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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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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

篇1：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

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

人文精神,是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形而上的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人文蕴含,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理论就表现出鲜明的`人文意识,其宗旨是建立在对人的生命关怀的基础上.它以“仁”学作为思想基础,在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和政治统治各个层面得以充分体现.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需更加关注对人心性的终极关怀,“以人为本”,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创造中国现代化的人文环境.

作者：高平盖志平Gao Ping Ge Zhiping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工程学院,山西,太原,030013 刊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 年，卷(期)： 18(10) 分类号：G0 关键词：人文精神传统文化人本意识

篇2：人文精神:外化与失落及其启示

人文精神:外化与失落及其启示

人文精神是停留于心灵还是外化于生活实践?我主张后者.人文精神可以外化,也必须外化,否则它将与空想、虚幻以及许多宗教呓语无异,而对人生和社会没有多少价值和意义.

作者：鲁鹏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100 刊名：理论学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JOURNAL 年，卷(期)： “”(5) 分类号：B82-061 关键词：

篇3：人文精神

关于人文精神

叶水涛

语文教学总是离不开人文精神的话题。何谓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大体关注的是人的生存意义或价值，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性质的终极关怀、所谓“终极”，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当下的过程，它指向更根本的终极性目的；二是相对于现实的世界，它指向于彼岸的世界。关怀终极，有助于人们超越对眼前物质利益的追求。然而，中小学语文教育倘若以一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所谓“看穿”的理念去导向，似乎容易把精神的东西当成麻醉品，使人忘却实际需要和实际困难。

语文教学中人文精神的解读，似要注意不只停留于对精神“洁癖”的歌颂，而要有知人论世现实性的解读。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诚然高傲，“采菊东篱下”确乎超然，但是他也有辛勤劳作和“草盛豆苗稀”的感叹，而非一味静穆而逍遥。李白确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率性随意，但也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功名自许，至于“云想衣裳花想容”之类赞美杨玉环的艳诗便是奉命之作的谀词。真实的李白如何定义？

许多人正在热心倡导“真语文”，大概意指有许多是假语文：然后，似乎从来没谁提倡过假语文，也没有人承认自己所为是“假语文”。语文教学中的“假大空”不是没有人发现，也不是没有人去致力纠正，何以屡禁不止，乃至泛滥成灾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假作真时真亦假”，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关联社会语言的生态环境，语文工作者有心打造语文教学的一片“净土”，精神之高贵，用心之良苦，大概也是一种人文的精神。然“�i�i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理论上的“真”易求，事实上的'“真”难得。或日，“明知天下事不可而为之”，正体现语文教育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既然有对现实超越的属性，自然便带有某种宗教信仰的色彩。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文主义恰恰是在批判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中形成的，肯定的正是现实人生的意义，提倡真实地面对人生。

现实的利益，物质的追求，功利的色彩，感官的满足，正是这卑劣的物欲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正唯如此，如果把人文精神搞成“精神万能”或“普遍价值规范”，成为评价思想文化与学术道德的“唯一尺度”，那么，所谓人文精神也就放大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很可能滑向思想专制。“讨厌和尚，恨及袈裟”，“人文精神”之所以让人误以为“假大空”，是因为在语文教学中确有许多脱离实际语境和语言应用，大谈什么“精神”“思想”的自作多情、无病呻吟的抒情和议论。

看来，语文教育中的人文精神面对两个关键问题：多元化和现世性。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坚持人生精神价值的追求，既不能混同于宗教或意识形态，也不能完全排斥和否定宗教与意识形态对安抚人心、统一认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同样道理，倡导人文精神也不应反对物质价值的追求和实现。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进行划界，根据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他认为，现代化是工具理性化的过程，因此，必然导致同价值理性白勺冲突。对此，与韦伯同时的德国著名哲学家文德尔班就表示不同的观点，认为所谓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都是虚构的概念。我国前辈哲学家金岳霖等也认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可以互相包容。如果承认人文精神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的实现，指的是人身心的全面发展，那么，没有科学理性的人文精神就只能残缺不全。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精神自然应包含科学理性，关怀的着眼点不仅仅是“终极”，而且应该是“现实”，是“入世”的而不是“彼岸”的，语文的认识应该是真实的，情感应该是真切的，语文更应该是善良的和美好的，是谓人文精神。

篇4：人文精神与当代教育的论文

人文精神与当代教育的论文

《师道》是一本我出来工作后喜爱阅读的杂志，因为与自己的工作息息相关，先行者在教育实践中遇到的困惑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使我获益良多，对自己的专业成长有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然而，我在第7、8期合刊上读到曹中原先生的《教育杂感两则》中“关于‘教育本质’的狂思乱想”一文，有一些想法和曹先生颇有出入。想法一旦产生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我想就自己的想法向曹先生请教。

创世伊始，人问上帝：“人跑不过马、兔子，力气不如大象、牛，上树摘果不如猴子，捕食不如老虎、狮子，我该如何办？”上帝回答：“人有大脑，可以思考，可以弥补不足。”曹中原从这个寓言故事中得出“人的特长是智慧，而人的智慧要通过教育得来，易言之，教育的本质是启迪人的智慧，增长人的智慧”的结论，我是同意的。

