上智慧，也不缺乏通过直觉体悟形上本体的方法，但是缺少通过纯粹的逻辑思辨从正面去阐释形上学的方法。”[11]今天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就是这种方法。冯友兰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结论。”我们要用清晰的逻辑思辨和确定的概念范畴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中直观的思维方式和模糊的表达方式，这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冯友兰的新理学可以说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引用西方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方法证明了儒家的形上学，尽管其内容还有非现代化的方面，但是不能否认冯友兰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加速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进程。
3、提出中西哲学互释，瞻望未来世界哲学。
冯友兰认为中西哲学可以相互阐明、互相结合、互相补充和互相对话。他用这种观点来解读未来的世界哲学。他说：“在我看来，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只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统一才能造成与整个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12]这里所谓的“神秘主义”是指一种哲学，它承认所谓万物一体之境界，在此境界中，个人于全宇宙合而为一，主观与客观、物我内外之分，都不存在。这就是指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这种神秘主义和欧洲的理性主义，中国哲学的直觉思维方法和欧洲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都可以相见补充，冯友兰断言新的未来的哲学必将在这一互补中产生。“我们期望不久以后，欧洲的哲学思想将由中国的直觉和体会来予以补充，同时中国哲学思想也由欧洲的逻辑和清晰的思维来予以阐明。”
冯友兰认为，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在内的哲学体系，融一切有价值的哲学认识成果，吸收各个方面的养料。如果这个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出现了，那么不同的文化在中国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综上所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就是要建立科学的体系，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之上实现价值的重建。冯友兰试图用理性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从而使中国哲学实现系统化、现代化。冯友兰创立的新理学体系，引进西方理性主义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世界哲学的瞻望，正是他对中国哲学现代化进程的真实体现。
篇3：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读书笔记
《中国哲学简史》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冯友兰先生的作品。这本书是冯友兰的先生1946-194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客座教授，给国外的大学生讲中国哲学史的讲稿整理而成的，首先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的，后面才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的。正因为是给国外的学生讲课而写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并不是特别的专业难懂，反而非常的通俗明畅。对于想了解中国哲学历史的普通读者而言，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入门书。
经常会有人问，中国古代有哲学吗？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哲学一词本身就是舶来词，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才出现哲学这个概念，在晚清以前中国历史并不哲学更无哲学家的说法。另外一方面，哲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定义。
所以冯友兰在本书开篇就给哲学作了定义“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从这个定义出发，儒家、道家等中国古代思想都可以归属于哲学的范畴，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古代的先哲们对于他们的人生做出系统性的思考的结晶，虽然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这也是中国哲学的最大的特点，中国没有如西方的基督教、犹太教等宗教，但中国却有和《圣经》一样被广泛阅读和传播的儒家经典，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熟读《四书五经》。所以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专职的哲学家，但人人都是在学习和实践哲学。
所以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的目的“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中国哲学的精神成就在于造就“内圣外王”的圣人。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以及精神境界，圣人就是达到精神境界的人。西方宗宗教只在于给人以超乎现世，而科学逐渐瓦解了宗教的作用。中国的哲学解决是入世与出世如何统一的难题，因而中国哲学提供给人类发展一个未来的方向。
冯友兰指出，学习哲学不仅仅是知道他它，更重要的是去体验它。学习哲学并不是为了成为某种人，而是为了人成为人。
但中国哲学有他固有的弱点，首先他的思想体系并不是非常的系统，思想大多杂落在浩瀚的古籍之中。其次，中国哲学相关的书籍都是古籍，大多都是名言隽语和比喻例证，语义富于暗示而不清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但作为哲学读物却是短处。因此读古籍如果读译本和注本，很难完全领会读原著的思想。
这些弱点与中国哲学所遭受的环境相关，哲学是人对环境思考的产物，之所以有不同的哲学，正因为不同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产生的思考不同而形成。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大陆国家，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资源，农业是最重要的经济，所有的思想都是围绕土地和农业相关的。无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强调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中国人为学追求的最高境界便是参透天地，做到天人合一。这与开放的海洋国家所发展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古希腊对于商业更重视，因为贸易和交换是最主要的经济，所以发展出逻辑和数学，他们更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
中国哲学并不是儒家哲学，儒家哲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独尊儒家、道家复兴后又佛教传入，新儒家兴起以及西方哲学的传入，中国哲学一直处于变革中。中国哲学发展的最后的巅峰是宋明理学，他们是新儒家的代表，新儒家是儒家、佛家、道家（通过禅宗）、道教的综合。从中国哲学史的观点看来，这样的综合代表着发展，因此是好事，不是坏事。但儒家哲学到近现代成为思想的禁锢，并不是儒家哲学本身的错，而是环境发生了改变，他的思想已经不适应当时的境况。此外每个哲学系统都可能被人误解和滥用，到了晚清的时候，新儒家因为保守已经完全失去了活力因此只有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做了充分的了解，。对每一派的思想所赞成的和反对的做了深入的认识，才能够真正理解中国哲学。这也是钱穆先生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有温情和敬意。
不管怎样中国哲学缺少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这是致命的弱点。冯友兰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将哲学的形而上分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
逻辑分析是正向的方法，而中国哲学从道家到佛家到最后的新儒家，都是一直在加强负向的，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发展。
然而”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企图往哲学的最高顶点走，可是却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
冯友兰最后写到“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而中国哲学却一早就意识到人的最终目的是静默，而忽略了说话的过程………
篇4：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读后感
近日，我重温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版)，再次感受了诸子百家的深刻哲理和睿智思辨。合上卷本、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思想经历了由分化到融合的过程。正如书中所分析，周朝后期中央权威下降，官师一体走向官、师分离，由此产生了诸子百家哲学思想，按西汉时期著名学者刘歆所分析，“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随着秦、汉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与巩固，儒家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官学，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汲取其他各家以及外来的佛家思想所长，在宋朝时形成了儒释道合流的新儒学。通过不断融合实现完善发展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系统地回答了如何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于人与自身的关系：修身养性、追求幸福。无论是作为入世哲学的儒家，还是作为出世哲学的道家，都非常注重人与自身的关系。儒家追求的完美人格是“内圣外王”，首先需要做到内圣，就需要注重内在修炼，修炼的重点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方法论上，新儒家“陆王心学”引入了佛学中禅宗顿悟的方法，“先立乎其大者”(例如“仁”)然后以敬存之，强调通过“格物正事”实现“致良知”;新儒家“程朱理学”则强调尊“理”养“气”，“气，使人各不相同”，并认为通过个体自由自在地遵“理”行事可以实现个体快乐。道家更关注于人如何获得自身幸福，通过追求个体自由自在地发展实现相对幸福，通过“以理化情”实现绝对幸福。
关于人与他人的关系：仁者爱人、兼爱非攻。儒学的核心是“仁”，所谓“仁者，爱人”，强调的是在与他人相处过程中对他人的博爱，并且这种博爱由孔子时期分为“君子”、“小人”有差别的爱演变成了孟子时期无差别的爱。道家虽然不主张损害自己利益去关爱他人，但也反对损害他人利益。就连武士阶层出生的墨家，也强调主张“兼爱”，并将武力使用限制在以自卫为主的“非攻”范围。
