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神学关系的研究进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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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与神学关系的研究进路论文

篇1:解构与神学关系的研究进路论文

关于解构与神学关系的研究进路论文

在今天谈论解构会否显得不合时宜?尽管“解构”这个名词在西方人文学科中已很少被提及,但解构所建构的神话仍旧牵动着欧美思想界的神经。在宽泛的意义上,解构不单是一种哲学理论,而是一个松散却旨趣相近的思想流派。在解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的当代欧洲大陆哲学(其中包括时下当红的南希、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朗西埃等)仍旧占据着思想界的核心地位。解构所建构的神话不仅在于其理论的晦涩和艰深,而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独特的言说风格的神学色彩。从二十世纪末期开始,解构流派代表理论家德里达对宗教伦理话题的关注奠定了解构与神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今天西方思想界所风行的“神学转向”或“后神学转向”很大程度为解构的神学迷思推波助澜。从齐泽克、南希、巴迪欧、阿甘本到近期的昆汀·美亚索,解构流派后期的思想家莫不重新援引神学资源以思考西方现代政治话题。

但解构与神学的关系是否果真如此密切?神学资源是否是西方启蒙理性的解毒剂?而当代以法国为主的西方思想界的神学“转向”会否仅仅只是启蒙世俗哲学的一种新版本?这些问题在国内争先恐后地簇拥这些解构新星时显得尤为迫切。认识解构神话的本质不仅有助于重新反思当代法国思想和西方人文学科的盲点,同时也是破除解构自身建构的迷思的有力切入点。我们知道,解构自称是一种对西方启蒙理性和现代政治的彻底批判,但解构自身并非是一种超然和中立的思考立场,解构理论自身也并非是不可解构的。自新千年开始,北美英语学界对以法国思想为主的解构流派的反思显得更加冷静。这些反思均从解构与神学的关系入手,揭示出解构自身的局限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色彩。

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马丁·哈格隆德(Martin H?gglund)的《激进无神论 : 德里达和生命时间》有力而清晰地回应了德里达与神学之间的问题。“激进无神论”这个标题一开始就带着挑衅的意味,它直接否定了普遍认为的德里达后期思想体现出的“否定神学”的色彩。而哈格隆德所谓的“激进无神论”,是对一种“传统的无神论”的更近版本。如果说传统的无神论的哲思只是否定了上帝和超越者的存在,那么德里达的激进无神论甚至打消了对一切上帝和不朽事物渴求的欲望,因而德里达的哲学从始到终是以生命的有限性为出发点。哈格隆德从德里达颇具争议性的核心概念“延异”出发,解构了德里达整个哲学体系的神学色彩。这种方式很巧妙地避免了德里达文本的繁杂修辞色彩和主题所带来的遮蔽,而直接面对德里达哲学的内在逻辑。尽管德里达整体作品内部的逻辑严格性已是一个不争的共识,但在解构神学的迷思中,德里达的神秘文风和宗教讨论话题喧宾夺主地掩盖了德里达处理神学问题时一以贯之的方法。

解构神学的推崇者过于注重德里达的讨论对象而忽略了德里达思考的哲学基础。而实际上,德里达后期所讨论的诸如民主、否定神学、弥赛亚等主题无一例外地用“延异”的逻辑来处理。哈格隆德考察了“延异”概念的现象学背景,认为德里达对时间的理解是世俗性的时间而非超越性的时间。同样,对于德里达,一切如同上帝这样的超越者的概念都是世俗的文化历史建构,因而是可以被解构的。哈格隆德直接质疑了北美以右派为主的学术界在神学上征用德里达思想。其中,哈格隆德尤其反对德里达神学的重要研究学者约翰·卡普托(John D. Caputo)所建立的解构神学的神话。如果说卡普托试图将解构重新回收利用为对笼罩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下的西方神学的解毒剂,肯定了德里达思想中对他者和超越者的开放,那么哈格隆德则直接指出他者和超越者在德里达的哲学中是世俗而内在的,它们都只能拥有有限的生命。

哈格隆德的《激进无神论》的重要性不仅是将德里达思想从神学迷思中拯救出来,更重要的是,它暗示了德里达的思想和启蒙的理性哲学分享着同样的无神论根基。如果解构与启蒙理性并非对立的,这是否说明解构自身并非是如此超尘脱俗地无中生有,也没有对启蒙理性具有彻底的批判性,而是仍旧处身于启蒙理性所建构的蓝图之内?新千年后出版的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克里斯托弗·沃特金 (Christopher Watkin) 的《艰难的无神论 :阿兰·巴迪欧、让 - 吕克·南希和昆汀·美亚索中的后神学思想》和纽约大学斯蒂芬诺斯·耶鲁拉诺斯(Stefanos Geroulanos)的《法国思想中的非人文主义无神论》从不同的角度回应了解构和启蒙理性的问题。这两本书可以看作对《激进无神论》的背景补充和阅读延伸。

《艰难的无神论》开篇即指出当代法国貌似新颖的解构哲学仍旧沉浸在陈旧的游戏中,而这个游戏则是如何用哲学去取代神学的游戏。沃特金总结了自启蒙以来法国哲学的两种玩哲学取代神学的游戏方法。第一种是“模仿性的无神论”哲学,用大写的“人”或“理性”取代上帝的位置,从而以模仿神学的方式将人文主义放在神坛上。这种现代的思想模式事实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宗教”,它和西方的神学传统分享着同样的结构,其代表思想是启蒙理性。而另外一种则是“剩余的无神论”,它否定了启蒙思想对神学的模仿和利用,亦即否定了大写的人文主义或理性,但却和无神论一样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上帝 ;它试图在神学和启蒙理性的大写的“理性”、“神”和“人”等概念之外思考真理和正义的可能性。所谓的“剩余”,则是试图在“一无所剩”的启蒙理性中和“上帝之死”后以一种苦行禁欲的方式思考哲学的可能性。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海德格尔和尼采,而最为完整地在解构流派中体现出来,德里达、南希等即是这一流派的代表思想家。

书名《艰难的无神论》很好地表达了无神论和启蒙无神论之间的纠缠关系 :尽管解构思想解构了启蒙建构的大写的人性和理性,但解构默认了启蒙自身对上帝的否定,尽管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行。

换言之,解构思想仍旧被困在启蒙叙事宏大的世俗性框架中进行。

不难看出,解构流派自身过分的世俗性特征在德里达之后的诸如南希、巴迪欧、齐泽克等人的思想中体现出来。在齐泽克、巴迪欧与南希对神学的重新表达中,德里达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仍旧是“蒙昧”的。尽管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援引神学资源,但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些思想家对启蒙理性的世俗性哲学的进一步推进,而不是用神学的言说方式以反思启蒙理性。

《法国思想中的非人文主义无神论》一书对解构的无神论历史语境有极其出色的勾勒。与哈格隆德与沃特金单纯从哲学内在原理进入解构思想不同,耶鲁拉诺斯从历史背景出发描绘了解构自身的线索。当代法国和解构思想并非一种凭空出现的事物。它一方面受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的历史和政治语境,另一方面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人文科学涌现的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耶鲁拉诺斯对解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传承的勾勒在某种意义上是全书最具有原创性的洞见。解构最直接得益于“一战”后二十多年间出现的“非人文主义无神论”.所谓非人文主义,也就是对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启蒙以来的社会科学的反抗,其中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就是最重要的“去人类中心”的思想流派。但在无神论的立场上,这种历史传承的关系事实上削弱了“解构”对西方哲学、思想和历史彻底清算的野心。无论在反人文主义还是在无神论的立场上,解构都没有逃离法国战后文化的基础。其中,解构思想的无神论的起点也很大程度上是纳粹的奥斯维辛的悲剧的回应 :在奥斯维辛的大屠杀中,上帝并不存在。在这个着作中,最为有趣的是耶鲁拉诺斯提及了这种非人文主义“无神论”的言说风格方式 :它不再将自身局限于具体的某个学科领域中,从而糅合了神学、哲学等元素。而正是这种杂糅的修辞风格让解构的神学神话得以成为可能。耶鲁拉诺斯对解构流派的历史性反思的长处是避免了过度深入具体某个思想家的迷宫中而失去了判断能力,从而可以指出法国解构思想在构造和风格上的雷同性、不严谨性和时代局限性。将解构思想重新放回到西方启蒙的世俗(无神论)神学政治中去思考,则触摸到解构自身最后的底线。

如果解构神学只是一种迷思,但解构思想却已深入到西方人文学科的骨髓,那么对这种迷思的反思将是走出当代西方人文学科困境的方法之一。解构最严重的局限之一是解构自身从启蒙叙事继承而来的彻底的世俗性和物质主义。解构自身的局限也在当今流行的后解构的思想家中体现出来。一方面,在欧洲和北美,哲学思考变得彻底地政治化和物质化,理论的视域日益萎缩,几乎所有话题都非常天真和幼稚地还原为政治讨论。另一方面,在北美以广义的文化研究为主的人文学科中,对法国解构思想的援引也日益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的学术游戏,而日益失去批判锋芒。反思解构神学也许是直面当代人文学科想象力萎缩的有效途径。

篇2:逻辑哲学的研究进路论文

逻辑哲学的研究进路论文

一、哲学转向与分析哲学的兴起

二十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哲学转向,即语言学转向,而分析哲学正是这次转向的先导者。