正如鲁迅所言：“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要反抗他，扑灭他。”生存、温饱、发展的技能不会生而有之，都必须依靠教育，所以教育必须承担起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作者从中国两千年的教育史是“伦理道德”教育史、“诗词歌赋”教育史，而西方从16、17世纪起就抓住了科学和技术，特别是抓住了“实用科学”和“实用技术”的对比中，看到西方人畅游在“声、光、电、色”中时，中国仍然抱住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不放，这才导致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直落后和挨打的屈辱史。有鉴于此，作者开出了药方：要使教育真正成为“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第一凭据”，最根本的途径是把最新的“实用科学”和“实用技术”作为我们教育的内容。这是增长人的智慧的一条有效途径。

其实，曹先生所提出的问题，在上个世纪的初期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才不遗余力地猛烈抨击封建传统文化，要求打到“孔家店”，甚至提出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他们一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对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无情揭露，一面向西方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希望由此开启民智，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之路。胡适阐扬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陈独秀推崇的欧洲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及功利主义都反映了这种倾向。

我们稍加注意，便发现五四一代人开出的药方不单是科学还有民主。曹先生仅仅把实用科学和实用技术作为有效的根本途径不免有失偏颇了。可能曹先生有鉴于我们的学生应试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巨大落差，也有感于我国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的就业困难情况，但这样未免矫枉过正。我们知道，教育有帮助个体谋生和促进个体发展的双重功能。教育的个体谋生功能着眼于社会生产和生活对人的知识技能的要求，是成“才”的教育；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着眼于主体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促进人身心和谐完善的发展，是成“人”的教育。成“才”是成“人”的必要环节，同时，成“人”必须通过成“才”表现出来，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成“人”，使受教育主体成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完善的人格魅力的大写的“人”，不是我们之前的草民、顺民、流民、市民，而是民主和法制社会里的公民。

因此，教育应有适应和超越两个层次之分。适应，即指教育对现实社会当前需要的符合性，是教育基于对现实社会当前的肯定关系，也可以理解为教育对现实社会的当前需要的支持和需要；但是，教育必须超越现阶段的现实需要，即超越。超越是基于现实社会当前的发展趋势或可能，在体现现实社会未来发展要求，满足现实社会未来需要方面所具有的努力状态。如果象曹先生一样一味推崇实用科学和实用技术，要求计算机技术的学习，忽视德育、美育等方面的教育，那么教育就只有适应没有超越，容易导致教育的短视，降低对未来发展的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必然缺乏对未来发展挑战的充分准备，也难以赋予现实向未来发展的有力导向和巨大的内在发展潜能。

纵观中国当代的教育，在高呼素质教育的口号下大行应试教育之实，学校的教学也是跟着高考的指挥棒乱转。但是这也是学校的无奈之举，在升学率的压力之下大势所趋，开展课外活动有时反而引来家长的怨言。所以学生单纯从课本习得的显性知识和应试能力与外国学生相比优势明显，一旦涉及到创新、独立思考和判断、沟通合作、自控能力等隐性知识时却有天渊之别。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这是很难改变的事实。可是我们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却可以戴着脚镣跳舞，着手培养学生的隐性方面的知识，新课程的推行目的也是在此，虽然我们的.新课程的实行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但至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

那么，具体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做呢？一方面，我们要重视谋生技能的培养，使学生能满足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另一方面，我们在重视功利性教育的同时不能断裂人文精神的教育，不能忽视和冷落人文精神，而要引导人们在追求功利的同时，赋予功利追求以重要的人文价值导向，提升人和社会的精神境界。

当然，我们不能把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望文生义地同今天提倡的“人文精神”混淆。当代的人文精神不是伦理道德诗词歌赋，而是人类对自己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心，包括对人的价值的至高信仰，对人类处境的无限关切，对开放、民主、自由等准则的不懈追求，并凝结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否则，就会象同期刊登的肖川的“对教师的期待”一文里引用的校长的信说的那样：毒气室是由有学识的工程师建造，孩子被受过教育的医生毒死，婴儿被训练有素的护士谋杀，妇女和孩童被受过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毕业生射杀（见P98）。对此，校长的请求是：永远不要用你们的辛勤劳动，去栽培孕育出学识渊博的怪兽，身怀绝技的疯子，或者是受过教育的纳粹，而是帮助学生做一个有人性的人。

我觉得着才应该是教育的本质。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认为“过于空洞，过于理论，过于深奥的东西，对于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发展，究竟有大多的用处？（曹先生语）”而将其取消，培根也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神，物理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每一个学科都有其特点和作用，我们面对教育时，不能用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去衡量教育效果，否则离教育的本质远矣。