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家国天下、内圣外王。正如前面提到，儒家追求的完美人格是“内圣外王”，政治理想是“家国天下”，路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方法是构建一套以“礼”(对君子)和“刑”(对小人)为核心的人伦和社会治理体系(例如三纲五常等)。然而，现实中，“内圣”的人，未必能成为“外王”，例如，奉行“仁义”的宋襄公失败了、而奉行武力攻伐的秦始皇却成功了。对此，儒家给予的“内圣外王”的解释是：“内圣”可以为“外王”，“内圣”是“外王”最理想的人选，但“内圣”不一定最终成为实际的“外王”。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刻地领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真谛，无论在什么状态、无论在什么职位，我们都需要尽力做到“内圣”、主动做好自己、承担好自己的职责，这本身就是在践行“家国天下”的梦想。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知行一体。儒家在早期并未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的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儒家与道家、佛家的融合，新儒家的“程朱学派”将道家“道”的理念引入儒家，强调“天理”，人的行为应遵循天理，实现“天人合一”。新儒家“陆王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则将宇宙视为一个精神的整体，“心即理也”，通过不断地实践来实现“致良知”。而道家则认为“道法自然”，注重探究自然的运行规律“常”。
中国哲学根植于中国社会环境，是中国文化的基石。通过阅读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提供了对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系统解释，然而，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学并未真正解决人们的动力问题。早期儒学认为一切天定，要求人们“尽人事、听天命”，新儒学认为遵循“天理”、“良知”，但并未解决“天命”、“天理”、“良知”是什么、为什么要遵循的问题。在激励约束机制上，采用外部的“礼”、“刑”对人们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予以规范矫正，缺乏可靠的、分散在个人身上的自我监督约束机制，这样必然导致社会监督成本过高、效果不甚理想。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道教和佛教提供了补充，根据道教，个人自觉修身可以实现长生不老;根据佛教，个人据礼行事、遵纪守法是前生“业”的“果”和来世“果”的“业”。事实上，我们知道，促进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新教伦理的核心动力机制也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为了赎自身的“原罪”。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整体国力的显著增强需要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支撑，需要构建适应我国当前历史发展阶段的、统一的、强大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的主流哲学思想体系。如何基于个体自我监督而非社会监督建立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动力机制，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建立这一思想体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因应当今中国面临的新环境、新形势和新变化。
当今中国，日新月异。与高度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相比，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已经从以家庭为单元的农业经济转向以大规模组织生产为单元的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人们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家庭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下降，与此对应，集体、组织和单位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上升。同时，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显现，家庭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家族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下降。此外，由于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正由基于血缘的家族生活方式向基于共同社区和基于共同兴趣的社会网络生活方式转变，由此，人们的自我修养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人的影响，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必将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去血缘”、“去家族”化。最后，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超道德力量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弱，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越来越理性、越来越追求探寻规律性而非神秘力量。这些新变化，对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则，解题者谁?
篇5：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读后感
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将整个中国哲学史分成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上下两篇。子学时代共16章，主要讲先秦诸子。冯友兰认为，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中，为一大解放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这是一个大解放、大变动、大过渡的时期，所以出现了诸子并起的哲学发达时代。
到汉武帝时期，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言论思想极端自由的空气从此消失了。到此，子学时代终结，而经学时代开始。冯友兰把从董仲舒到康有为、谭嗣同、廖平为止的时代称为经学时代。清末年，中外交通，中国社会各方面又起根本的变化，经学时代也就结束了。这种划分方法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那时的冯友兰还没有接受社会发展史观点，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来观察社会，但他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科学实践，感觉到这两大时代的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子学时代的特点是建造，经学时代的特点是阐述。子学时代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尚在形成中，新兴的阶级及集团各有自己的社会力量，必须要有自己的代言人。秦汉以后，政权统一，政教合一的格局越来越完备，很多哲学家“以述为作”，借古代经典为招牌，装进新的内容，冯友兰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从而形成经学时代的特点。这两大段落的划分，今天看来，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着重于哲学家本人思想的重新整理。他认为，中国哲学在论证及说明上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串的著作较少，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所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在形式上无系统。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否则将不成其为哲学。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形式上无系统的中国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每个哲学史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来写哲学史，重新整理历史上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冯友兰也不例外。
当时西方哲学流行的看法，哲学包含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部分，每一部分又可分两小部分。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每一部分都发达，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注重人事，注重内圣之道，注重修养，不注重知识。对宇宙论的研究也较简单。中国哲学家除了一起即灭的名家外，都不重视逻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首先注重的是人生论，其次是宇宙论，很少注意知识论。他对从《易经》以来中国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也没有多少叙述。他对自己喜欢的哲学家思想叙述充分，如用整整一章介绍朱熹，而介绍朱熹，实际上是发挥他自己的思想。而他对明清之际的唯物论集大成者王夫之却只是十分简略地提到。两相比较，显出了当时冯友兰思想的局限性与党派性。冯友兰自己认为，就《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来讲有两点可以引以自豪的。一点是把先秦名家的辩者区分成两派，另一点是分辨出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思想的差异和各自特点。此二点均发前人所未发，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此外，《中国哲学史》还有许多令人称道之处。如，它第一次把佛教哲学列入中国哲学史。再如，在魏晋时期重点介绍了王弼和郭象在哲学上的独特贡献。这种见识在今天看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当时，却算是一个创举。
总之，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可获得对中国两千余年的诸多哲学思想较为广泛与细致的了解，亦能对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的早期思想，有一大致认识。
篇6：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读后感
哲学一词，源自于希腊语，意为“热爱智慧”。人们总会认为哲学是个晦涩难懂的概念，但是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我却真切地体会到了哲学的魅力所在。
在书中，作者呈现给我了一个在纷繁乱世出现的文化盛世。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战端频起的年代，诸子百家或是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道，或是在一方著书教学，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或者和平和努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高峰。儒家、道家的很多学问思想，我们至今仍在沿用。比如《论语》中的许多道理，为一代又一代的人提供了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无论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恳态度，“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的处事方法，亦或是初中语文课本中提到的几则关于读书的言论，都为我们的人生指引了道路。我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受那一时期的影响。
当然，冯先生提到的不只是《论语》，也不只是儒法道三家的理论，他按照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将各个时期的哲学脉络编制成了一张巨大的知识网。