早在这次转向发生之前,西方哲学就已经经历了一次转向,那就是认识论转向。在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哲学家们主要关心本体论问题,他们着力研究什么是最基本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核心,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家虽然没有放弃对本体论问题的研究,但是他们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研究认识论问题,即研究人的认识的方式、范围、程度和可靠性。在近代哲学家看来,研究存在本身而不研究人的认识能力无异于缘木求鱼。哲学家们对认识论问题的看法各有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派,从而也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哲学体系,然而,他们不但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反而再次陷入了类似经院哲学的无休止的争论中。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批评对待哲学史的一种“肤浅”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它是一个死人的王国,这王国不仅充满着肉体死亡了的个人,而且充满着已经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统,在这里面,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却强化了这种“肤浅”的看法,在人们看来,黑格尔连同他的哲学体系不过是在这个死人的王国里徒然增加了一具新的尸骸而已。

到了十九世纪,哲学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危机。人们在哲学中看不到任何光明,很多人甚至对哲学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怀疑起来了。布伦塔诺对哲学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几乎普遍认为,它是在把肉眼凡胎无法透视的玄秘意境作为它所选择的目标。……大多数人相信,哲学,严格地说来不能看作是科学,他们宁愿把它看作接近于占星术或者炼丹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哲学家决心放弃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路,为哲学寻找新的出路。哲学的出路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大部分哲学家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回答:按照科学的模式改造哲学,使哲学科学化。孔德的实证主义、布伦塔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都是使哲学科学化的尝试,他们之间的不同仅仅在于,科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以及如何使哲学科学化。分析哲学也是这种趋势的产物。分析哲学家们力图从语言分析着手改造哲学,使哲学科学化。分析哲学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对各种语言形式,包括数学语言、自然科学语言、日常语言和形而上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从而指出其有意义或无意义、真或假。分析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分析哲学泛指认为哲学就是语言分析的各种哲学流派,包括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用主义、日常语言学派,狭义的分析哲学则仅指它的初始阶段,即弗雷格的符号逻辑、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以及摩尔的日常语言哲学。这个哲学流派明确宣称把语言作为哲学研究对象,从而开始了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但是,分析哲学并不是西方近代传统的简单继续,它是一个全新的哲学流派,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其创始者弗雷格与罗素的缘故,分析哲学与数学,尤其是逻辑哲学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密切联系。

二、分析哲学兴起的数学背景

分析哲学的出现是科学发展的产物,也是科学主义的表现形式,而数学则成了分析哲学家们改造哲学所效仿的对象,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分析哲学的创始人弗雷格和罗素或者本身就是数学家,或者对数学十分精通。弗雷格1873年在哥廷根大学因数学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论文的题目是“论在几何平面上对想象图像的几何表述”。罗素自小就对数学有着特别的偏爱。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时,罗素拿到的是数学奖学金。弗雷格在晚年是这样描述他是如何从数学研究转向逻辑研究的。他说:“我开始是搞数学。在我看来,这门科学急需更好的基础。语言逻辑的不完善对这种研究是一个障碍。我在《概念文字》中寻求弥补。所以,我就从数学转向了逻辑。”罗素和弗雷格相似,他相信在数学中有真理,通过对数学的逻辑基础的研究,人们会建立起一种统一的、不存在争议的知识体系。他说:“数学是—我相信—永恒和确定真理的信仰的主要源泉,也是对超感性的理性世界之信仰的主要来源。几何学处理真正的圆,但任何可感的物体都不真正是圆的;无论我们多么仔细地使用圆规来作图,仍然会存在瑕疵和不规则之处。这表明了如下的观点,即所有完美的论证只是适用于与可感物体相反的理想物体;进而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思想比感觉更高贵,并且思想的对象比感觉感知的对象更真实。

第二,从伽利略和笛卡尔时代开始,数学就被公认为是科学知识的样板。在人们看来,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从数学到几何学,它的每一个公理都具有绝对的明晰性,它的每一步运算都具有严格的逻辑性,而且数学理论是可实证的理论,数学理论的经验运用充分显示出它是一门精确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莱布尼兹曾经设想以数学为基础建立一种普遍的语言,借助这种语言,所有推理的错误都成为计算的错误,从而这种普遍语言能很快消除错误从而大大提升人的精神能力。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更是把数学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柯亨看来,数学方法是自然科学的基本方法,自然科学不过是继续和发展了数学所发挥的方法论原则。数学方法不仅可以对量化的事物和事态进行精密的计算,还可以用来证明物理学家眼中的“物质”。这种“物质”,如原子、分子,并不是被感觉到的实在,而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只有用数学无穷小的推演才能证明。新康德主义者甚至断言,数学不是发现了一个世界,而是创造了一个世界。

因此,从以上这两个方面看,分析哲学从数学着手致力于使哲学科学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充分的理由和深厚的传统。

三、从逻辑哲学看分析哲学的兴起

首先,分析哲学不是像新康德主义所做的那样,直接地把科学理论,特别是物理学理论归结为数学理论,而是致力于数学的基础—逻辑的研究。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数学是一种语言,不过这种语言以数和形的形式显示着另一种语言,那就是逻辑。逻辑是数学的基础,数学是逻辑的运用。逻辑不仅是数学语言的基础,也是一切语言的基础。因为语言作为思维的表达,总是以服从逻辑为前提的。人们不能非逻辑地思想,从而不能非逻辑地言说。如果能够把隐藏在数学语言背后的逻辑揭示出来,那么原则上就可以把一切语言背后的逻辑形式揭示出来。弗雷格对此有着清楚的表达。他说:“我们可以把算数的、几何学的、化学的符号看作是莱布尼兹思想在个别领域的实现。这里建议的概念文字为这些符号增加了一种新的符号,而且这种新符号处于中心的位置,它与所有其他符号邻接。因此由此出发着手填补现存形式语言的空缺,把它们迄今分离的诸领域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形式语言的领域,并且扩展到迄今缺少这样一种形式语言的领域是很有希望成功的。”弗雷格这里所说的概念文字就是一种形式化语言,即数理逻辑或者说符号逻辑。

其次,分析哲学通过对数学的逻辑形式的研究创建了这种新的逻辑。弗雷格是最早致力于总结数学背后的逻辑形式的哲学家,他的《概念文字》的副标题是“一种模仿数学语言构造的纯思维的形式语言”。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建立了现代数理逻辑的雏形。弗雷格把数学的函数概念引入逻辑并发展了量词理论;他区别了对象语言(演算里的语言)和语法语言(讲述演算所使用的`语言);他从集合论的角度利用“遗传性”定义了数的序列;他还论证了一些演算规则,如分离规则等。这样,弗雷格就基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逻辑演算体系。王路在谈到弗雷格的贡献时指出,传统逻辑由于使用自然语言,把逻辑学、心理学和认识论的内容混杂在一起,使它的发展十分缓慢,“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则为逻辑提供了一种可以精确描述包括复杂概念的命题形式和精确表述推理形式的形式语言,这是一种用关系符号补充数学形式语言而构造的逻辑的形式语言,它使逻辑从此走上形式化的道路”罗素在弗雷格的基础上对数理逻辑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他和怀特海合著的三大卷《数学原理》在用逻辑说明数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罗素和怀特海认为,从先前的逻辑公理中不能直接推导出数学,他们在原来的逻辑公理中又增加了两个新公理,即无穷公理和选择公理(乘法公理),这样就推导出康托尔集合论、一般算数和大部分数学。

第三,分析哲学家利用符号逻辑这一新工具进行对科学语言、日常语言和形而上学语言的分析,开展了一场规范语言的活动。弗雷格很早就看到无论在科学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的不规范都是妨碍人们正确思维的重要因素。在“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一文中,他把日常语言比作人手,把逻辑语言比作机器手,他说人手虽然能做很多工作,但是它的工作质量却远不能和何机器手相比。机器手的部件是坚硬的,没有人手的灵活性,但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做出精度极高的产品。用符号语言代替日常语言同样是出于满足语言精确性的需要。他说:“旧常语言也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需要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排除任何歧义,内容不能脱离这个系统和严格的逻辑形式。”

在规范语言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罗素认为,日常语言中有许多句子以其表面上的语法形式掩盖了它真正的逻辑形式,带有摹状词的句子就是其中之一。他说摹状词和专名不同,专名有三个特点:(1)直接指称说话者亲知的对象;(2)能够保证所指称对象的存在;(3)是一个没有内部结构的简单符号,它直接指称一个个体,这个个体就是它的意义。摹状词恰好相反:(1)不直接指称说话者亲知的对象,只是描述对象的特征;(2)不能保证对象的存在;(3)是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复杂符号。罗素指出,摹状词其实只是一个不完全符号,为了揭示摹状词的真实意义,必须对摹状词进行分析,具体方法是通过定义法消除摹状词,把一个包含有摹状词的命题还原为一个没有摹状词出现的命题函项。譬如,“《威弗利》的作者存在”这句话可分析为:(1)至少有一个人写了《威弗利》;(2)至多有一个人写了《威弗利》;(3)恰恰有一个人写了《威弗利》。这样,摹状词“《威弗利》的作者”就被这三个短句消除了。它表明了原来句子中真实的逻辑形式,即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单称语句,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形式,一个由几个简单命题构成的合取命题。

第四,根据新创立的符号逻辑,分析哲学家主张对传统哲学进行改造。他们宣称传统哲学是形而上学,它的命题都是无意义的伪命题,必须彻底改造传统哲学并建立一种新的哲学。罗素认为,这种新哲学或者既是逻辑的又是经验的,或者像维特根斯坦指出的,干脆就不把它称之为哲学,而称之为一种活动,它的任务就是进行语言分析。下面本文以罗素逻辑哲学思想为例对此进行分析。