篇5：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散文

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散文

《恐慌》：面对侵凌的沉重思考

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不仅反映了一个作家对所面临的世界与存在的态度和感知，同时也决定着其作品艺术表现上的广度与深度。现代派代表作家之一的开高健，通过虚实交错的笔触，采用夸张、讽喻的方式，尝试以存在主义编织情节，甚至加入神秘、神奇和古怪诡异的内容，以图描绘和反映日本当下社会现状的一些困惑和反思，把一个枯燥的题材描绘成生动曲折、耐人寻味的故事。他的小说同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多有相通之处，也同样不在生活的表面现象徘徊，而是直击生活的痛处，跃出存在主义所突现的主题：“自我”的困惑、异化、生存困境，等等。作家走入人物心灵的纯洁与稚嫩的内心深处，刻画了他们与外部生存环境的疏离，人生的焦虑和困境，在强大势力面前的惶惑不安和束手无策；行文常带幽默、嘲讽的语调，表现对现实世界、现代文明的强烈批判。当权者的虚伪奸诈，残酷无情；势利小人的庸俗和堕落；小人物的富有生命力，都成为他小说中人物的特点。作者同时也展现了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浮世喧嚣中被日常的琐碎事务掩饰住的深刻的人生哲理蕴涵，在富有戏剧性和热烈真诚感情的故事里，表达了对时代的清醒思考。

他的《恐慌》（1957）就是一个典型的文本，兼具现实性和理想主义色彩并带有寓意性的讽刺。小说里几乎没有女性角色，也不见爱情、凶杀，但是却与当下社会现象有效对应，同时又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处处可见一个具体可感的官场现实。作者以非理性主义和文学本体论为基础，采用一个全新的视角观察社会。表现弱势群体无力把握自己，充斥着无助感，但来自社会与他们自身的压力，使他们始终无法摆脱所在世界的荒谬。

《恐慌》的主题、文笔和意境有这方面强烈的痕迹。小镇经群鼠蹂躏后，万余人的粮食与生活面临严重威胁。面对触目惊心的鼠疫，人性的不同侧面逐渐显露。县政府职员俊一对灭鼠提出切合实际又有独到见解的建议，同时又揭露县政府要员营私舞弊劣迹。强势难缠的上级官员却借机弄权渎职，打击在重重羁绊下凭智力和信念完成职责的俊介。由于县政府官民生存环境的严重错位，成群结队的老鼠吃完了市郊的庄稼后，纷纷拥向市镇的排水管，然后浩浩荡荡、肆无忌惮地侵入粮仓，顷刻间粮仓被洗劫一空，之后再向民房大肆挺进。人们无不被作品中弥漫着的浓重的梦魇气息震撼，但与有形的瘟疫相比，无形的官场渎职更加肆虐人间，细细钩沉大灾当前卑微生命内心深处约颤栗悸动。这篇小说的主框架及脉络，显然带有不少加缪的《鼠疫》的色彩，但未停留在表面的肤浅模仿，而是结合日本社会现实的非理性来追求对生活的理性认识。

《皇帝的新装》、《日本低级歌剧》：人格的异化

高度的幽默是喜剧的灵魂，然而幽默的.本质不是表层的笑料和浅俗的噱头，而是作品背后的文化传统与主导思想。开高健在他获第38届芥川奖的《皇帝的新装》（1957）写的是，一个画商的儿子受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启发，画了一张日本武士赤身裸体挽髻别刀图。儿子的老师悄悄把这张画带到画商捐资主办的画展交评委会审查，审查委员对此画贬抑备至。当他们了解到原来是画商儿子所画，都从尴尬与窘迫中相继溜去，老师在旁捧腹大笑不止。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也清楚皇帝的新装是个谎言，但结束这一丑态却需要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个说出真相的孩子是实践者。评委们的内心感情与外在表现的悖离，说明他们生怕稍有不慎授人以柄，肯定与支持从来都是被安置在利益和实力之后的。这样的思维逻辑产生于病态社会造成的人格分裂与异化，是让成年人笑着落泪的都市童话。而老师的笑似可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在隐喻中自嘲一刻的会心一笑，一种是在评委的缺陷、失误里找到优越感的哈哈大笑。

长篇小说《日本低级歌剧》（1959）、《鲁宾逊的后裔》（1960），和他所有作品一样都在表达同一个主题——被剥夺者的孤独与绝望，底层人群的生活图景。在描述市井众生相时，不是冷眼旁观，不是揶揄讽刺，在充分利用基本生活元素的基础上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表现小人物狭隘的浅层表象，而是还原生活的真实，用蘸满人道主义的笔触，描写他们在战后初期的凄苦生活，揭示存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生活中的主流问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荒凉与贫困。小说人物从出现伊始就充满了荒谬，与故事发展密切相关的细节节奏奇快，用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日本低级歌剧》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结构的起承转合，而是以一种带有某些存在主义形式风格和反讽的文字游戏，解释当代物欲社会中的荒诞生活。《鲁宾逊的后裔》是一篇弥漫严肃理性思考的写实性作品，它以北海道移民在战后初期的艰难时世，对承受着战争浩劫的老百姓表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注。困顿的物质生存中有人性的珍贵、弱者的悲悯和自尊，这才是市民作家应该关注的重心。