书中关于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章节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书中说，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于是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理推理，为发展商业奠定下了基础。也因为他们是商人的缘故，他们有较多的机会见识到不同民族的人，于是他们惯于变化，不怕新奇，不断地汲取其他民族的文化知识。为了使货物更加畅销，沿海国家不断地改革创新，作为其中之一的英国率先发动了工业革命。我想，世间万物必有其自然的因果规律。海洋国家因为沿海，所以发展商业。因为发展商业，所以发明数学，所以发动工业革命。这一连串的过程都应该归功与哲学。同样的，中国人过去是农，思想较为落后，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动工业革命，没有率先进入工业化的现代世界。中国人也有许多著名的发明创造，四大发明也传入世界各国。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归于纯朴自然，很容易满足，因为农的生活方式就是顺乎自然的。中国人不想变化，也无从想象变化。当其他的国家逐渐开始兴起发达，中国人才开始觉醒，开始追赶。我想，是哲学让人类拥有了缜密的思维，一步一步地成就了繁荣的今天。
哲学家并非先天就拥有智慧，而是在不断地热爱并追求着智慧。正如作者所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事实上它就蕴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想，我们应该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
篇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最早接触到哲学，应该是读高中的时候，政治老师常说，哲学是一门受用终生的课程，但那时对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根本没有直观的概念，而是更多靠囫囵吞枣般的死记硬背，以期将来高考时能考个高分。上大学时，也学过一些哲学课程，由于不是主科，老师很多时候照本宣科，加上感觉哲学既很枯燥晦涩，又玄而又玄，所以没有深入进去，更没有心入进去。可以说，对于哲学，自己一直是抱有“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态度，甚至连一知半解也算不上。
真正对哲学感兴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中央电视台《开讲啦》栏目，看到知名学者周国平用亲身经历讲授“幸福的哲学”，对拥有哲学，拥有生命和智慧，人生便会幸福有了质朴直观的感悟。过后，上网简单搜索了一下哲学的意义，特别是中国哲学，对这个曾经提不起兴趣、敬而远之的学科作了些许粗浅的了解。有人所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宗教在其它文化中的地位。中国哲学认为取得最高成就的人是圣人，因此有中国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相当于西方圣经的论断。于是乎，根据网上大多数网友的推荐，到书城了买了一本冯友兰著的《中国哲学简史》，心想从最基本的入手，由浅入深探究一下哲学的奥秘。虽然很多人并不认同冯老先生这本著作，但通过细细品味的阅读，我认为这本书对于一个哲学白丁来说，算是一本哲学入门的最好书籍了。本书非常客观的阐明关于中国哲学的几个问题，一是哲学流派的起源与发展，二是哲学流派相互之间的关联与区别，三是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及区别，对学习哲学的意义，如何学习哲学，学习哲学的哪些内容也有所涉及。读完之后，大致能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不再觉得哲学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科，或者认为哲学离生活、工作十万八千里了。
冯友兰先生著的《中国哲学简史》，原译名《中国哲学小史》，是老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时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出版，迅速成为各大学中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是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重要途径。上世纪80年代，本书由先生的学生涂又光第一次根据英文本翻译成中文出版，系统梳理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内涵、形成背景、各学派起源，以及在各学派相互替代、融合和改进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脉络清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将中国历史历代的大哲学家、儒道墨法等著名学派及其主要观点娓娓道来。任何人读完这本连小部头都称不上的书，都能够对中国传统哲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都可以从中选取自己认同、认可、推崇的学派，然后再针对性地找相关著作来研读。冯友兰先生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历代的哲学观点，对待各家观点不做过多个人的评价，从这一点上来说，这种风格是难能可贵、值得推崇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在哲学史著作中，堪称最经典的原因所在吧。
因为是《中国哲学简史》，书中对各家各派的观点和哲学家本人的生平都没有作深入的介绍。但我感觉，从入门来讲，或者激发读者对哲学的兴趣，这已经足够了。这本书在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神、智慧等方面的理解，融会了史与思的智慧结晶，洋溢着人生的智慧与哲人的洞见，通读此书，我能够感受到中国哲学的含蓄之美、辩证之力和修身之径，也能理解为什么四大古文明中只有我们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传承中代代薪火相传，连绵不绝。
我对这本书感受最深的是全书的最后一章“中国哲学在当代世界”中，冯友兰先生提到了他对人生境界的经典论述：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先生把“人生的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并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自己的哲学观点，提出哲学不是获得实际知识而是提高精神境界这一看法，发人深省。
从实用的观点看，哲学是无用的。但哲学能给我们一种观点，而观点可能很有用。用《庄子》的话说，这是“无用之用”。我们时常感叹，人生是一场旅行，也是一次修行，修行的目的就是在觉悟中不断提升境界、最终达到人生最高境界。但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生存压力增大，很多人都面临着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有时疲于应付都显得力不从心，使得人们变得越来越务实，没有多少闲情逸致看闲书、做闲事，甚至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向往诗和远方，从容、淡定、恬静的生活有时就如“镜中花、水中月”，只能满怀希望的憧憬，却劳其一生而不可求。越忙，越心累；越赶，越不安；越追，越不得。也许有的人经过拼搏努力，物质生活丰富了，但内心的精神世界却依然苍白粗糙―因为忙着赚钱、养家糊口，从不或者很少有时间向内探索。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本心、不清楚知道自己到底想要过怎样一种生活，便始终处于无明状态，在尘俗中摸爬滚打，被物欲所迷、名利所惑、世俗所左右，永不知足，将大好时光与大美自然辜负。
从“利己”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读完《中国哲学简史》，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先生的哲学观念，对于思考现实的人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学习哲学，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认识世界、看懂人生本质，从而轻松自在地、豁达快乐地生活；可以哲学地思考人生大问题，站在更高的层面和角度去进行生命反思。一个人在有限的人生中，不断地求取高远的人生境界，实际上是通过有限的人生去求取无限的人生价值。因此，在生活中，我们每一个都要活出自己的境界，也许是忙碌生活中的一份坦然，也许是人生失意后的一份旷达。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确立一个远大的生活目标，建构一个理想的生活蓝图，这会增添生活的动力。这样的人生境界理论，既整合了中国人生哲学中最优秀的传统，又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彰显意义与价值。
读《中国哲学简史》之前，觉得哲学离我很远，哲学应是哲学家讨论的事。但看了这本书之后，才知道哲学就是生活。哲学家的理念，都是来自于生活。人生需要不断地觉解，境界需要不断地提升。只有通过这种不断的修为和提升，才能够在生活中将真、善、美动态地统一起来，使人感受到人生中的善良，体验到人生中的美好。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曾对《中国哲学简史》做过这样一个比喻：“我常想这本书像是太上老君练出来的仙丹，经过熔炼，把浩繁的史册浓缩的可以一口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读一读《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梳理一下我们的文化，感受一下曾经先贤们话，倾听一下内心的声音，寻求到心灵的慰藉，回归曾经率性的纯真。
很喜欢冯友兰先生最后的那句话，人的一生，要说很多很多话，然后保持沉默。借此与每一位喜欢《中国哲学简史》的读友共勉。
篇8：浅谈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浅谈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众所周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它从博大精深的宇宙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使自身保持生命的活力。但是，哲学就其本质而言， 它是属于一种精神活动及其成果，传达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理念。因此哲学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从已有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来看，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是要求中国哲学站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结合自身特色和西方哲学发展趋势，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正像冯友兰先生所说，哲学总是在给自己制造麻烦，硬要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硬要思考不可思议的东西。那下面就几个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
一、中国哲学现代化所面对的哲学困境