一方面,强调哲学的逻辑性。

罗素符号逻辑是从一些最简单的公理出发,根据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命题系统。按照这个原则,罗素建立了他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他说:“我称自己的学说为逻辑原子主义的理由是因为我想在分析中取得的作为分析中的最终剩余物的原子并非物质原子而是逻辑原子。某些这样的原子就是我称为‘殊相’的东西(如很小的颜色片、声音、瞬间的事物),而还有一些原子是谓词或者关系等。其要旨在于我想取得的那种原子不是物理分析的原子,而是逻辑分析的原子。”罗素认为世界是由许多事实组成的。他所说的事实不是事物,而是某物具有某种属性或某物与他物具有某种关系。在罗素看来,说某物就是某物并不能构成一个命题,只有说某物具有某种属性或某物与他物具有某种关系才能构成一个命题。显然,罗素是从逻辑的需要出发来界定事实的。罗素指出,事实可以分解为最基本的原子事实。原子事实是构成世界的原始材料,也是分析方法所能达到的最基本的复合实体。罗素还指出,事实就是事实,它无所谓真和假。真和假不存在于事实中,而存在于表达事实的命题中。如果一个命题和它所陈述的事实相符它便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命题是对事实的断定,所以存在真假问题。

罗素认为,和原子事实相对应的命题就是原子命题。原子命题是最基本的命题单位,它的特点包括:(1)一个原子命题不能从另一个原子命题中推出;(2)一个原子命题只有一个动词。原子命题的职能就是陈述原子事实。罗素指出,世界是由一个一个的原子事实组成的,这些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不过尽管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人们毕竟还是可以陈述这些关系,譬如,“如果天下雨,那么我就带上我的伞”。这里,人们用逻辑连词“如果……那么”把两个原子命题连接起来,用以陈述两个原子事实的关系。罗素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原子命题由联合而成形成的综合命题称为分子命题。分子命题的特点是必须有“并且”、“如果……那么”、“非”等逻辑连词。他指出,分子命题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即分子命题的真和假,取决于原子命题的真和假。罗素认为,原子命题的真假需要和原子事实相参照,但分子命题的真假则不必直接参照原子事实,只要通过逻辑演算就可以确定。为此,他制定了一个确定分子命题真假的真值表。例如,如果以P,Q分别作为一个原子命题,那么合取命题中只有当P, Q皆真时才方为真;析取命题中只有P, Q当皆假时才方为假;蕴含命题只有在P真、Q假时才为假,其余皆为真;等值命题只有在P, Q皆真、皆假时才方为真,其余皆为假,等等。

在罗素看来,从理论上说,一切知识都可以在原子命题和它们的真值函项的复合体中得到陈述。他说:“如果我们已知一切原子事实,而且已知除我们所知者外别无其他原子事实,那末我们在理论上应当能够借助逻辑而把其他一切真理推出来。”

另一方面,强调哲学的经验性(实证性)。

罗素后来又提出了“中性一元论”用以补充和完善他的逻辑原子主义体系。所谓“中性一元论”,就是认为任何事实都是经验的事实,都可以还原为经验。罗素说:“物理学一直在使物质的物质性减弱,而心理学则一直在使精神的精神性减弱。因此物理学和心理学一直在从两端彼此靠拢,使得威廉·詹姆士对‘意识’的批判中所暗示的‘中性一元论’之说更有可能成立了。精神与物质的区别是从宗教转到哲学中来的,尽管在过去一段长时间内这种区别似乎还有确实的理由。”

从詹姆士式的经验主义出发,罗素把最简单的经验要素称为“事素”(他也称为“感觉与料”)。他认为无论是物理学的还是心理学的研究都是对这些中性的“事素”解释,二者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语词陈述着同样的经验事实,因此二者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因此,从以上介绍中我们看到,罗素是按照科学的模式来改造哲学的。在他看来科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的逻辑性,一个是它的经验性(实证性),哲学只有符合这两条原则,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他说:“以上我谈的是现代分析经验主义的梗概;这种经验主义与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的不同在于它结合数学,并且发展了一种有力的逻辑技术。从而对某些问题便能得出明确的答案,这种答案与其说有哲学的性质,不如说有科学的性质。现代分析经验主义和体系缔造者们的各派哲学比起来,有利条件是能够一次一个地处理问题,而不必一举就创造关于全宇宙的一整套理论。在这点上,它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相似。我毫不怀疑,只要可能有哲学知识,哲学知识非靠这样的方法来探求不可;我也毫不怀疑,解这种方法,许多古来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初所经历的的语言学转向肇始于分析哲学,而分析哲学的兴起则带有明显的科学主义主导的色彩,从其兴起的历史演进,我们又可以看出,分析哲学的兴起与数学,特别是逻辑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逻辑哲学不仅是分析哲学兴起的内在技术支撑,同时也是分析哲学兴起的主导动因。

篇3:天气与空气质量关系研究论文

空气(称地球大气,简称大气层或大气圈)处于不断运动中,产生各种现象如风、云、雾、霜、冰雹、光象、声象及雷电等各种物理的、化学的过程,了解和掌握天气变化发生规律,探明天气变化对空气质量影响机理,从中找到保护环境和净化空气、避免或减少空气污染的科学方法和措施,对于空气的治理意义重大。

1 夏季空气质量

夏天的天气加剧造成恶劣的空气质量,夏季的来到标志着空气污染季节的开始。天气能促使各种空气传播的污染物的生成和降解、使污染物由一地传播到另一地。如果不考虑天气因素,无法准确预报空气质量,仅预报空气污染,就无法得知以后几天污染的变化情况,如果把风、温度、湿度、降水以及云量状况等天气条件考虑进去,就能更好地理解空气质量每天的变化。空气质量预报的好处是“空气质量预报对空气污染敏感的人尤为重要,例如,对孩子、老人和患有哮喘病和心血管病的人群。知道污染程度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如何安排日常生活关系重大……当空气质量指数高时,对恶劣空气质量敏感的人就需要调整他们的行为,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例如,限制运动量大的户外活动。”[1]据估计,如果空气质量预报能把对身体的不利影响降低1%,每年可以节省10多个亿美元。天气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空气质量不仅是自然界和人为排放到空气中的污染物的结果,也是大气中许多变量之间复杂的化学和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空气质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地形,取决于有多少污染空气被不同的天气条件输送到或者说携带到另一地区。冷季和暖季的空气质量不同;不同地区的空气质量也不同。夏天里吸引我们到户外的天气条件(晴天,暖和,湿度小,微风)也有利于空气污染并使其滞留不散。例如,阳光,高温不仅会促使污染颗粒的生成也会促使臭氧的生成。相反,使我们想呆在室内的天气条件(降水,低温,大风)却空气清新,没有污染物。强台风和降水净化了污染的空气,而由空气携带的污染物天空晴朗的周围输送带聚积,风起到了阻挡污染物的作用。当台风或减弱的台风即将来临时,预报空气质量是很困难的,天气也能影响污染物从一个地区移出或者被驱散的时间。通常情况下,污染物的增加或从源头的扩散不会达到危险程度。但是假设污染空气滞留并达到对健康有害的程度,情况又会怎样?当风力非常小或者处于逆温期间,暖空气移动到冷空气上方,空气传播的污染物就会在地面滞留。晴朗的夏夜也可能发生逆温而且它可能影响第二天地面臭氧浓度。地理也能影响空气质量。主要的空气传播污染物“地面高度臭氧和颗粒污染是空气质量指数预报和报告的两种主要污染物”。地面高度臭氧是由于两个关键污染物NOx和VOs在暖天时太阳加温形成。由于臭氧在白天形成,它也表现出相对稳定白天模式;然而,太阳落山后,臭氧会慢慢消失。臭氧也易于被风由一地输送到另一地,不仅造成城区的污染,也会造成周边的郊区和农村地区的污染。野火和火山会产生颗粒污染,树木和其它天气与空气质量。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气象要素:降水与湿度、能见度、雾霾、风向风速、逆温以及天气现象。

2 河南省南阳市空气质量现状

就南阳地区的空气质量总体是优质的。南阳空气质量、水质、环境条件都极佳,是生态、环保、适宜居住的较佳大城市。南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与湖北、陕西省相邻,约北纬33°02′,东经112°35′,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年降水量接近800 mm,属农业大城市,工业为环保型企业。本地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活动对空气质量影响不大,主要大的天气系统发生时从周边传播而来,对南阳空气质量影响较大。因此保护和净化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大气,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必须高度重视。

人有权利利用自然,通过改变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但这种权利必须以不改变自然界的基本秩序为限度;人又有义务尊重自然的存在事实,保持自然规律的稳定性,在开发自然的同时,向自然提供相应的补偿。在达到不污染和减少空气污染,保证空气质量之前,人对自然的开发方式,开发深度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人在改变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的同时,应当更多地向自然提供补偿,以恢复其正常状态。使人与环境协调发展,达到生态环保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刘南威. 自然地理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

篇4: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论文

一般意义上,我国教育可以划分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四部分,由于分类标准不一,四种教育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成人教育是通过提供非传统的教育活动,旨在提高公民与劳动者素质的一种教育形式。作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教育是与未成年人全日制学校教育相对应的一种独立教育体系。[1]职业教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就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的对象是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教育手段是进行职业能力培养和训练,教育目的在于为其提供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需的实践经验。[2]由此可知,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无论是在教育对象还是在教育内容、教育目的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但又各有其特殊性。本研究基于已有文献资料,尝试对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研究情况做一回顾,并在回顾的基础上进行相关评析,以期厘清二者的交叉点及差异性,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趋势展望。