《夏天的阴翳》（1971）讲的是经历了繁华与沧桑、追寻与失落的交替，摆脱飘零，失去激情的男女主人公，后在西欧某国首都重逢，两颗一直漂泊的心又顿时找回了久违的爱的感觉。两人远离尘嚣，离群索居，对社会失去信念，不再相信个人改造社会的神话，对社会失去信念，完全躲进个人隐秘的私人世界，感受到那份喧嚣城市久违的淡泊了宁静。彻底的绝望和虚无，折射出当下日本一种普遍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状态。这一方面说明安全感的匮乏，同时也说明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于是，依赖虚拟生存并忽视现实存在。文艺评论家小田切秀雄认为，这篇小说“反映了日本青年男女在经济高速度发展形势下的精神空虚和绝望”。男女主人公似欲终老远离尘嚣的林泉溪壑，表达自已独特的感受和捕捉生命微妙的体会，主动追求一种与社会疏离的生活。两个中产阶级中年男女的情爱故事显得老套，刻画的是对现代社会的自我隔绝。

篇6：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代价巨大的社会实验，中国人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过去，倒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就是说，为了走向未来，需要的不是同过去的一切彻底绝裂，甚至将过去彻底砸烂；而应该妥善地利用过去，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未来大厦。如果眼高于顶，只愿在白纸上描绘未来，那么，所走向的绝不会是真正的未来，而只能是过去的某些最糟糕的角落。

这里所要讨论的“过去”，当然不是纯时间的范畴。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过去主要指的是传统，即那个在已往的历史中形成的、铸造了过去、诞生了现在、孕育着未来的民族精神及其表现。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于是在许多著作中、文章中、报告中乃至政策性的文件中，常常看到“文化传统”、“传统文化”的字样。惹人麻烦的是，这些概念，往往交叉使用，内容含糊；特别是当着那些著作等等向读者提出任务，要大家来批判、继承、发扬或弘扬传统的时候，更有无所适从、无可施技之感。因为，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并不一样；如果进而追究内容，则差别之大，几乎可以跟蜜蜂和蜂蜜的差别媲美。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全称大概是传统的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落脚在文化，对应于当代文化和外来文化而谓。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也就是通常所谓的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传统文化创成于本民族祖先，带有自己民族的色彩。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在传统文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

各传统文化在其各自发生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作用。及至事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阙，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礼失而之野；也有的生不逢辰，昙花一现，未老而先夭。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它们便都是传统文化。

凡是存在过的，都曾经是合理的；分别在于理之正逆。凡是存在过的，都有其影响；问题在于影响的大小。因此，对后人来说，就有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批判的任务，以明辨其时代风貌，以确认其历史地位，以受拒其余风遗响。在我国，所谓的发掘抢救、整理清厘、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等等那一套办法和方针，都是针对传统文化而言的；所有的吃人的礼教、东方的智慧等等一大摞贬褒不一的议论，也多是围绕着传统文化而发。对此大家耳熟能详，无待赘述。现在需要仔细讨论的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al tradition）,落脚在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不同，它不具有形的实体，不可抚摩，仿佛无所在；但它却无所不在，既在一切传统文化之中，也在一切现实文化之中，而且还在你我的灵魂之中。如愿套用一下古老的说法，可以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

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共同语言，从而也就有它们共同的意识和无意识，或者叫共同心理状态。民族的每个成员，正是在这种共同生活中诞生、成长，通过这种语言来认识世界、体验生活、形成意识、表达愿望的。因而，生活对于他们就是一片园地，语言对于他们便是一种工具，大凡在这种生活里不存在的现象和愿望，由这种生活导不出的方式和方法，为这种语言未曾表达过的意念，用这种语言无法道出来的思想，自不会形成为这一民族的共同心理；纵或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有时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作后盾。唯有那些为这一民族生活所孕育、所熟悉、所崇尚的心理，始能时刻得到鼓励和提倡，包括社会的推崇和个人的响往，而互相激荡，其道大行，成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这样，日积月累，暑往寒来，文化传统于是乎形成。

所以，一般说来，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范围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这里没有多少绝对意义，正象肉体超不出皮肤一样，个人意志超不出文化传统之外。但也正因如此，文化传统便成了一种无声的指令，凝聚的力量，集团的象征。没有文化传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能够如何得存在，一个社会能够如何不涣散，一个国家能够如何不崩解。

当然这并非说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因为时间在前进，生活在交替，经验在累积，知识在更新，传统中某些成份会变得无所可用而逐渐淡化以至衰亡；生活中某些新的因素会慢慢积淀、并经过筛选整合而成为传统的新成份。但是必须注意，文化传统的变化无论如何总是缓慢的、渐进的，不会发生一蹴而就的奇迹；虽在社会急剧变幻的革命时期也是如此。

当然这也并非说文化传统不会接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以变化自己的内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要存在，便可能有接触；只要有接触，便有交流；只要有交流，便有变化。但是，从接触到交流到变化，中间有着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大体说来，两种不同