诚然，中国哲学是对人生的反思， 它肩负着对痛苦、复杂而又深邃的生命命题的思考。但是中国哲学的发展确有着非常艰难的历史过程，虽然陷在一片质疑声中，中国哲学依托我们强大的中华文化，走出了哲学的困境，而以生机勃勃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如何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国文化潜在的生机与活力， 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不断探索的问题。在这个不断求索的过程中， 涌现出了一批融贯中西的国学大师， 他们以中国固有思想文化为本位， 充分重视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力求融汇中西， 实现中国的本位文化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转变。但是，法国当代哲学学者德里达在访问上海时的一句“中国没有哲学， 只有思想”再次引发了国人对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文化来源于现实生活，而哲学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高层次、高境界的精华提取，它最根本的源泉也是生活。中国哲学事实上早就已经存在了，它只是没有“哲学”这种特定称谓而已。翻阅中国文献，中国古代也很早就有“哲人”的表述，只是中国哲学所述不能达到哲学本身所要求的深度， 没有对杂糅在中国文化中的.哲学做一些深刻的挖掘和提取，因而思想性是有所缺乏的。另外中国哲学对内涵、质不能充分的表达，没有形成自己国家的特色，更准确的说是缺乏一种特殊性的存在感。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困惑呢? 反观我们的历史，不难看出21世纪的中国与传统的中国相比，一个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了西方文化体系全方位的冲击，使得中西方之间发生各种碰撞和摩擦。中国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外在冲击之后，必然会有所选择。然而，这个选择、吸收、创新的过程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倾向是一个大的趋势，只有依托着我们强大的中华文化和国人的集体智慧，顺应时代发展的浪潮，既要保留优秀传统思想，又要积极创新，这样，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才能走得更加平坦，才能更加稳固。
二、对中国哲学现代化发展现状的追问
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在最近成为一个非常热点的问题被屡次提出。这个问题被不断提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发展遇到一些瓶颈，我们现在还无法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参与一般的世界哲学对话。纵观当今哲学发展，今天的世界哲学舞台基本上被西方哲学话语所统治，所以， 中国哲学若想在世界哲学论坛上有所言说并有人听，必须用别人听得懂的话向他们说，同时又不因此而失去自我，这才是中国哲学现代化所要做的重大任务。中国哲学习惯于用整体的思维方式去把握认知对象，而西方哲学更习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去处理他们所认知的对象，所以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滞后是中国哲学步入现代化道路艰难的主要原因。
我们大家都知道，思维方式及观念的更新是一个非常缓慢和艰难的过程。我们展望世界，不难发现，全球化浪潮正席卷全球，它已经如空气般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马克思告诉我们，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现如今，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之下，中国整个文化体系正不断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各种冲击和挑战，如何有的放矢的处理好中国哲学现代化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瓶颈而且又不失我们中国本土的特色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
三、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的反思而采取的行动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步步崛起，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如果想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论在任何方面，我们都要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所以，要想走向世界性，实现现代化，必须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建。
“重建”一词包含了很多的含义，我觉得首先是对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和体验以及诚恳的信心，否则， 就不可能掌握中国哲学的精神和坚持中国哲学的立场。中国五千年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瑰宝，中国哲学的研究一定要从中国文化中深刻挖掘，对中国哲学树立信心，相信中国哲学一定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再者，就是必须使中国哲学在广泛的学术讨论中具备可以了解或沟通的内容与形式。哲学若是画地自限或自鸣清高， 拒绝与其他学问或传统沟通， 是难以产生共鸣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媒介，必然要将中国哲学逐渐大众传播化，利用多种媒体， 透过通俗的文字和观念加以介绍和分析，同时也要与其他学科沟通， 提出问题和意见， 使哲学的价值与功能受到普遍的认识和重视。最后一点，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问题意识。俯瞰我们中国社会历史，不难发现从早期的“李约瑟之谜”到“钱学森之问”、“钱理群之忧”的提出，再到每年的“诺贝尔奖纠结”，社会各界无不广泛讨论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能培养顶尖人才”的深层次原因。很多人把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咎于中国的教育。其实，纵观整个社会，中国人所缺乏就是这种问题意识，这在中国哲学中更是彰显的淋漓尽致。所以，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定要逐步克服这个严重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哲学才能在世界哲学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才能有更多的话语权。
今后的哲学不但会从专业技术研究的胡同走出来， 同时也从一个飘渺高远的境界中走下来， 走向社会大众，缔造人类社会的另一次新的突破， 促使人类所面临的困难和危机均能获得满意的出路和解决。因而，我们始终要保持高度自信，相信中国哲学必定能在这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篇9：读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感
奉贤区教育学院 庄骏
的盛夏至今，光阴何其匆匆！在学院一个又一个的日子，不知不觉快存满七年。高中语文教研员，这个常被戏称为“替人做嫁衣”的角色，在经历摸索、提炼，在尝遍酸甜苦辣之后，似乎走完了从喧嚣到平静的宿命。
懵懂不再，激情褪去，与“教研”的那份恩情是不是也会遭遇“七年之痒”？老实说，前一阵子，不能说心中没有倦怠。虽然一样在动口、动手、动脑，但动情的瞬间委实是少了、又少了下去。你的努力成全了别人的光芒，或者叫喊于众人之间，众人还你以敷衍甚或冷漠，那么，教研员们，我们的自我在哪里？当这些心灵的微光在脑海中划过的时候，我触碰到了自己的无助感和不高尚。
最近，有机会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感觉居然一新。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而要深入理解之，阅历、契机皆不可或缺。很幸运，去年年末，在北京清华园的洗礼以及在南京师范大学后山流连时的诸多顿悟，已经为我从《简史》中获得精义设好了铺垫。于是，在儒家“内圣外王”的哲学世界里，获得了自我检省的最好机会，在道家乃至佛家在精神开释之下，也似乎找到了一条重新振作的道路。
“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冯氏的这句话对我们理解哲学有帮助，对我们借助哲学成为大写的人则得益更大。比如他所提炼的“内圣外王”四个字，可以启迪我们去准确进行教研员的身份定位。很多时候，我们要么冲得太前，要么退得太后，或者亢奋，或者萎靡，别人看不懂，自己的内心更是惶惑。实际上，中国历代圣哲都非不食人间烟火而终日山林漫游，独善其身的。内圣，是说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王，是说他在社会活动中好似君王。于前者，教研员要明白学习研究以及内涵提升的价值，话语权决定自你的人格魅力和学科素养；于后者，我们要懂得管理、指导之方法策略的重要性。两者一体两面，不分轩轾，不可或缺，我们要学习真正的圣人，不以处理日常事务为苦，相反地，正是在这些事务中陶冶性情，以培养自己接近圣人的品格。
《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对于教研员来说，“内圣”最关键的，是要养成仁爱之心。一个人必须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他的社会责任。因此，在《论语》里，孔子用“仁”这个字时，有时不是仅指一种特定的道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性，品德完美便是“仁”一词的基本内涵。教研员常常躲在幕后，他之仁的实践首先要包含为人着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然而，教研员之“仁”难在不仅“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还有另一方面，可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称作“忠恕之道”。“忠”和“恕”乃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头，也是它的完成。作为老师的老师，我们的内心要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别人和自己。实施“仁”，做一个忠恕有道的教研员其实不难，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内圣”的路径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具体指引。《大学》所教导的自我修养方法，第一步便是“格物致知”，即对外界事物调查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第二步是“用敬”，即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现在，学院给教研员们创设的“格物”机会越来越多，但层出不穷的干扰和诱惑导致“用敬”越来越难。平衡两者关系，对所格之物善加取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相对“内圣”的绵韧，“外王”因其刚性，最难坚持。当你刚刚从事教研工作时，会不知所措而处处有措，时间久了，挫折多了，渐而气馁，渐而无为。这种懈怠，与老庄之流的“无为”有很大的境界落差。我突然理解，道家名以“无为”，实则“有为”，而情绪低落者往往将“无为”做到表里如一，其实是很可悲的。
那么，坚持的动力从何而来？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有人问三个砌砖工人，“你在做什么？”第一个工人说，“我在砌砖。”第二个砌砖工人说，“我在赚工资。”第三个工人说，“我在建造世界上最美丽的房子”。
也许你会艳羡于第三个工人的梦想与成就，也许你会鄙弃前两者的低俗和短浅，实际上三者之差别，不在技术层面，而在境界层面。冯友兰将人生分为四等境界：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在这四种人生的境界中，前两种都是人的自然状态，后两者是人应有的生命状态；前两个境界可以说来自天然，后两种境界则是人自己的心灵所创造的。哲学的任务是为了帮助人达到后两种境界，特别是“天地境界”，因为唯有经验哲学给人的宇宙情怀，人方始可能达到天地境界。当你进入“天地境界”，亦慢慢接近了“内圣”，不仅自信满满，激情洋溢，而且面对“砌砖”的枯燥，既可以心无旁骛，也能够拾级而上，从而“世上最美丽的房子”就在你的手上一层又一层地耸立起来，你的人生境界也就高在天地之间了。
读书亦是行路，借《中国哲学简史》，我对教研员的身份认识突破滞涩，顺利地抵达了又一个彼岸。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以“内圣外王”为训示，格物、用敬，去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篇10：读后感之《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读后感之《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基本没读懂。可能老先生的书写了有60多年，外加我古文知识实在浅薄。 感觉无，有，性，气，理，道等等几个字就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缩影。形而上学的范畴内的讨论，实在感觉无力深解。 君臣父子的儒家理念让我们对上级，对权威的恐惧与敬畏。 法家家告诉我们，治理一个国家，不需要有一个圣明的君主，只要制度完善，君主起一个监督作用就可以 中国的'党历来就是把儒家和法家进行了结合后的集权统治 集权国家:党是人民的代表→党=国家→党的利益=国家利益→维护党的权威=维护国家稳定 民主国家:党只是人民的代言,人民>党→人民利益>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维护人民利益=国家稳定.篇11：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友兰读后感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