一、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回顾

作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二者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因此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始终是活跃在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理论课题。无论是教育实用主义对成人教育的教育实用性观点,还是人文主义对职业教育的人文性关怀,都推动着我国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研究的新进展。不可否认,两种理论流派思想之间的博弈,推动了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向前发展。关于二者的关系研究,我国学者的见解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从两者的概念及构成可知,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从成人教育的功能出发,成人教育可以分为成人职业教育和成人非职业教育;从职业教育的功能出发,可以将职业教育分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职前职业教育和成年人的职后职业教育。基于此可知,成人职业教育成了两者的主要关联点。也就是说,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联系体现在成人教育中的职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中的职后成人教育的重叠。[3]另外,二者相对于基础教育而言,有其共同特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属于不同的教育范畴,现阶段职业教育的实质属生计教育,成人教育的实质为终身发展教育。二者存在的显著区别体现在教育对象、教育境遇、教育目标、教育功能、教育过程、教育内容、教学形式与方法、教与学的关系等方面。[4]王瑾认为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差别表现在:成人教育更为强调教成人性,而职业教育则相对强调教育内容的职业性。她分别就教育对象、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时限五个方面对两者做了区分。[5]黄碧玲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的交叉来论析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联系。[6]同时她又指出二者的区别是:第一,内涵不同。相对职业教育而言,成人教育的内涵更为丰富,不仅强调教育对象的成人性,还涵盖了成人教育的职业教育部分,而职业教育的内涵则更有针对性,强调教育内容的职业性。第二,价值取向有别。成人教育的价值取向丰富而复杂,其兼具功利倾向与非功利倾向;职业教育重在培养受教育者的谋生技能,往往有现实目的性以及明显的功利倾向。第三,教育目的不一。成人教育在关注现实目的的同时,更追求终极目的,即追求人性的完美和人生真正价值的实现;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急需的专职人才,所以在培养目标上对教育者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专门性知识更为强调和重视。[7]此外,她还提及在办学形式、经济效益、专业设置、学科体系和教师选择等方面二者存在差异。

2.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虽存在交叉但不能互相取代

甘立成认为,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之分别,除了划分标准不同外,还在于两者的教育特点和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目的不一。他认为两者是交叉关系,并从受教育的对象范围、社会属性、教育内容、教学形式、达到的现实目标五大层次对这种交叉关系进行分析。[8]叶忠海、王瑾等人均主张:尽管近年来职业性成人教育与非职业性成人教育正趋于融合,但这并不能成为职业教育取代成人教育或者成人教育代替职业教育的理由。它们在本质上为两种不同教育范畴,如上文所阐述,二者在教育对象、目标、内容、形式、时限、过程、教与学关系等方面都有着明显区别,没法互相取代。我国国情决定了中低层次成人教育的任务还任重道远,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下岗工人再就业培训等,且成人学历教育尚不过时。而现阶段职业教育主要为社会输送大量基层应用型人才,其对缓解就业压力功不可没。因此,二者的独有功能及社会地位,决定它们之间只可能逐步走向融合,而不能相互取代。[9]

3.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虽各有特色却趋于融合并进

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虽然分属于不同的教育领域范畴,各自发挥着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但是二者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二者将更多的趋向于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融合发展趋势,搭建成教与职教间的立交桥,共同为终身教育体系的发展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提供服务。陈鹏认为,关于我国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研究总体上经历三个时期:成人教育职教化(1986―1995)、成人教育非职教化与职教化之间的论争(―)、争论之后的和谐发展(―)。他认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四种基本学说:“历史贡献”说、“交叉关系”说、“替代转型”说、“和谐发展”说。另外,他对不同观点间的论争进行了归因分析,认为概念形成、历史生成、社会发展、政策导向等均为促成因素。最后,他对二者关系进行前瞻,认为它们将在沟通与融合中连为一体,共同为终身教育体系服务;在和谐发展中各显特色,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职能。[10]唐爱民认为成人教育范畴与职业教育范畴既存在逻辑分殊又存在逻辑耦连。其分殊在于:其一,内涵不同。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不同不仅表现在二者的教育对象在生理、心理、社会成熟水平上,而且表现在二者的价值诉求与目标指向上的异同。其二,外延差异。从教育对象上看,职业教育包括成人和非成人,因此其外延大于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是包含成人教育的;从职后教育的角度看,二者的关系则发生了颠倒,职业教育的范畴又会从属于成人教育。其三,实践特征不同。即在实践运行过程中二者的运行起点、运行时限有别。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范畴划分标准不一是导致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重叠、相互交叉的根本缘由。职业教育属于功能性划分,而成人教育属于对象性划分。其耦连表现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存在逻辑上的交叉与包含,因此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这也就导致了在具体教育实践中难以将二者彻底区分开来。[11]职业性的成人教育与面向成人的职业教育日趋融合,将成为未来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发展的主流趋向。

二、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评析

通过对以上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关系的回顾,可以得到不同学者的相异性价值取向,而在这种取向下形成的偏执性理论主张表现在:

1.只见交叉,不顾差异

忽视职业教育的个性特征,将职业教育划分为成人教育的一部分显然不符合二者概念范畴的实质。这种观点实际上赞同职业教育成人化,只看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共性,却抹杀了二者的个性,只注重两者在教育对象年龄上的相似性,但忽视其在具体实践中的差别,即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对受教育者的素质和水平有各自的要求;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完全等同。这种观点的实质误区在于其过分看重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交叉之处,而相对忽视了他们其实分属于不同的教育范畴,独立承担各自的教学任务、完成不同的教育目标。换句话说,他们片面地认为二者在教育的社会功能及作用上完全一致,一切成人教育活动都是在为受教育者的就业或在职提高做努力,却忽视了教育对人的发展功能,并未注意到两者在直接目标和终极目标上存在一定差别;当然,还有学者认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在教学方法和效果评价上标准一致。该种观点模糊了两者的区别,从而导致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缺乏针对性。既然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并行存在,本身就说明两者都有自身的特点,不存在“谁代替谁”的问题。他们之间的不同,除了划分标准不一外,还在于两者教育目的、教育特点、教育方式及教育内容等差别使然。

2.只谈替代,不论个性

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替代转型说”认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交叉,为二者之间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可能,随着经济社会与教育体制改革的日趋发展,成人教育职业化的现象日益普遍,职业化特色成为成人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从教育功能的角度出发,这一观点似乎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是综合考虑教育的多维角度可知,这种观点也存在一定的狭隘性。在新时期,成人教育为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而实现转型本无可厚非,但成人教育的实质为终身发展教育,故此种转型应更加侧重它的“非功利性”及“人文性”;那种主张成人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型的偏执想法将最终将成人教育引入歧途。因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教育职责共担,但是也存在更大程度上的领域分歧,成人教育中不仅包括职业教育的任务,还有许多非职业教育的要求;职业教育中虽然包含职后成人教育的内容,但是还包括非成人职前教育的职责。因此,那种基于二者之间存在一定交叉就片面地认为成人教育职业化或者职业教育成人化的“替代转型说”在理论上无法立足,更不存在可靠的现实依据。因此,无论是上述哪种观点,都将导致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的极端化发展。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不是完全对立的,两者之间存在很多内在的一致性和关联性,探究二者关系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将有利于科学把握二者的未来发展的常态。成人教育是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的培训,具有鲜明的职业性;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生产、服务的应用型人才,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基于此可知,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在教育内容、教育范围甚至教育功能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单纯关注二者共性或者单纯关注二者个性的观点,都会显得有失偏颇。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与融合,有利于我国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共享,不失为提升我国教育质量和效益的必要途径。

三、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展望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进行审视,会产生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研究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时代发展对二者的教育需求,展开二者的关系研究。归纳这些不同论述或论争不难预测,未来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关系的研究将呈现以下基本发展趋势:

1.呈现出和谐共促的发展态势

如陈鹏所述,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研究将逐步从争论转向对话。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既存在一些交叉之处,但同时又是本质属性不同的两种教育范畴与体系。两者之间这种固有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发挥的独有功能便决定其只能走向“和谐共促”。多年来,学者们已有的研究过程、研究成果也证明了:一者代替另一者将不利于双方向前发展;在教育实践中,一方从属于甚至附庸于另一方,将导致双方自我定位不清、发展空间受限。换言之,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各有其自身使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两者绝不能互相取代,而只能向着融合、共生的道路上行进。因为只有当两者均坚守阵地,发展势头迅猛之时,才可能是其相互学习、借鉴、融合、共促之日。

2.将长期处于交叉发展状态

之所以出现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认识的不同误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二者之间是一种交叉发展的关系。各种认识误区的存在,容易导致具体教育实践中,模糊二者的联系与区别,使教学内容失去针对性。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二者将长期处于一种交叉发展的状态,也就是说二者各有不同,但又存在某种程度的交叉,这是对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科学把握的结果。一方面,二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在统一性,存在一定的重叠成分。另一方面,分析两者的概念可以看出,虽然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本质不同,但二者又存在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

3.共同为终身教育发展铺平道路

正因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存在交叉与联系,才不可避免地提供了它们之间相互借鉴的可能性。二者在这种相互借鉴中发现各自优势及不足,并得以取长补短、互利共生,最后达到共同提高的效果。回望过去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它们在普及我国中、高等教育以及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均有突出表现。展望未来,二者都有独立的发展机遇与良好的发展前景,他们应发挥各自的特色和优势,相互补充、互惠互利、共谋出路。在充分利用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交叉点健康发展的同时,尽力坚持各自的办学特色与独有职能,共同为国民教育的革新与发展创造契机。21世纪是终身教育理念更加广泛地为大众所接纳并逐渐内化的新世纪,此时的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也更趋于融合。他们有可能也有责任共同为终身教育理念的完善和普及、终身教育实践的推进和深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二者也将在这种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螺旋式上升甚至是跨越式发展。总之,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复杂,不能简单地把二者概括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或者认为两者是相互交叉的关系,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二者未来关系的发展。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将是二者关系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因此,我国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的重心,可以适度向二者的结合点靠拢,但这也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他们之间的个性发展特征。与职业教育相比,成人教育还存在发展历史较长、涉及范围更广、概念内涵更为丰富等特点,这是在对二者关系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关键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教育又属于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职业教育内容的重要补充、职业教育实践的主要阵地。成人教育的职业化和职业教育的成人化,是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重要交叉点。关于二者在未来将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向,还需要不断去分析与探讨,以不断完善两者关系的相关理论,促使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更加科学合理、更加明朗化。

【参考文献】

[1][3][4]叶忠海.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关系研究[J].教育研究,1996,(2):20―25.