文化（带着自己的文化传统）由于婚媾、交通、贸易、扩张、侵略等原因而接触而互播时，起先往往互相惊奇，彼此观望；尔后则互相攻讦，彼此拒斥；最后乃互相学习，彼此交流。而学习所取、交流所得，仍待经过自己文化传统这个“有机体”的咀嚼、消化和吸收，或者叫做整合，才会加入为传统的一个新成份，带来传统的变化。这时候，反观其与原型的同异，虽未必面目全非，常难免橘枳之感。这是历史和现实所已反复证明了并仍在证明着的。

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不同程度视生活的差异程度和发展阶段而定。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可以进行比较，但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因为每个传统对于自己民族来说，都是自如的，因而也是合适的；不同民族之间，并无一个绝对标准，所谓的人类标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传统吹嘘为人类的，强迫或诱使别人接受，是没有根据的，也难以奏效；除去证明他自己的无知或狂妄。民族内部某些成员鼓动大家效法外族传统，民族领袖规定人民遵循外族传统，都只能停留在宣传上或法令上，而难以深入人心；除非生活已经变化得有了接受的土壤。

就一个民族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说，当然可以自我评价，一分为三，剖分出哪些成份为优，哪些成份为劣，哪些不优不劣。但这种剖分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要借助于时代推出的新生活和新认识，以作为标准；否则，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既然形成而为传统，就有它的必要性。“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

历史上有所谓文化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时代，那是说文化传统发生了问题。究其原因，或由于强烈的政治震撼，或由于深刻的社会变革，或由于风靡的文化干扰。其来源，主要来自共同体的内部；外部的刺激有时也起很大作用。危机的消除，有待于传统的重振和重组，任何武力的、政法的、经济的、宗教的强制措施最终都是无效的。而所谓重振和重组，绝不是全面复旧，无视政治、社会、文化上的新局面；也不是作茧自缚，排拒一切驰入舶来的新东西。这时需要的是冷静分析，分析传统中哪些成份变得无理了，现实中哪些因素是合理的。抛弃不合理的，传统方不致一足落网而全身受缚；接受合理的，传统始得与现实相安于无事。这叫做

“一切合理的，都应该成为现实的。”（恩格斯）

是否有不受时代生活的局限、不被民族性格所约束的成份，存在于某个或某些文化传统之中呢？就是说，在文化传统中，有无超越历史超越民族的成份，非时代性非民族性的成份，或人类性的成份呢？应该承认，这种成份是有的。因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似。因而，不同的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传统，必然要有相同和相似的成份。这些成份，或适用于全人类，或适用于全历史，而成为民族传统中的超民族超历史者。这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超越的成份，正以其超越，而失去了个性，不能成为民族性格的标志、时代精神的象征。真正代表各民族文化传统的，恰恰是那些专属于该民族、使其得以同它民族区别开来的那些基本成份；真正代表时代面貌的，恰恰是那些为该时代所专有、使其得以同它时代区别开来的那些特殊成份。超越成份的存在，是不同民族能以相互理解的根据，不同时代得以前后传承的基因。但民族之间要想真正理解，必须去理解那些不易理解、为各民族精神所独具的基本成份。所谓民族文化交流，所谓民族互相学习，都是就这些成份而言。时代之间如需加以比较，如需相互区别，也是要抓住各自的特殊成份方有可能。

体与用

文化改革上有所谓体与用问题，曾经争个不亦乐乎。照我理解，所谓体，应该就是文化传统，就是某一民族之所以成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品格、精神；而所谓用，则是这个体的功能、作用、外在表现，就是某一民族之用以现其为某一民族的那些传统文化。当年严复强调的牛体不能有马用，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必先自己变幻为马体，然后始得用马之用，倒也又不尽然。因为用固赖体而现，无此体则无此用；但用既为外在表现，或既已表现在外，则人人得而见之，人人亦可得而法之，所谓“拿来”者是。牛固不能“有”马之用，牛却可以“用”马之用。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哲理上说，有，和是、存在同义，乃本体上的事；用，停在现象界。移花接木，甚至掐下花来插在头上，总是能办得到的。

但是如果由此又得出结论，认为一切拿来之用，都将如原封未动般地发挥其效用，却也又不尽然。因为，马用在这里终究是安在牛体上，牛体本身受用不受用，一来取决于用之为物，看它在原体上属于哪个层面：物质层面的，移用较易；制度层面的，移用较难，因为它要受体作相应的变化；精神层面的，移用更难，因为这往往触动受体的深层。二来取决于体之为物，要看此受体的开放性与承受力，以及它自身的发展阶段，它与授体的差异程度。

千言万语说到底，体是根本的决定力量，体是民族的魂。拿近代历史看，在日本，只能是和魂汉才或和魂洋才；在中国，只能是中体西用，把外来的东西中国化。和魂和中体，各自的发展阶段不一，开放性上亦有差异，故影响着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和深度；但必得以自己的体为体，一切外来之用方能有所安顿，这一点上，彼此又是共同的。否则，再美的用，也只是出墙的红杏，可嗅而不可及，海上的楼市，可望而不可登也。