“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毫无道理，这不是耽误时间么?
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天下熙熙攘攘名利来往。有什么好提倡呢。大多名不符实徒有虚名。
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
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儒家就不像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一个嗷嗷待哺婴儿，所以嗷嗷哭哭的哇哇大，让别人替他做事，他就逼逼赖赖还逼逼赖赖出优越感。
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分内之事和分外之事本身就有待商议，知命有没有强加的意志?又当又立。
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称做宗教。多少有些宗教的影子。
虽然从历史上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也许是不无道理的-人类热衷于造神运动，借由神的存在完成某些不可告人的真是目的。儒家尤如此，满口仁义道德实际道貌岸然。
篇12：孙中山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贡献
摘 要：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实现以自由、平等、宪政民主和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孙中山现代化方案的核心。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关键词：孙中山；民权主义；政治现代化；民主共和国
鸦片战争以来，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以与西方列强比肩而立，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从早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到办洋务的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再到维新派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这些“睁眼看世界”、“卓然识大势”的少数“先知先觉”者，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或办工厂、设学堂、建海军，或呼吁“商战”进而提出全面变法改良主张。至五四运动，人们寻觅现代化强国之路的内在冲动愈加强烈。在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孙中山以其杰出的理论和不懈的实践不仅影响了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历史，他的三民主义理论以及《建国方略》、《实业计划》、《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构成了近代以来至他为止的最为完整系统、兼具中外精华的中国现代化蓝图，化作了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矢志不移的宏伟目标与社会实践。在孙中山的现代化方案中，实现以自由、平等、民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是其核心内容。孙中山不仅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而且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对中国政治现代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精心设计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理论方案
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近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题，也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主权在民是其合法性依据，民主共和是其最高形式。这与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主权在君”的君主专制有天壤之别。
1.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制
中国古代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君主集政治、经济、军事诸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尤其是在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断发展和强化，皇权专制越演越烈，到明清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君主专制的恶性发展。进入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根源，进而不同程度地提出了政治变革的主张或方案：龚自珍倡导“更法”［1］；魏源力主“变古今官家之局”［2］；王韬强调“变法自强”必须首先改革政治，认为“君主立宪制最合于中国”［3］；郑观应、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都主张“开议院”［4］；康有为、梁启超提出了君主立宪的全面方案。然而，他们又都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可立即实行。
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提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明确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19，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鲜明提出：“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5］68-691912月21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讲。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颠覆君主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是“政治革命的结果”。［5］74191月，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表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5］82-83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孙中山勾勒出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完整轮廓。
2.否定君主立宪制，批判民智未开论
针对中国人“缺乏共和知识程度”的谬论，孙中山通过比喻予以批驳：“今使有见幼童将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曰：‘此童子不识字，不要使之入塾读书也’，又通理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故今日中国之当共和，犹幼童之当入塾读书也。”［6］155-156民主政治并非上天先赋，要靠全体国民共同创造，在共同创造的过程中学习、使用和共享。他明确指出：“君主立宪制不合用于中国。”［7］282
3.抨击军阀暴政，倡导“人民独裁”
他在分析民国以来军阀暴政原因时指出：“八年来之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步，实因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6］423什么是“地底陈土”？武人、官僚、政客是也。“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方能使“国基巩固”。［6］157在论及苏俄政体时，孙中山指出：“近来苏俄新发明了一种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得多。”［6］722
4.指出西方政体之不足，独创“五权分立”之政体
孙中山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民主政体，他敏锐发现西方政体并不完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行，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6］707。“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6］764，以防“少数人所得而私”。为了使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提出，人民不但要有选举权，而且要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为了弥补西方“三权分立”的不足，他发掘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创造了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政体。对此，孙中山颇为自豪地说过：“五权分立”，“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5］81
5.改“官治”为“民治”，倡导平等与自由
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8］693。而行政权力的主体是君主专制国家的从上到下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换言之，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一个官吏主宰的社会，官吏掌握的行政权力覆盖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此即孙中山所说“官治”。如何“移官治为民治”［9］924？孙中山主张实行普选制、政党政治和权能区分，力主“地方自治”。实行“民治”，其前提条件必须是人人平等和自由。他说：“四万万人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9］319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权。”［10］124一方面，平等、自由有赖于民主制度的保障；另一方面，平等、自由又巩固了民主制度，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更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他不仅描绘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蓝图，而且身体力行，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呕心沥血，终生奋斗，切实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1.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孙中山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呼吁改革遭到拒绝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首先，在组织上先后成立了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以领导革命。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这一革命组织。