[2]李向东,卢双盈.职业教育学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3.[5]

[8]王瑾.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辨析[J].成人教育,2009,(7):48―49.[6][7]黄碧玲.浅析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1):68―69.[

9]甘立成.浅谈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交叉关系[J].成人教育,2004,(12):19.

[10]陈鹏.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及未来走向评析[J].教育学术月刊,,(5):90―93.

[11]唐爱民.成人教育及其邻近范畴的逻辑关系摭论[J].教育研究,2007,(10):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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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袁金生,郭兴华.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与融合[J].中国成人教育,,(7).

[14]肖尧.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交叉关系[J].教育理论,2007,(9):19―20.

[15]谢明荣,孙进.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差异与联系[J].继续教育研究,,(11):9―11.

[16]崔铭香.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和谐发展[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4):8―9.

[17]赵喜文,李娟,王丽,郭伟.论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异同及重要启示:兼谈成人教育姓“职”还是姓“成”[J].继续教育,,(2):24―26.

[18]薛滩.如何认识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交叉关系[J].北京成人教育,2001,(11):9―10.

作者:李金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篇5:浅谈发生心理学的进路与现象学的进路论文

浅谈发生心理学的进路与现象学的进路论文

“他心知”问题被看作是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最为基本的两个问题之一。(参见高新民)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初就巳经成为哲学心理学研究的焦点了。“我们如何通达他人的意识?”的问题在当时的哲学心理学中主要是以这样的方式被追问的,即,“在一个心理-物理个体中,对另一个这样的个体的经验是如何发生的?”在此追问中,形成了哲学心理学思想史上诸种“有关异己意识之把握的发生理论”。我们也可将之称作“他心知”问题的“发生心理学进路”。在这些发生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有三种,即“模仿(Nachahmung)理论”“类比推论(Analogieschlup)理论”和“联想同感(Einfiihlung/assoziative)理论”。

一、“模仿理论”及其辩难

所谓“模仿理论”的最主要代表是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利普斯(Th.LippS)。在其《同感、内模仿和器官感觉》一文中,利普斯集中阐释了他的同感和内模仿的理论。他强调,所谓同感,就是这样一种事实:“自我和对象之间的对立消失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对立并不会存在。”(Lipps,1903’燬.188)利普斯举例说,比如当“我”看到一个人的手臂一直绷直着张在那里,而且那绷直的姿势看上去是自由的、轻松的和稳定的,甚至是带着自豪感的。这个动作成为我聚精会神的对象,我一直看着它。这时我也会感觉到一种挣扎,即一种仿佛要阻止手臂垂下来的挣扎。很可能我想使这个挣扎达到其目的,即继续保持手臂的绷直,我也会“不自觉地”模仿这个动作。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感觉到在用力,在克服,甚至感到一种成功抵抗后的喜悦。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这一切,而非只是想象。但实际上,我一直聚精会神地在看他人的动作,只是“不自觉地”在模仿,我完全被他人的动作“占领住”,并没有意识到我身体里所发生的一切,因此这样一种模仿根本上是一种没有意识到自我和对象之间对立的“内模仿”。我的活动的感受完全和那发起动作的形体“打成一片”。我被“转置”到这个形体之中了。就我的意识而言,我和它完全同一起来了,自我和对象之间的对立彻底消失了。这就是一种审美的“模仿”,或者一种审美的“同感”。

二、“联想理论”及其辩难

“联想理论”是“模仿理论”的竞争对手,这一理论可以包含多个联想心理学家的各种各样的尝试,施泰因所主要讨论的是普兰德特(A.Parndtl)和斯特恩(P.Stenr)。按照普兰德特的看法,异己姿势的视觉形象再造了我们本己姿势的视觉形象。它再造出一个动感的(kinMsthetisch)形象,相应地再造出动感形象之前所关联的感受。并且,这种感受现在不是被体验为我们自己的,而是被体验为异己的,因为它作为一个对象面对我们,而且它不是由我们之前的体验引发的,它也不是通过一个姿势而被表达的。

三、“类比推论理论”及其辩难

以类比推论理论来解释对异己意识之把握的问题在思想史上有着很长的历史,其最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J.S.MU1)。利普斯的“模仿理论”就是在对类比推论理论的批评中发展出来的。根据密尔,这种类比推论理论的基本思路在于:我们可以直接感知或把握到我们自身的所思所感,并且我们也会注意到这些所思所感有时会在我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动作上有所表达。但是对于他人,我们却只能直接感知或把握到他的身体以及他的身体动作。因此,在直接感知或把握到他的身体以及他的身体动作的基础上,我们只能通过类比我们自身的情况而推论他人也有内在的所思所感,并且这些所思所感也以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动作而表达出来。(Cf.MaCIntyer,S.77f.)比如,我注意到我自己悲伤(自己的内在感情)的时候会以流泪这样的方式(自己的外在的'身体动作)来表达,当我看到他人流泪(他人的外在的身体动作)就可以借助于类比自身的情况而推论到他人在悲伤(他人的内在感情)。这样,我们就可以借助类比推论通达对异己意识的把握。

四、“同感”的本质现象学

基于上述的辩难,施泰因指出,当时的有关“异己意识之把握”的诸发生理论都无法阐明“异己意识之把握”这一问题的实情。因此我们还需要一种对此问题的现象学研究。发生心理学的研究是在探究“对异己体验之经验”的实现过程,但它们最终要诉诸于“对异己体验之经验”这一事情本身的本质现象学的研究。现象学的研究本身不预设任何科学一般,更不会预设任何一门事实科学。这样一种对“异己意识之把握”问题的现象学研究首先就确定:存在着“异己体验”的现象以及相关的“对异己体验之经验”。换言之,这种现象学的研究并不首先去讨论“异己体验”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去关注“异己体验”在其被给予性中是什么?“我们如何通达他人的意识”?这种现象学的研究最终摆脱了“异己体验以及对异己体验之经验”这些现象的一切显现之偶然性,而在其纯粹本质中去把握它。施泰因将这种“对异己体验之经验”标识为“同感”,因此对它的现象学研究也就是有关同感行为之本质的现象学研究。

五、对现象学进路之得失的浅思

总的来看,当代英美心灵哲学中有关“他心知”问题的诸种讨论——无论是诉诸常识的所谓的民众心理学理论,或是罗素、汉普希尔等人所支持的类比论证,还是赖尔(G.Ryle)的行为主义理论,以及当今最为流行的两种理论(理论论与模拟论)等等——其实都可以在二十世纪初的“有关异己意识之把握的诸发生理论”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找到其思想源头。近年来,在英美心灵哲学研究的大框架下,有学者借助维特根斯坦对传统“他心知”理论的批评性讨论以及麦克道威尔(J.燤cDowell)的相关研究发展出所谓的“他心的直接感知理论”。(参见王华平)这种理论追随维特根斯坦而强调,他心是可以直接感知的:“一般说来,我不是猜出他心中的恐惧——我看见这种恐惧。我并不是觉得我仿佛是从外在东西中推出内在东西中的可能存在;毋宁说,人的面孔仿佛在一定程度上是透明的,我不是在反射的光亮中,而是在它自己的光亮中看见它的。”(维特根斯坦,第324页)这种理论还指出,直接感知理论是最为基本的读心方式,它并没有否定理论论和模拟论,而是为它们提供了一种何以可能的说明。

可以说,当代神经科学、发展心理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为现象学提出了发展的新要求,也打开了发展的新空间。耿宁(I.Kern)、马爱德、洛马尔(D.Lohmar)和扎哈维等现象学家都对这些新的发展、新的理论持开放的态度,给予颇多关注,并在整体上积极规划和设想了现象学与以神经科学为代表的新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二者应该是“互相激励、相互充实”的,“一方对于某一规律的发现必须借助于另一方的评价才能实现二者有效的合作。现象学必须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挖掘那些神经科学已发现的丰富领域;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两者的关系也一样:神经科学可以期待现象学通过自身方式来为其领域内还值得进一步深化的研究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启示”。

篇6:生活方式与室内设计关系的研究论文

生活方式与室内设计关系的研究论文

衣食住行是人们生活的四大必备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住的空间设计也变的越来越多样化。室内设计就是人们专门用来提高自身居住环境质量的活动,它与每个人生活切身相关的活动。因此,研究人们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会对室内设计产生很多影响,反之,人们的居住环境也会潜移默化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概论

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而选择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各种行为的总和。它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劳动工作、社会交往和文化行为等方方面面。生活方式是通过个人或群体的具体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而体现出来的。在此,笔者介绍生活方式的以下几个特征:

一、社会性,生活方式是发生在社会中的行为总和,要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背景为前提;