人们有埋怨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如何封闭保守加落后的，也有吹嘘它怎样怎样悠久辉煌加美妙的。不管怎样说，埋怨它，也只好面对现实，无法另换一个体，至少因为这是民族的共同体。某一个人也许能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跳出三界外，彻底绝裂于传统；整个民族却无法做到。吹嘘它，也无力阻止它与时俱进，随世界浪涛激荡，抛弃需要抛弃的东西，吸纳应当吸纳的东西。由于无法另换一个体，所以西体中用说是不着边际的。由于体在与时俱进，所以中西互为体用说是没有意义的。

值得讨论的倒是用对体的反作用，特别是拿来之用对拿者之体的反作用，比如说，西用对中体的反作用。鲁迅当年强调开放时曾奚落保守份子道：人吃了牛肉，绝不会因之变为牛。他忘了补充一句：人常“用”牛肉，身“体”的确会壮实起来。西用之与中体，亦可作如是观；一切有益之用，对于受体，都应作如是观。谁都知道，飞机、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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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用，不仅方便了交往，而且也加快了生活节奏，开拓了眼界耳疆，改变了时空观念，冲垮了坞屏壁障。这些，已足以激起长期逗留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传统的不安，而不得不作因应变化；更不用说那些制度性的、观念性的拿来之物所施加于体要求于体的变化了。

但是，反作用也只不过是反作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者仍在体本身。这一点，前面已经反复说到了。

两个传统？

民族有上层人士与下层平民之别，社会有剥削阶级与劳动群众之分，国家有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之殊，于是，研究者们不免要琢磨：文化是否也有两套传统？

列宁有过两种民族文化的说法，说每个民族都有一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份，而占统治地位的则总是资产阶级文化。这是就文化而言的。就传统而言的，则有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或精英传统与民间传统的说法。

如果依此类推，还可以举出雅文化俗文化，政统道统，上帝的事凯撒的事等等提法。

所有这些分别确然是存在的。不注意它们将无从分析一个民族的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无法理清民族文化的绵延演进的历史过程，也无力规划未来文化的灿烂前景。这大概应无争议。但所有这些分别都还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全民族的，是民族之所以为该民族的气质、品格、精神、灵魂。它的成份可能很复杂，有土生土长的，有外部潜入的，有尘封蛛网的，有崭新?亮的；但它并不因此而支离破碎，七拼八凑。因为它是整全，它能整合，各种成份经过整合而彼此相安，彼此相需，形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统一体，一个独具特色的个性。

其土生土长的成份，就其显现而为文化看，在文明社会即存在着劳心劳力、统治被统治的社会里，常呈现出雅俗之分；并进而在衍化上各自承续，出现所谓的大小传统之别。但必须指出，这里所说的只是文化，只是传统文化；而不是传统，不是文化传统。就是说，这些分别只是民族精神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还不是其所以表现的那个民族精神。在民族精神方面，二者是共同的，一源的。这一点，从雅俗文化之间、大小传统之间川流不息的交换、渗透，乃至有意识地进行的采风观俗、化民成俗之类的行动之所以必须和能以成功的事实，足可以得到证明。

其外部潜入的成份，本是经过筛选了的；否则将潜而不能入，入而不能居。用以选择的大筛，便是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包括它的价值取向和时代感、开放性。合则留，不合则拒，是这里的铁则；象一切有机体对待外物的原则一样。既已选入或接纳以后，这些成份虽不免仍带有“客家”的风采，但已然是新的大家庭的一员，便不可能独立寒秋，自成一系，与居停主分庭抗礼，形成独自的传统；而只会是入乡随俗，舍己从人，化为受体的有机部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两个传统的事，也是不会发生的。

有人喜欢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新传统：反传统的传统。此说在此至少有这样两点需从理论上讨论的内容：五四后的中国文化有两个传统，以及，这个新传统是从外部传入的。

大家知道，五四时代有许许多多西洋新说蜂涌而来，其中不少说法和做法曾被广泛宣传，乃至付诸试验；宣传者试验者无疑曾是爱国的、赤诚的，很多还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但是真正被中国文化接受的，为人民大众信服的，却为数了了。个中原因，可以举出许多，而文化传统的筛选，或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外好多学者分析过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安家的根据，也有人探讨过五四所以采取全面反传统手法的原因，结论都认为，其根据和原因，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身上，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相通相容之处，是中国有把政和道、真和善捆在一起的传统，因而才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有五四的全面

反传统。这也就是说，五四引入的新说，都还不过是一些“用”，它们只因和中国文化传统能相容，被中国文化传统所承认，所接纳，从而附着到中国文化的“体”上，才得以掀起波澜，发生作用；否则，将只是一些动听好看而无所作用的西方夜谭而已。

因此，这也就是说，五四并未在中国造出新传统，五四以后也未形成新传统；五四以来所发生的，不过是老传统适应新世纪、翻出新花样而已。两个传统的事，本质上是不可能的。

财富和包袱

设想一下，如果某个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每一天都在从头开始去练习生存本领……；其情景当然是不堪设想也不忍设想的。因之，称传统文化为祖宗的丰富遗产，说文化传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应该是不为过分的。