1905年，他又将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中国同盟会，确立了同盟会的纲领，创立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其次，在政治思想上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论战。孙中山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只有推翻清政府，“兴民权，改民主”，中国才有出路。他认为改良派维护君主政体，反对共和，实为“中国之罪人”。通过论战，革命派取得了思想上的领导权，从而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最后，在军事上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于1906年发动了江西省萍乡县和湖南省浏阳县、醴陵县一带的农民和矿工起义，起义队伍发展至3万人。1907-19，同盟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接连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19，还在安徽、浙江发动了起义。194月，孙中山又发动了震动全国的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流血奋斗的精神，坚定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意志。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改元建历、剪辫易服、保障人权、解放贱民、废除刑讯等37项法令，并在各地得到程度不同的推行。黄炎培在《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中回忆说：“辛亥以后，（1）很少见口头上、书面上被称或称人‘大老爷’、‘老爷’、‘少爷’；（2）‘磕头’、‘三跪九叩’、‘打请安’都没有了；（3）男子一律剪辫子，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4）鸦片一时没有消灭，但较辛亥以前渐减。”［11］68
孙中山在南京还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辛亥革命的一大政治成果。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颁布了具有革命性、民主性的《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从此，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迈出了艰难的步伐。
2.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残酷压制民主势力，建立独裁统治。他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以流氓手段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总统。袁世凯当选总统后，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195月，他废除《临时约法》，公布反动的《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并把总统的权力扩大至无限，实行专制独裁统治。1912月，袁世凯经过“筹安会”的所谓“公民请愿团”活动，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孙中山的愤怒和反抗。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195月9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解散国会，公然破毁我神圣庄严之《约法》，诸民权制度，随以俱尽”，表示“决以一身奋斗，报我国家，乃遂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最严格之约束，将尽扫政治上、社会上之恶毒瑕秽，而后复纳之约宪之治”，号召人们“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5］100-103在孙中山的推动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稍后，黎元洪恢复了《临时约法》和国会。
19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党人和军界人士开会，严正声讨复辟势力。后来，孙中山又掀起了护法运动。
历史证明，孙中山反对军阀独裁统治，捍卫民主政体的行动是坚决的、一以贯之的。
3.直接促发国民革命，将民权置于法律、宪法之上
代初，孙中山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发动了旨在“扫除”建立独立富强的现代化国家“障碍”的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耕者有其田”成为国民革命的最强音。这是一场空前的社会运动，自由、平等、民权已经深入到农民心中，成为一种“最时髦”、运用“最广泛”的学说，甚至路上碰见不肯让路的地主，农民都会愤然喝道：“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么？”［12］172正如有专家所说：“新三民主义的普及促发了大革命，在几千年封闭落后的中国农村中普及与宣传了现代化理想与具体目标，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在相当程度上奠定了社会基础。”［13］
4.甘当“公仆总统”，图谋民生幸福
孙中山当选总统后，从不把自己看作是高人一等的大人物，始终以“人民的公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总统府举行的就职典礼上庄严宣誓：“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就职典礼结束后，孙中山不顾冬夜寒风凛冽，亲自送各省代表至大堂外，大家几次劝他留步，他盛情地对各省代表们说：“民国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主人的代表，我应送至阶下。”在封建专制制度刚被推翻，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的第一天，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破天荒地提出了“总统是人民的公仆”这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至理名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壮举，它开创了革命领袖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新纪元。
孙中山还身体力行“人民的公仆”。一次，孙中山身穿便服到临时参议院参加会议，被门卫拦住了。门卫不认识他，对他说：“你知道吗？今天大总统要来！”孙中山和蔼地对门卫说：“大总统不过是众百姓的一个公仆，他是人，我也是人，进去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呢？”门卫仍然不让进去，孙中山先生在无奈之下拿出自己的名片。门卫看后，慌忙赔罪。孙中山先生和蔼地说道：“你不要怕，我不会责备你，只要你晓得，总统和百姓都是一律平等的道理就行了。”当时，有很多人都想亲眼见一下这位“公仆总理”。扬州有一位肖姓老人，专程来南京探望总统。当他见到孙中山先生时，急忙行三跪九叩之礼。见此情形，孙中山立刻上前将老人扶起，请老人落座，并对老人说：“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扬州老人点头称赞，并问：“如总统去职呢？”孙中山先生朗然答道：“总统离职以后，又回到人民队伍，和老百姓一样。”
三、深刻影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功绩
孙中山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在这些深刻影响中，以下两点尤为突出：
第一，批判和废除封建专制主义，使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孙中山对专制主义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他尖锐指出：“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5］82，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制不是爱国，而是“祸国”。他以西方进化论为武器，论证民主取代专制，乃时代之大势，不可逆转之大潮。他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政治制度的变革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即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第五条）自此之后，虽然有袁世凯公然恢复君主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拥溥仪复辟；段祺瑞假共和、真专制，但由于民主观念的普及，全国人民集合在孙中山张扬的民主旗帜下，与袁世凯、张勋、段祺瑞之流展开坚决的斗争，一切倒行逆施无不以失败告终。袁世凯宣布帝制后，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组织“护国军”，全国人民反袁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内外交困之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在绝望中死去。张勋复辟丑行上演了仅仅12天，就在一片唾骂声中草草收场，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政治上，这个“大势”就是民主化的历史必然趋势。
第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借鉴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开启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传统影响极为深厚的国家。从夏朝始，中国就走上了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道路。夏商西周春秋时期，中国实行的是宗法等级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战国秦汉以后，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梁启超在论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时曾有愤青之语：中国万事不进，而惟有专制政治进焉！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相比，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显然落后了，并且导致了宋元明清时期发展的迟滞与近代的落后挨打。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成为救亡图存的首要前提。为此，孙中山远涉重洋，系统考察欧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主张将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要从最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7］282。在通过反复比较后，他将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制约体制引入中国政治架构。但是，西方的三院制毕竟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为此，孙中山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适合中国国情、并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科举考试、监察言谏等制度精华，并加以现代性改造，从而开创了考试院、监察院与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相辅相承、有机统一、中西合璧的五院体制。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政治民主化、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态度是一贯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的旗帜，将自己领导的革命称之为民主革命。1937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的原则和目标，将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国”，就是同君主相对立的国家，即民主的国家。还制定了体现共和精神的《共同纲领》。1954年，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充分体现了民主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等著名论断。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监督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将孙中山开创的中国特色政治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历史是一条不断发展的长河。今天的历史是昨天历史的发展，也是未来历史的起点。在这一连续发展的长河中，后人总是在不断地超越前人，这种超越当然是建立在对前人历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2］522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总结孙中山政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其政治现代化方案与实践的成败得失，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势与现代化视角重新审视孙中山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性贡献，可以更好、更快地推进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篇13：中国哲学论文