二、时代性,相同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产生种种差异,例如封建时代人们不可能使用手机、电脑等进行沟通;

三、多样性,即使在相同的时代中,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因个人的`喜好而变的不同;四、经济性,马克思曾经说过“个人是怎样的,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说明人们的生活方式还与其自身的物质条件有关系,有的人尽管想到了做出或者进行怎样的生活行为,但本身碍于资源的稀缺性和经济能力,无法完全实现自己所想象的生活方式,这是对于个体来讲,生活方式的最大局限。

生活方式决定室内设计

生活方式无时无刻不发生变化,如工作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休闲生活方式等等都在发生着变化。 而室内设计也是如此,从远古到现如今,室内设计跟随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而日新月异。

室内设计是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所处环境和相应材料,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美学原则,设计功能合理、外观优美并且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室内环境。

不论在不同的时代还是在相同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总是在决定着他们的室内设计风格和样式。从室内设计的角度来看,以下三个方面都是由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

(1)空间处理,空间处理是为了调整房屋的形状、大小和比例而区分人们不同的生活要求。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呃早就了空间功能向多样性转变。室内空间功能由远古时期的择风挡雨,到会客、休息,再到娱乐、学习、健身等多样化转移性空间的改变,都是由不同阶段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另外,空间处理的改变还体现在方位向功能转变。

(2)家具陈设。家具由来已久,它是跟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工具逐渐演化而来的,并且在室内设计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家具陈设也开始由实用性向装饰性、实用性和多功能性相结合转变。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愈发变的”世界性“,在一些家庭中,我们很容易见到一些国外样式的家具或者摆设,这也是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国际化“借鉴而发生的变化。

(3)界面装修。界面装修是指对室内空间各个围合的使用功能和特点的分析,而设计的界面形状、肌理构成等,以达到良好的装饰效果的设计。界面装修从功能来讲,应该区分耐磨、访华、易清洁、防静电、隔声、保温、隔热等功能。随着界面装修材质的丰富,人们越来越关心室内空间的装饰效果,生活方式和个人喜好使得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装饰色彩和材质感受要求也趋于多样化。

总体来讲,笔者认为室内设计就是要求设计师们研究生活方式,增强人们对生活方式的了解,从而提高设计水平。

室内设计对生活方式的反作用

设计从远古时代到农业文明时代到工业革命一直在不断改变。它被人们的生活影响,同时不断也在影响人们的生活。“设计源于生活,同时也能改变生活”在这不断变化的设计与生活中,包含了所有的设计与生活方式的微妙关系。当设计能主导一种潮流的时候,设计就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中国家具的不断演变是受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的,同时又是在不断引导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使家具低矮,由席地转变为垂足时家具变得高大渐而变得华丽多姿,这时家具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开始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活开始多姿。所以当有的设计师用钢制的材料制作明代家具时,不少年轻人是十分接受的,尽管那样的家具不再是古朴的木材制作。这也是由现代的现实条件和年轻人新鲜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这样的需求,设计师们当然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去设计人们需要的家具。

绿色设计是当今时代提出热门话题

篇7: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工程设计关系研究论文

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工程设计关系研究论文

1环境影响评价

在上世纪的70年代,环境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被纳入到高等教育体系当中。环境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环境影响评价,其实际原理是通过对所需要测量的环境数据的优劣来进行评价,环境影响评价也是目前环境质量指数(EQI)所使用的评价方法。比如:在进行环境测量工作中,如若环境污染与某种污染物的浓度直接相关时,当把P指代为某种污染物的环境质量分指数,就是该污染物在实际测量当中的数据,当P值越大,则表明该环境区域的污染越严重,反之亦然;如若环境污染与多种污染物的浓度直接相关时则需要基于单因子质量指数的理论上来计算出实际的综合指数,用来表示多种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程度。当前,我国可以直接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机构和组织主要是要持有相关的甲级评价证书的高等院校、研究院以及设计院等,基本要求配备可以必要测试和实验的实验室。由于高等院校以及研究院在科研方面、实验室质量方面都有着雄厚的实力,因此其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研究以及相关技术均是处于我国这方面的发展前沿。比如:设计院掌握了大量、先进的少污染技术,并且在对工程开展可行性的分析、研究上以及环境污染的防治措施上都有着明显的优势;我国冶金部旗下的安全环保研究院就有全国规模最大、科学技术最为先进的电除尘模拟试验室。

与此同时,也有少部分的设计研究院对环境方面的过程设计与评价工作存在轻视现象,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建设项目环保设计规定》来开展相关工作。并且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工作当中,并没有面向大众来征求建议或其他有效措施,因此,这些单位做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不能够成为环境工程设计工作开展的依据。由于这类现象的存在,使得社会在对工厂进行改旧建新的环境工程设计上,始终不能够使用主体工艺,也避免不了把环境工程设计放在辅助地位。因此,切实可行的环境影响评价要基于维护当地生态环境的平衡,探索出更为有效、涉及面更为广泛的环境对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污染物的治理。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由于经济发展以及基本设施建设的需求,对我国相关企业、工厂等都实行了改旧建新或者是拓建工程,由于当时施工技术的不成熟以及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导致环境保护的遗留问题多多。为了更好地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对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工程设计以及可行性分析这三者关系进行科学的研究、合理的分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环境工程设计

环境工程设计,不仅具备工程设计的一般属性,而且还是具备属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具体内容为:

2.1环境科研结果的实际表现形式、实际应用以及转化为生产力是要通过环境工程设计得到反映。只有通过环境工程设计这一载体,环境科研成果才能够真正地转化为生产力。

2.2由于环境工程设计的核心内容是“环境”,表明其主要的效益是倾向于社会效益这一方面,而不能够对其单纯地用经济效益的相关衡量方式来对环境工程设计进行衡量。2.3不管是进行新近进行的工程,还是改旧拓建工程,所需要的环境工程的投资费用都是比较高的。比如攀枝花的提钒炼例厂,由于其需要对原料主厂房布袋进行一个除尘工作,因此初步预算大概1500万元人民币。在对老厂进行改旧拓建工程时,环境工程设计的前提是要在不影响当前的正常生产工作,以及不能够对工厂的主体建筑造成损害。所以,环境工程设计的实际实施还是存在着较高风险。

2.4我国环境科学这一学科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发展时间较为短暂,使得规范的、科学的、系统的环境工程设计没有得到完善的建设。这就要求在开展环境工程设计工作前要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都要做到周密地考量,尽可能地提高该工程设计的安全系数。确保该工程能够实现可持续运行。

2.5在开展环境工程设计的工作中,每一环节都应该要严格遵从设计规范。

2.6要将环境工程设计的辅助工程的地位向主体工程的地位转化,在现代工程的开展过程中,环境工程设计需要专业性和专业配套的设施,这就要求在开展环境工程设计中,需要各相关专业人员的分工合作与配合。

2.7在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大背景的影响下,我国的大中型企业都存在经济效益较差的现象,因此企业在开展环境工程设计工作中也不太乐观,而在建的环保工程常常会因为资金链短缺被搁置或者是压缩。这就要求在开展环境工程设计工作中,要充分做好前期的调研工作以及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的治理方案。

3结语

相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大众对环境保护这一问题也会越来越重视,这也就要求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工程设计要不断进行完善,起到促进改善环境的作用。

篇8: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关系研究的论文

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关系研究的论文

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分属两种不同的理论分析范式。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范式中“人力”不是劳动者的资本,劳动力商品化并非是劳动者自己将劳动力资本化,可变资本只是资本家的资本,而不是劳动者的资本。舒尔茨等人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将“人力”称为资本,只是意味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又增加一种原本不为人知的生产要素,技术分析的需要是主要原因。加之该理论的理论框架、方法论与前提假定等方面的内在缺陷,将其植入马克思经济理论会导致两种理论范式的冲突。

关键词:人力资本;范式;马克思经济学

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置人力资本理论特定的范式规定和内在缺陷于不顾,将其植入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框架,给理论研究增添许多混乱。人力资本在其创立者舒尔茨的理论中体现为,“劳动者变成资本家,是由于他们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由于拥有其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工人因人力资本投资而成了资本家”。而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在“劳动力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上已蕴含了人力资本理论思想,舒尔茨所说的“人力资本”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在内涵范畴、认识逻辑和方法论基础上都有本质区别。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人力——资本关系的分析及对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动因与内在缺陷的剖析,廓清二者之间的范式差异,从而合理定位人力资本理论在我国经济学理论建设中的地位。

一、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人力与资本”的关系

“人力”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范式中并不必然是资本。虽然马克思把资本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但可变资本只是资本家的资本,而不是劳动者的资本。

(一)劳动者的“人力”不能自行增值。资本的本质规定是增值性。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劳动力——引者注)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价值的源泉”。从劳动者的立场看,将劳动力称为资本意味着让增值的源泉补给源泉,这在逻辑上是一种谬误。因为是资本就要增值,要增值就要吸收劳动者的活劳动,劳动力若是资本,只有在它吸收了活劳动后,资本的增值部分即剩余价值才会产生。但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劳动只有同劳动者以外的物质资料结合并被物质资料吸收,才能实现物质资料价值的增值。劳动力不能通过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吸收自己在发挥作用时所表现出的'东西——活劳动,来使自己增值。正如吴宣恭教授所说:“劳动力出卖以后,它已变成资本家所有的资本的一个部分,不归劳动者支配,也不能为劳动者带来任何剩余,对劳动者而言,毫无资本的功能”,“劳动力的所有者不可能购买自己,剥削自己。这就是说,‘人力’的所有者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资本家,‘人力’不可能成为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它是一个消极地被决定了的价值。