但是如果忘记，传统是一种惰性的力量，保守的因素，它具有箝制人们思想、范围人们行动的本性，利于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也将出现某种不堪设想和不忍设想的后果。因之，说传统是民族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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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负荷，社会前进的包袱，也是不为过分的。

既是财富，又是包袱。辩证地了解和掌握传统的这两重属性，运用它而不被其吞没，防止它而不拒之千里，是一大学问，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表现和广阔场所。

能理解这一点和做到这一点，看来并非易事。我们容易看到的，常常是与之相左的情况。比如说，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服装，并认为服装以入时为美，而去追求时髦，日日新，又日新。这时，具有惰性的传统，只会被斥为阻碍趋时的包袱。另一种人以为传统象文物，文物唯古是尚，应该保护其班剥陆离，切忌来刮垢磨光。这时，传统所不幸具有的惰性，倒又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财富。

传统的确是财富，但财富不在它的惰性；传统也的确是包袱，但包袱也不因它非时装。传统不是可以逐气温而穿脱的外衣，甚至都不是可以因发育而定期蜕除的角质表皮。传统是内在物，是人体和虫体本身；精确点说，是人群共同体的品格和精神。它无法随手扔掉，难以彻底绝裂，除非谁打算自戕或自焚。

但是传统也不是神赐的天生的，它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产物，必定也会随共同生活的变化而更新。抽刀断水水更流，谁要想拉住传统前进的脚步，阻挡传统变化的趋势，纵或得逞于一时，终将不止于徒劳无功而已，更往往要激起逆反心理，促成精神危机。这是有史可稽的。

那么人们是否只能坐享其成、静观其变呢？倒也又不是。

这里似乎用得上“创化论”。创化和进化的不同，主要在进化论认为变化是受动的、机械的，而创化论则认为进化是生命冲动的绵延，是创造性的。创化论能否解释生物和生命现象，还可以争下去；若借以解说与意志的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也许倒合适。传统随生活的进化而进化，但无论生活的进化还是传统的进化，都离不开人的意志，或者叫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传统的进化上，被传统笼罩着的人们并非总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在于人们在多高多大的程度上认清了未来和过去，从而拿出什么样的对策，以及，在多广多深的程度上动员了群众，一起来实行创造性的进化。

一味喊彻底绝裂，已经公认为无济于事了；单纯提发扬弘扬，是否便能促进进步呢？至于那个熟悉的二分模式：批判其……继承其……，果否能保证批糟粕时不殃及精华、继精华时不夹带糟粕么？难道精华糟粕是分装在两个匣子里、而不往往是一物的两面么？更勿论那二分法的牺牲品即既非精华又非糟粕者的处境和下场了。

正是：剪不断（彻底绝裂无济于事），理还乱（精华糟粕纠缠不清），是离愁（传统现代离合悲欢）；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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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各传统文化在其各自发生的当时，本系应运而生的`，因而在历史上都起过积极作用。及至事过境迁，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与形式；或者抱残守阙，固化为明日的黄花和垢土。也有的播迁他邦，重振雄风，礼失而之野；也有的生不逢辰，昙花一现，未老而先夭。但是，不管怎样，不管它们内容的深浅，作用的大小，时间的久暂，空间的广狭，只要它们存在过，它们便都是传统文化。

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全称大概是文化的传统（Cultural&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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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文化创新与传统文化

文化创新与传统文化

文章通过对文化创新的阐述,着重论述了文化创新是实践三个代表,建设、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作者：曾小保作者单位：黄山学院马列室,安徽,黄山,245021 刊名：黄山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M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卷(期)： 5(3) 分类号：A85 关键词：文化创新民族精神传统文化

篇9：晋商与传统文化

晋商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作为晋商经营和管理思想的文化底蕴属于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范畴,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它对晋商的商业活动具有伦理理念与法律规范的双重作用.晋商的.经营管理制度均是在传统文化约束和影响之下进行运行的,它一方面保证了晋商的长期兴盛,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晋商的衰落.

作者：刘建生燕红忠作者单位：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刊名：晋阳学刊 PKU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JINYANG 年，卷(期)： “”(4) 分类号：G04 关键词：晋商传统文化约束机制

篇10：人文精神的内涵与实践方向论文

人文精神的内涵与实践方向论文

【摘要】探寻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在于将人的本质交还给人和人类社会,没有人文精神的人和社会都是虚无的和没有意义的。把握人文精神并将其融入人与社会成长发展是人类文明近现代史的基本认识与重要成果,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在任何一个层面上的努力都将遭遇人文精神缺失的困扰,因而必须从历史深处寻找人文精神的内涵并勘定现实实践方向,为理想社会建设注入它所需要的灵魂。

【关键词】人文精神内涵实践现代化

一、尊重人的价值

人文精神的起点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确认人是宇宙间的最高价值。这一方面是相对于物而言的,人永远比物宝贵;另一方面是相对于神而言的,不能以神的名义压制人。