摘要：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华传统修身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为人修身的文化，是一种适应社会、适应历史发展的道理。中华传统修身文化具有浓厚的哲学基础，修身文化源于哲学，同时，哲学的发展又对修身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关键词：中华传统修身文化；哲学渊源；探究
人类文化的产生伴随着人类演化过程的信息传递，天地万物的讯息产生并融汇渗透就形成了文化，而文化是独以精神文明为导向的融汇和渗透。从词源来看，“文化”一词本意为耕种、养育、培育、发展和尊重。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①《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化为变化、变易、造化”。文化从本义来看是指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和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传承演化进程中形成的反映中华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简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通过不同的中华民族文化表现形态来呈现的各种民族风俗、文明和精神的总称。
一、修身文化内涵探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开端就以儒家学术为奠基，形成了一整套的关于对人、对社会的认识，以及对社会行为规范的追求，――即“仁义礼智信”等，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步以此为基础发展为一整套趋于完善的传统文化体系。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一种对每个人都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就是修身文化。修身文化是将为人修身的文化，是一种适应社会、适应历史发展的道理，它以“人性之善也”(《孟子告子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思想为出发点，以“圣人之德”(《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古圣先贤”(《红楼梦》)为个人修身目标，展现了内涵丰富的修身文化体系。中国修身文化起源于人的原始体验，是以人生实践为起点的，进而发展和演化为一种专门之学。
二、修身文化的哲学渊源
中国哲学以儒、释、道三家影响最为深远，尤其是儒家思想更是深深地铭刻于国人的精神“心底”。修身文化源于中国哲学儒学思想，更是受到儒学思想的深远影响。中国哲学从个人生命体的构成分析人和宇宙，认为一个生命体的诸多构成，与大宇宙息息相通于实存性的小宇宙之中――身体。②“敬身为大”(《礼记哀公问》)的“根身”文化经过历史淘洗和积淀，最终得出了“即身而道在”(《尚书引义》)的哲学抽象。“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章句上》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正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也是儒学的身体观。天人合一即为人道合一，天地为吾父母，民众为吾同胞，万物为吾朋友，寰宇之一切无不与我相关，一切道德活动都是个体应当承受和实现的义务。“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河南程氏遗书》)，人与天是体承一道，合二为一的整体。对于修身来讲，只有超越了个体小我，行仁义，尽人道，才能合乎天道，入圣域。所以，“至善”一旦落实到了“敬身”，对身体的至高膜拜就生命化了、宇宙化了、哲学化了，“不亏其体，不辱其身”(《礼记祭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诗大雅A民》)的格言，尊身、贵身、正身、守身、洁身、致身的信条，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修身提高到人生哲学的高度。中国哲学以修身为体道过程，以修身为通天理为途径，强调了修自身即为悟宇宙之道、即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见，中国哲学对修身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深远影响。与中国哲学不同，西方哲学在讨论天与人的关系时是将二者相分离的。在西方哲学看来，个体人是在与宇宙自然的搏斗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这就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意识。由于天人相分，西方哲学从此就衍生出一系列的二元并立――心物并立、人神并立、主客体并立、神人权并立、自然观与人生观并立，理性与非理性并立、事实与价值并立、自由与必然并立等等。正是基于这种观点，西方哲学就要分别研究自然本体和人的认识。西方哲学更多的关注是理想世界里的现实人。什么是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等。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的本质概括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修身”即为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自我改造”，即通过个人实践来改变自我，使个人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更能适应客观世界。通过中西哲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修身具有浓厚的哲学基础，修身文化源于哲学，甚至我们可以说：修身文化是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之，哲学的发展又对修身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修身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哲学的浑厚历史积淀为修身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牢固根基的作用。而且，中国哲学中修身文化自始至终突出和强调实践之行，即“礼，履也”(《说文解字》)，这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本质是在生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内涵相溶互通。所以说，修身文化源于哲学，而且修身文化又纵横于中外哲学和古今哲学。
注释：
①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6.
②康怀远.中国修身文化的和谐意蕴与当代教育价值[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5):86.
作者：吴春岩 单位：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
篇1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1000字
在这本书读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起错了，它应该叫做《中国文化史》。因为
一、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就是这些圣人的经典著作，这是中国文化五千年来的精髓所在，这是中国人的血脉和骨骼，中国几千年来在此酝酿，这里有中国人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大智慧。
二、在第二章中讲到中国的艺术和诗歌时，作者提出“儒家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中国的艺术大师们大都以自然为主题”，可见，文中在提到儒家的发展过程时也是在讲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另外，在第三章中介绍的‘周朝前期官、师不分的制度解体后’，各门学术原来的官方代表人物流落在普通庶人之中，他们就以私人身份靠他们的专门材能或技艺为生，这样各种文化和艺术就在民间流传开来。此类例证在文章后面还有很多。三、此书全面介绍了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重大的哲人和各家思想，这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史的人很有帮助。所以笔者大胆地认为此书的名字还可以换成《中国文化史》。以下是笔者在读此书过程中的几点感悟: 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是智者。他们固然有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但是他们在信仰上跨越了宗教，去追求哲学层面上超道德价值。
在第二章中讲到中国的艺术和诗歌时，我同时想到了高中时语文老师总是提到的中国人最大的特点之一:含蓄。中国人在说话时讲究含蓄，你问一个人“吃饭了没?”，他宁愿饿着肚子也会回答“吃了”;中国人在做事时讲究含蓄，当一个小伙子喜欢一个姑娘时，他宁愿天天饱受相思之苦，也不会对人家姑娘表白，最后当这个小伙子追到这个姑娘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姑娘也喜欢他，也暗恋了他很久;同样，中国人在进行艺术创作和写作时也讲究含蓄，我们在欣赏诗歌和一切文学作品时，总是觉得一览无余的东西不值得驻足，但是赋予含蓄意味，
耐人寻味的东西总想停下来细细体会一番。这里面有一丝中庸之道，这也是中国哲学的奥妙。 从学中国近现代史一开始，我也很痛恨那些侵略过中国的国家，但是我也和文中作者一样承认侵略带给我们的进步，甚至感谢他们的侵略，早一点的侵略就早一点的进步。若是侵略再晚几十年，中国现在会成为另一个非洲么?中国在现代化中迈出的第一步是在外国侵略者的鞭策中进行的，我们若想逃离鞭策就要跑的快些，再快些„„中国已然在跑，而且越跑越快，我们现在跑在世界的前列，进行着自主的现代化。 老子所说的‘知命’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到的世界存在的必然性是同出一辙的。我们有的命运不能改变，例如:出身、相貌、生存的文化环境„„但是很多命运我们是可以改变的，在电视剧《奋斗》当中，那群年轻人的起跑点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应该知命和学会“不知命”。 儒家和道家关于圣王到底该不该为的争论，笔者斗胆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为的多不多，而是人的本性所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社会混乱，出现偷盗，是因为人的私欲。战乱，大多数是人有占有欲。但社会的主流还是宣扬人性善的方面，社会道德的约束让人的善压制了人的恶。所以在今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时才有人数百万千万的捐款，让人们体会到了这个社会的善。这些人已经从自我上升到了大我的境界。