现实中,劳动者将自己的某些知识和技能折合成一定的股份,并获得相应剩余分享的情况,仍不能说明“人力”具有增值性。因为知识、技术有两种,一种是与劳动者身体无法分开的;一种是可与劳动者相分离,能获得独立存在形式的知识和技术。具有第一种知识和技术的“人力”不具资本属性。当第二种知识和技术以专利的形式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折资入股进行投资时,它们便具有了资本的属性。参股的专利所有者是以资本所有者而非人力所有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依靠专利股份分享企业剩余,同依靠货币投资或设备投资得到剩余,在经济关系的性质上没有差别。而且,这种虽然源于劳动却已物化的专利,已与劳动者身体发生分离,转化成为一种与劳动正好相对的力量,参与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在此,“人力”与资本的界线是泾渭分明的。

(二)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不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资本。尽管马克思也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但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不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资本,可变资本并不等同于劳动力。虽然资本所有者用资本的一部分——可变资本购买劳动力,但劳动力在卖者即雇佣工人那里只是商品,而只有在买者手中,即暂时握在其使用权的资本所有者手中,才成为资本。可变资本只是资本所有者的资本,而不是归属于劳动者的资本。同样,劳动力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力资本化。当劳动者还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时,它只是等待出售的商品,是潜在的生产要素,不能成为资本。一旦劳动力被出卖并进入生产过程,它就并入买者的资本。劳动力商品的这种二重性,决定了人力不可能成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马克思认为,“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末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从资本家的角度看,通过对劳动力的购买和使用使自己的货币资本化。虽然劳动力创造了剩余价值,但因其所有者已将它出卖,并仅仅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劳动力的使用权不再归劳动者所有,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全部归劳动力的购买者。可见,劳动力在其所有者那里只是他的资产或商品,而不是资本。有时,资本家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会对一些“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进行激励,但这是同复杂的、熟练的劳动力具有较大的价值相联系的,以不损害自身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并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把变为劳动力或体现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称作可变资本,但决不能将此误解为马克思将劳动者的“人力”也当作劳动者的“资本”。

二、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概念的创立

西方经济学家将劳动者的“人力”称作劳动者的资本完全是出于技术分析的需要。人力资本概念提出的目的在于阐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个人收入、经济增长等的巨大作用,同时证明在教育、培训等方面投资的重要意义。但舒尔茨等人把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称为“资本”主要是技术分析的需要。

舒尔茨等人主要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投资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要突出知识、技能等投资的高收益性特点,必须有一个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相比较的平台。而把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等转化为价值化的资本,既可很方便地将新古典经济学运用于物质资本的分析工具运用于长期被传统理论所忽视的劳动者能力的分析,又可在生产中实现劳动者技能贡献与物质资本贡献之间的相通约。显然,充当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中介恐怕就是“资本”被嵌入“人力”的初衷。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视野中,人力资本的出现只是意味着在生产函数中又增加一种原本不为人知的生产要素。如马克·布劳格所说:“它只不过是标准的新古典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前没有考虑过的现象上的运用。”表面看来,人力资本理论的这种嫁接和过渡完成的比较平滑顺畅,但其内部被粉饰起来的许多矛盾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

三、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缺陷

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与其所依存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相一致,也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一范式固有的缺陷,加之理论自身的先天不足,使其自产生之日起就招来批判不断。

(一)理论框架缺陷。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遵循这样的路径进行的:把人力资本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对人力资本进行度量——研究人力资本的生成机制,进而以人力资本概念为核心研究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企业组织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所有的一切无非是把既有的研究物质资本的框架转向人力资本的研究。但这种理论框架的移用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即“人力”能成为“资本”,而且“人力”是“资本”。然而,从舒尔茨等人的话语背景和话语体系来看,这一前提让人置疑。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劳动者这些能力和素质的获得需要接受一些必要的教育和训练,需要一定的费用支出,但人的需求的多元性与层次性及行为动机的复杂性,使个人的目标函数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在人的支出总额中也无法划清投资和消费的边界,许多支出根本无法归为具有资本意义的投资。因而,舒尔茨所言的“人力资本”无法简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收益函数,显然这与资本所规定的货币收益最大化要求相左。况且,知识、技能等的生产性及其对提高个人收入的贡献度还与教育体制、市场供求状况及人自身的能力、天赋、态度等因索相关,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投资问题,这些都不是资本所能涵盖的。

(二)方法论与前提假定缺陷。人力资本理论与其所依存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相一致,也自然将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其建构理论的指导。这一方法论基础也不可避免地使它把“理性经济人”作为理论的预设前提,它在信息完全、个体理性和偏好稳定的内涵约束下,直接指向了未来收益的“最大化原则”。这些苛刻的脱离实际的假定与个人对自身人力进行投资的复杂心理动机很难相适应。人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非是理性地、合乎逻辑地指向任何可识别的目标,许多行为是由习惯来协调的。显然,人力资本理论对那些由习惯来协调的个人支出行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其他学说的借鉴和吸收,但我们也需充分认识各种学说流派间的范式规定,尤其不能混淆西方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否则必定会造成理论混乱。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范式中“人力”不是劳动者的资本,劳动力商品化并非是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化,可变资本只是资本所有者的资本,而不是归属于劳动者的资本。当前,对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充分认识其理论缺陷,理清其范式的适用范围和价值取向,有助于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对其进行合理的取舍。

篇9:商业银行上市与业绩关系研究论文

商业银行上市与业绩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完成了较为集中的股份制改革并开始上市交易。当经济增长放缓时,商业银行通过股份制改革及上市,将会促进内部体制改革,并可为其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商业银行的上市要考虑融资规模的实际需求及其自身发展的规划,保证融资效果的最大化。

近来,银行业的改革及开放进入了加速阶段。但是,商业银行在进行扩张的过程中,只有注重资本结构与规模的协调,才能保证商业银行的良好持续发展。

陈信健认为,在中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呈现出明显的粗放性经营特征。①尹利平则指出,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着片面理解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内容、缺乏有效的信用风险监管手段和方法的问题。②有基于此,本文总结出了商业银行在资产结构上存在的两个问题:1、商业银行自身业务比较单一,影响到了银行发展的多元性,也造成了银行资产结构的单一;2、监督机制不到位,不仅使监管问题无法解决,同时也无法引起银行对资产管理的重视。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股份制改革以及上市来解决。

国内商业银行要上市融资首先必须解决不良资产的问题。孙兵指出,改变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现状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1、进行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商业银行体制,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提供制度基础;2、逐步开展实施混业经营,为银行资本负债比例管理提供更为广阔的运作空间;3、完善监管手段,保证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③从根本上讲,这三点均可通过股份制改革以及上市来实现。

到目前为止,一些学者已对商业银行上市对业绩或绩效的影响做过一些实证分析,但这些研究仅限于规范性分析以及统计性描述,比较缺乏数据间关系的支撑。

上市前后运营状况分析

从简单的财务报表数据来看,所有商业银行上市后的运营状况均有所改善。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上市前后的运营状况改善显著。从四大国有银行~的ROE、ROA指标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上市前后的和,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及资产回报率有了较快的增长,并且上升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国内商业银行在股份制下的发展是比较好的,盈利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大银行改制上市过后的盈利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相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盈利一开始还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是增长比较缓慢。从统计数据来看,上市过程对于盈利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股份制银行发展过程中的稳健性并不高,甚至某些银行还偶尔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

由此可见,上市过程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业绩推动作用较大,而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业绩推动作用较小。

研究假设与实证

通过以上的统计性分析,我们发现上市对于银行的业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否具有确定的关联,还需要通过多元回归来证明。

研究假设。一、股票上市的影响与银行的盈利能力正相关。通常,企业从事经营活动,其直接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或现金流量并维持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企业未来所获取的利润和现金流量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现时价值。由此可以得知,拥有较强盈利能力的银行在上市融资后,会较好地利用新进资本来维持和扩展自己的盈利。二、股票上市的影响与银行股权集中度负相关。不少学者研究发现,银行股权集中度与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股权集中度显著影响银行经营绩效。有学者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我国上市银行股权集中度对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约束机制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结论:1、我国十家在沪市上市银行的股权集中度均属于相对集中型和高度集中型,不存在分散集中型。2、上市银行的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即股权集中度越高,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越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上市银行的绩效越差;反之则亦然。由此,我们可以假设股权度越是集中,越不利于银行绩效的提高,进而使得股票上市过程带来的业绩推动影响越小。

取样标准。1、起止时间及内容:~20,上市商业银行年度报表财务数据;2、选取沪市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剔除深市仅有的一家上市银行(深发展A),其分析结果可能不具备代表性;3、关注在多地上市的银行,比如在大陆和香港同时上市的银行,检查样本取样是否受其他因素影响(数据来源:CSMAR数据库)。

沪市银行股上市与业绩对动的影响因子分析:

其中:Yt代表样本中的上市后第t年内的净资产收益率均值,t值为上市至年;t代表样本中的沪市上市融资规模;X2代表样本中的上市前原有资本规模;X3代表样本中的股权集中度。设置三个解释变量,X1解释上市融资对业绩发展是否存在推动作用,X2解释商业银行原有资本规模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大小,X3则解释是否因为股权过度集中而影响上市融资对业绩的推动作用。另外引入一个解释变量:X4代表样本异地上市的融资规模,只在沪市上市则不考虑此项指标,这里考虑的是多地上市的银行会得到更多的融资,而且有可能因为上市地融资规模的不同而对银行业绩起到不同的推动作用。

实证结果。通过数据整理,我们可以得出商业银行2005~2009年ROE以及ROA的整体趋势图:

通过两个图表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所有上市银行的ROA基本上都呈现单向缓慢增长的趋势,这比较符合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进度。而对于ROE中出现的20上升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在年三家国有商业银行都完成了上市,在其大规模资本的推动下,ROE出现了上涨。

对于模型,首先进行自相关检验。我们可以发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各变量之间最大的相关系数为0.2143,因此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以及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较大的多重共线性。

利用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拟合。解释变量较好地解释了被解释变量的变化情况(R2=0.713658,F值为44.861688)。倘若显著水平为0.05,X1、X2和X4的t检验显著,而X3的t检验不显著。可以初步验证假设H1,而假设H2得不到验证。

因此,通过X1、X2的解释变量检验,在银行股中,上市银行的融资规模以及原本拥有的资本规模越大,对于上市后商业银行营业的绩效推动效果越大,另外通过对X4的检验还从时间方面说明,商业银行股票发行推动业绩的效果会随时间变长而逐渐稳定。而股权的集中与否对上市的业绩推动效果影响较小。

研究结论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较快,为商业银行的成长创造了一种比较良好的氛围。不同于非国有商业银行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大,在基础设施信贷、消费类信贷和相关配套金融服务等领域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债券市场发展有利于扩大债券承销和债券投资等业务,客户对资产和财富管理需求的提升将推动相关业务的发展;国际银行业重组也提供了推进国际化和综合化战略的契机。

所以,在相同的大环境下,国有商业银行可以进行较快的改革创新,推进经营转型,大力提升核心竞争力,保持资产质量稳定,实现各项业务平稳较快发展,从而体现出更高的上市绩效推动效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的上市要考虑融资规模的实际需求及其自身发展的规划,这样才能保证融资效果的最大化,从而为商业银行的稳健发展打下基础。

篇10:衰老自我认识与衰老的关系研究论文

衰老自我认识与衰老的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目的探究自我体认与衰老的相关性。方法 选用衰老评估量表 (AES) ,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上海、平凉、兰州3地中老年人群进行调查, 分析自我体认和衰老相关性。结果 自我体认得分与衰老评估量表总分、衰老各领域得分、衰老所有方面得分均呈正相关 (P=0.000) 。结论 自我体认得分越高则衰老程度越严重, 反之则越轻越缓, 这为从自我体认角度认识衰老、研究衰老、延缓衰老提有供针对性的依据和指导。

关键词:自我体认; 衰老;

个体对衰老的自我意识、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不同, 则衰老的程度和进程不同。Levy等[1]通过18年随访调查发现, 积极或消极的衰老自我认知对躯体健康有不同影响。衰老自我认知已经被认为能够预测老年人独立功能丧失和死亡率。Ostir等[2]研究也发现, 个体对自身当前衰老水平的评估与实际表现之间并不一致, 且不同个体或同龄个体之间衰老的程度均不相同, 说明对自身衰老的体验或评价对衰老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课题组前期研制出的衰老评估量表 (AES) [3]进行调查, 提出自我体认并探究其与衰老的关系。

1、资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调查过程和数据建立

2013年10月至2014年10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选用衰老评估量表AES, 对上海、平凉、兰州3个地区2 064名中老年人进行横断面现场调查。共发放量表2 500份, 回收有效量表2 064份。其中上海932人,平凉620人, 兰州512人。男1 099例, 女965例。年龄40~95岁。

1.2、调查内容和调查工具

调查前成立研究小组、制订操作规程 (SOP) , 对调查员进行培训, 严格质量控制。调查内容包括中老年人群的自我体认、衰老和一般情况。采用AES进行调查。量表共包括4个领域 (躯体、心理、社会适应、自我体认) , 13个方面 (外表形态、视听、运动、小便、睡眠、虚弱、疼痛、情感、认知、社会适应、性生活、自我体会、认识态度) , 39个条目。量表均为自填式。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AS9.13软件进行χ2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典则相关分析。

2、结果

2.1、自我体认与衰老的直线相关分析

衰老的自我体认领域得分[ (11.24±3.08) 分]与衰老评估量表总分[ (50.97±12.21) 分]呈显着正相关 (r=0.790, P=0.000) 。与躯体[ (10.04±2.65) 分]、心理[ (9.68±2.79) 分]、社会领域得分[ (10.09±2.85) 分]相关 (r=0.607、0.586、0.678, 均P=0.000) 。与躯体、心理、社会领域所有方面形态[ (2.94±0.88) 分]、视听[ (2.51±0.83) 分]、运动[ (2.10±0.99) 分]、小便[ (2.36±0.88) 分]、睡眠[ (2.47±1.00) 分]、虚弱[ (2.32±0.83) 分]、疼痛[ (2.72±1.00) 分]、情感[ (2.14±0.78) 分]、认知[ (2.79±0.82) 分]、社会适应[ (2.37±0.75) 分]、性生活得分[ (3.12±1.19) 分]相关 (r=0.458、0.444、0.498、0.387、0.380、0.483、0.431、0.552、0.461、0.641、0.420, 均P=0.000) 。直线相关分析表明自我体认得分越高, 衰老程度越严重, 反之则轻越缓。

2.2、自我体认与衰老的典则相关分析

衰老自我体认的7个条目和衰老的躯体、心理、社会领域典则相关分析, 得到3对典则变量 (V, W) , 相关系数分别为0.788、0.218、0.142, 3对典则变量相关系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0) 。见表1。3对典则变量包含了全部相关信息量, 其中第1、2、3对典则变量分别可解释95.892%、2.911%、1.197%的信息量。第一对典则变量提示:衰老感和负担感越轻, 社会领域衰老程度越轻;反之, 衰老感和负担感越重, 社会适应性越差。第二对典则变量提示:负担感越轻, 心理衰老越轻;完美感得分越高, 躯体衰老越严重。第三对典则变量提示:负担感越重, 心理衰老越重;幸福感得分越低, 社会领域得分越低, 社会适应性越好。见表1。

3、讨论

衰老不仅是一个生理功能衰退的过程, 也是一种自我体认---即中老年人对自身衰老状况的体会、认识和态度的过程。后者可以改变衰老进程, 同时也受衰老过程的影响。随年龄增长, 人的躯体衰老无法自控和改变, 但对衰老的自我体认则是可以自我调节和控制的, 不同的认知态度则有不同的相应结局。衰老的表现可能大同小异, 但不同的人对衰老有不同的体会、体验和“认为”, 有着不同的自我意识、自我认识、自我分析和认知评价, 建立起对未来计划、期望的不同信念和态度, 并成为进一步行为的动力, 使不同个体衰老有着不同的程度和进程。Ellis情绪反应认知“中介”理论 (ABC理论) 认为[4], 人的情绪和行为障碍不是由于事件直接引起, 而是由于个体对事件不正确认知评价产生的信念引起的, 其公式为“A→B→C”, 其中“B”是导致“C” (心身失常后果) 的核心要素, 突显了“B”这一中介环节的重要性, 不应纠结于消解“A” (因为许多情况下社会心理等应激事件是不可预知和难以避免的) ;相反, 应该转向纠正“B” (自我对“A”的认知评价所产生的信念) 。可知, 个体对衰老的自我评价一方面是依据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的增龄性变化;另一方面把行为建立在如何与同时代的人、其他年龄段的人及自身早先水平的看法进行比较等主观体验之上[2]。信念和态度独立地形成于认识过程之中, 并且不断在社会文化背景和学习经历等过程中予以建立, 随着社会变迁、境遇变异、意外事件、角色改变等客观因素而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点, 它可通过确定事件的真相和校正对其意义的理解来形成, 作为动力对行为进行促进和调控, 在衰老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老年人通过对自己衰老的'自我认知评价建立起不同的信念和态度, 而这个信念和态度作为行为改变的动力, 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主动去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使健康和衰老朝向于自我体认的信念方向发展。对衰老自我认知评价建立起积极、健康、正确的信念和态度, 则能主动去改变自己的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 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使健康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衰老速度和程度则减缓;反之, 则向不利于自己健康的方向发展, 加速衰老进程。

研究结果表明, 中老年可通过对衰老不同的体会、认识、态度来评估自身衰老, 正性或良性的体认则产生正确的信念和积极的态度, 负性或恶性的体认则产生不当的信念和消极的态度, 进而影响其采取进一步的行为和调节、控制有关影响因素的方式, 从而加速或减缓衰老进程。本调查结果也提示, ≥80岁高龄时衰老速度和进程却趋于非常平缓甚至不衰, 表明其可能与积极的自我体认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 自我体认在个体的衰老进程中起着重要的加速或延缓调控作用。也说明了衰老是一个异质性的过程, 具有可塑性[5]。因此, 创造一定的环境, 采取一种相应的策略, 积极倡导乐龄概念和文化, 让中老年人对衰老做出正性或良性的自我体认, 形成和产生正确的信念、积极的态度, 对帮助他们成功地适应衰老、延缓衰老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Levy B, Slade M, Kunkel S, et al.Longitudinal benefit of positive self-perceptions of aging on functional health[J].J Gerontol, 2002;57B (5) :409-17.

[2] Ostir GV, Ottenbacher KJ, Markides KS.On set of frailty in older adults and the protective role of positive affect[J].Psychol Aging, 2004;19 (3) :402-8.

[3] 梁治学, 胡燕, 李其忠, 等.衰老评估量表的条目筛选[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5;35 (9) :2502-4.

[4] 何裕民.中医临心理学床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282.

[5] 李春波, 申远, 吴文源, 等.脑老化的异质性:功能磁共振成像的初步对照研究[J].中华医学杂志, 2005;85 (42) :2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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