从这一点出发,人文精神肯定人的尘世幸福,认为人生的价值应在现世实现,人有权追求尘世的幸福,不能把幸福推延到天国或不可见的未来。其中也包括肯定感官的快乐,反对禁欲主义。

但是,和人的生物性欲求相比,人文精神更看重人的精神性品格,认为后者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也就是说,对于人来说,尊严高于幸福。关于这一点,康德的解说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人一方面属于现象界,具有感性,受制于自然法则,追求快乐(幸福),另一方面属于本体界,具有理性,能够为自己建立道德法则,“人的尊严就在于这个能够作普遍律的立法者的资格”,它证明人是自由的。正是在人的尊严之意义上,他进一步提出:人是目的,永远不可把人用作手段。

所谓人是目的,就是要把人当作精神性存在加以尊重。这分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个人要把自己当作精神性存在、当作独立人格加以尊重,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丧失做人的尊严和人格。另一方面,每个人也要把他人当作精神性存在、当作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加以尊重,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侮辱他人的人格,贬损他人作为人的尊严。

尊重人的价值不能流于空泛,必须落实到尊重每一个个人。作为一种伦理思想,个人主义强调:每个人的生命(和灵魂)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必须予以尊重。每个人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充分实现自己的个性和人生价值。同样,每个人对他人也应该如此看待。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个人主义认为,个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应该有助于一切个人的自由发展。

二、对真理的探寻

第一,好奇心。好奇心是智力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然而,“神圣的好奇心”有许多敌人,主要敌人有二:一是习惯,所谓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二是功利心,凡事都问有没有用,没有用就不再感兴趣。如果说好奇心是神圣的,那么,功利心恰恰是最世俗的,它是好奇心的死敌,在它的支配下,科学探索的原动力必定枯竭,眼光必定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当今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受功利原则支配,其中也包括家庭教育,急功近利的心态极其普遍,以马上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为教育和受教育的唯一目标。爱因斯坦早已发出惊叹:现代教育没有把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是奇迹。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往往也只是着眼于增加课外知识,扩大灌输范围,仍以有用和功利为目标,而不是鼓励和保护好奇心。

第二,认真。认真归根到底是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认真,一种认识是否真理,一定要追问其根据。所谓根据,一是判断是否符合经验事实,二是推理是否合乎逻辑,人的理性能力就体现在运用逻辑对经验材料进行整理。但是,人的理性能力本身是否可靠呢?如果它不可靠,它所确认的根据就成了问题。知识论成为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代以来更成了主题。其中贯穿着一种努力,便是想把人类知识建立在完全可靠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一向不重视知识论,知识论是最薄弱的环节。

苏格拉底所主张的“知识即德行”是西方哲学家的普遍信念,中国哲学家正相反,信奉的是“德行即知识”。由于把知识本身看作目的性价值,因此,西方多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最容易产生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缺少这样的氛围,所以不容易出大师。

第三,渴望。好奇心和认真面对整个世界,就会追问整个世界存在的根据,因而必然把人引向哲学的沉思或宗教的体悟。爱因斯坦把这种渴望称作宇宙宗教感情,并认为它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动机。到了这一步,头脑与灵魂便相通了,科学与哲学、艺术、宗教便相通了。事实上,大科学家都不满足于纯粹经验研究,他们都是怀着揭示宇宙最高秘密的心愿度过实验室里的日日夜夜的。

以上所述可统称为广义的科学精神,其实质是对非功利性的纯粹智力生活的热爱。这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对现实人生的超越

第一,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这是心灵生活的开端和最基本要素。对自己人生的责任心是人生在世最根本的责任心,因为其他的责任可以分担或转让,惟有这不能,必须完全靠自己承担。然而,具备这种责任心极不容易,因为人们往往受习俗和时尚支配。约翰?穆勒指出:在仅关自己的事情上,人们从不问什么合于我的性格和气质,或者什么能让我身上最好和最崇高的东西得到发挥的机会。所问的是什么合于我的地位,别人通常是怎么做的。他们还不是在合乎习俗与合乎自己意向两种情形相比之下,舍后者而取前者。他们根本是除了趋向合乎习俗的事情外便别无任何意向。由于他们不许依循其本性,结果就没有本性可以依循了。

第二,对人生意义的不尽追问。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必然会引向对人生意义、根据、价值的追问,要自己来为自己寻求一种人生信仰,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从总体上看,中国人比较缺乏灵魂的认真,缺乏超越性的追求,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少形而上学哲学和本土宗教便是明证。中国的人生哲学注重的是道德,是妥善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而往往回避对人生进行追根究底的探究。在一定意义上,孔子和苏格拉底分别是中西哲学传统的始祖,他们两人都重视人生哲学。但是,他们的嫡传弟子便显出了显著差别,孟子走向了更典型的道德论,柏拉图却走向了本体论。

第三,在精神上与某种宇宙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认真追问生命的意义,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渴望与之建立某种联系。这就是信仰的本来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