文中在提到农业这个话题是，我再一次的感到气愤，请细想一下，从春秋战国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农民真的有翻身吗?古代提出的“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只是利用，利用农民的体力创造财富和战斗力，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今天国家实行各种改革，提出“三农”政策，只是在改善、改善„„有多少农民住着洋房，开着轿车?有多少农民不会为了看病发愁?有几个人愿意去当农民，而不是做商人?我觉得中国的农民数千年来一直在默默地哀怨，但是害怕失去更多，他们只好默默劳作。 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在读到神秀对禅宗教义的偈时，我们这些凡人只能暂且的心领神会，若让我们把其中含义描述出来，确实是困难。但是我们为人处世就应该善用这个道理。在大学期间，我们应该学会接受，不要总是抱怨，一切事情皆有因果，你考试不及格，一定是你学习分外的事;你同学丢了某样东西总是喋喋不休，以至于你会产生一种愧疚感，反正我经常会如此，但是那是他(她)的原因，不要与自己牵连在一起;当感觉自己大学四年白白浪费时，不要怨天尤人，如果不是自己不努力，何至如此。读完全书，虽然已令人筋疲力尽，无力亦无胆去研读下一本有关哲学的著作，但一本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文化史足以让人大开眼界。
篇1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1000字
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无从回避的重要人物，冯友兰先生一生于哲学上的研究不可不谓之一波三折。且不论其晚年在经历了____的十年浩劫而所留下的种种饱受争议乃至批判的篇章，单就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任何一位有志于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思想文化的发展的青年，都应当去拜读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一二。李慎之先生亦曾言：“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冯友兰先生曾经书写一副对联以叙生平，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则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贞元之际”所著的六本书。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哲学简史》成书于“贞元六书”之后，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儒学”体系已经完成，而又在冯先生经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迫害之前，可以说是其一生哲学研究成就的巅峰时期。因而《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冯友兰先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
《中国哲学简史》原译名《中国哲学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是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时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出版，先后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译本，并且迅速成为各大学中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是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重要途径。直到20世纪80年代，本书才由冯友兰先生的学生涂又光第一次根据
英文本译成中文出版。应该说，这本书既是了解中国哲学、进入中国文化的地图，也是触摸冯友兰先生哲学体系的一条捷径。
哲学观和哲学史观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册上，是没有“哲学”二字的。既然要作“哲学史”，自然需要首先明确什么是“哲学”，然后才有“哲学史”。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回答说：“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冯先生亦曾言“今欲求中国哲学史, 其主要工作之一, 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 将其可以西洋哲学名之者, 选出而叙述之”。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走的是以西释中的道路，即以西方哲学为框架——知识论，认识论和宇宙论——叙述中国哲学史。
然而从全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冯友兰和撰写《中国哲学史》二册时的认知已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对儒道释法等百家的阐叙更多的是从基于中国文化的氛围，亦即“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一核心命题展开的，而放弃了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所沿用的“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强硬划分。
出于这种以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为基础的哲学史观， 冯友兰在对先秦道家的发展进行概括时比《中国哲学史》显得更进一步，
明确的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隐者”阶段的杨朱，以“避”为其核心;以老子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尝试揭示宇宙事物变化的规律;再到以庄子为代表的第三阶段，“宇宙为我，我亦宇宙”。
中国哲学的精神与问题
对于什么是中国哲学和核心观念，冯友兰先生在第一章提出了以下的看法：
专就中国哲学中主要传统说，我们若了解它，我们不能说它是入世的，固然也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它既入世而又出世。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小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 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反命题都被取消了。它们还在那里，但是已经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合命题的整体。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
以冯友兰的观点来看，中国哲学中一直是两种传统所并行的，即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态度。正是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探寻一种平衡，完善了中国人和精神内核：
“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一些;因为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是也互相补充。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于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从这个关于中国哲学精神核心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此时的冯友兰已经完成了他本人新儒学思想的构建。表面上看，这个表述是基于贯穿中国思想史历程的儒道两家的互补作出的综合评价，然而冯友兰随后提到。
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小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
这里提到的宋代的新儒家，恰恰是冯友兰自身“新理学”体系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于“入世”和“出世”和平和与统一的追求，既是中国哲学精神的核心，更是冯友兰先生在将程朱理学继承改造之后对于儒家传统所强调的“内圣外王”终极追求的演进。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简史》对于中国哲学的认知和表达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同情之了解”(陈寅恪审查《中国哲学史》时所作的评价)，而是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融于其自身“新理学”的体系中后作出的风格更趋统一的再现。
人生的境界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中国哲学在当代世界”中，冯友兰先生提到了他对人生境界的经典论述：
我在《新原人》一书中曾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是我的说法。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概括的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对于人生境界的划分来自于“觉解”。“觉”就是自觉，“解”则是了解。这种自觉的了解首先是知识的。在这里，哲学的三条主线——即认识论、知识论和宇宙论被统一到了一种自我了解和反思的层次中去，这恰恰和开篇第一章中所提出的核心哲学观相对应，即“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中国哲学的作用或任务就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冯先生看来人的精神境界有四个层次，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
暇思一二
读完《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仿佛在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思想海洋中畅游了一番。耳边时时回荡着先哲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与表述，或睿智机辩，或大巧不工，无不展示了在漫漫时间长河中中国人的思考与追求，引人遐思。
陈寅恪先生在审查《中国哲学史》两卷时曾言，“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对于著史之人来说如此，对于读史之人又何尝不是?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固然是中国哲学史著中的精品，然而若不能知人论世，上溯冯先生执笔之时的精神面貌，便信以史书为史实，而全然不知作者于其中灌注的精神和风骨，岂不谬哉? 又，冯友兰先生是有风骨的，他在《新原人》自序中写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
然而先生如此大才，历经____坎坷之后所著之《中国哲学史新编》，自称是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竟而将一部中国千年思想史变成了一部阶级斗争史，将一部皇皇巨著弄得满目疮痍，岂不可叹!
★ 马克思论文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论文（整理15篇）】相关文章：
学术研讨会闭幕词20222023-02-26
人生的境界教学设计2023-12-06
格物致知道法自然优秀演讲稿2023-08-20
识美崇俭以养德论文2022-12-18
王珏的颁奖词2023-08-08
陈寅恪材料作文范文2022-05-06
谈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2022-07-09
有关陈寅恪的作文材料2023-09-26
人生寓言(节选)(教师中心稿)2023-05-18
《短信人生》说课稿2023-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