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平观的历史追溯哲学论文（共12篇）由网友“gjghfh”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后的西方公平观的历史追溯哲学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篇1：西方公平观的历史追溯哲学论文
西方公平观的历史追溯哲学论文
摘要：公平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当前，西方社会的社会公平思想理论深厚、派别林立，这与西方古代丰富的社会公平思想是分不开的。从古希腊时期到启蒙时代，公平思想从萌芽状态发展到成熟，公平思想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且代表了人类追求全面自由发展的美好理想。
论文关键词：公平,公平观,西方,启蒙思想,契约论
想要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公平观的实质，必须理清西方哲学家的社会公平思想的发展脉络。他们的思想不仅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且是西方当代社会公平观点的理论渊源，为当代社会公平思想的产生奠定了理论环境和思想基础。本文主要讨论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公平正义思想的萌芽;古希腊时期公平思想的系统发展，主要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思想;启蒙时代的公平思想发展，主要是以卢梭等为代表人物的契约论的公平思想。
一、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作为德性存在的公平思想萌芽
古希腊前期各个学派林立，思想交错发展。在公平正义领域，虽然没有出现系统的理论，但是在多个学派已有了萌芽。在古希腊，“公平”与“正义”同义，为justice。在古希腊的史诗《劳动与时令》中，诗人赫西阿德在诗中劝说他的弟弟，应当获取应得的财富，不取不义之财，从而把正义和利益的公平分配结合起来。米利都学派的阿纳克西曼德最早用哲学语言论述了“公平正义”——“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实践大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偿。”毕达哥拉斯用数来解释正义，重要的是他是西方较早把社会与公平联系到一起谈论的。他意识到社会公平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他认为人类社会“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赫拉克利特认为斗争体现了正义;德谟克利特的思想相较有所发展，把正义分为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两种含义;而梭伦则从其政治目的出发，最早在正义的概念中引入“给一个人以其应得”的含义，并提出了城邦正义观。梭伦认为，正义的社会必须调和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并且以法律为依托，寻求矛盾双方的平衡点。正如他在诗中写到“:我持大盾，保护两方，不能使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智者派提出国家和制定法起源于契约，其基础也就是正义，这无疑是契约论的先导;当然其中也有反方向的逻辑即“强权即公理”，特拉西马克曾说过：“凡是对强者有利的就是正义。”
古希腊前期的思想家最大的贡献在于意识到了公平问题，并根据自己的理论立场创造了理论研究框架，给出了相应的研究方向。
二、古希腊时期——作为原则存在的公平思想探索
从哲学高度看待社会公平问题，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早期思想的集大成者，面对当时参差不齐的道德思想和政治决策，他提出“正义(公平)是一种美德”。他将正义与德性、理性结合起来，并强调法律的正义性，他最后的命运便是对“守法即是正义”的最好诠释。
柏拉图直接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正义思想，虽然柏拉图也没有给“正义”下准确定义，但他以“政治理想”把他的公平思想展现出来，已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柏拉图谈论“社会正义”的政治角度具体表现在社会分工角度，他把等级的维护视为公平，认为公平是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他把在等级制度和社会分工前提下运行的社会状态归为一种“和谐”，也就是从事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专心干本行业而不互相干涉的`时候，他认为这种和谐是正义的。“正义作为一种包含一切的德性，在于每个部分执行自己恰当的职能。”所以在罗素看来，在柏拉图正义思想的含义中，没有平等的观念。他创造并力图实现的“理想国”，虽然具有鲜明的“乌托邦”性质，由于历史条件无法实施，但其中无处不彰显着“社会公平”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给“公平”下了定义，并且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分类。亚里士多德从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个角度来论说公平，他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法治传统，认为守法或违法是评判公平与否的标准。亚氏基于个人和城邦把公平分为两种，公平之于个人表现为一种德性，是“全德”、“至德”;公平之于城邦就是社会原则，它关系到财产分配和人际交往关系，因此它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公正是最重要的伦理德性，人脱离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同时也是“为政的准绳”，是城邦秩序的基础。
在个人正义问题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如出一辙，亚里士多德在继承了柏拉图的观点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在城邦正义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不仅继承了柏拉图晚年的观点，而且超越了其观点“乌托邦”的性质，提出了更加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状况的“公平措施”。我国学者易小明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正义思想的特征归类为“差异协同结构”，即“差异人与相应差异职位的对应，以及各差异阶层在整个国家内的和谐并存的多样统一的等级秩序的和谐状态”亚氏与柏拉图一样，看到并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但亚氏没有像柏拉图那样强调人的天赋能力的等级之分，而是从差异性上立论构建和谐社会关系及合理性。虽然他也强调公民各谋其职，但在公民的关系上推崇民主的平等观，更加合乎正义。其实两个人的差异更多的是表现在“正义”的实现方式上，柏拉图主张“程序正义”与“贤政正义”，亚里士多德则秉持“公益正义”与“法制正义”。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后的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都一致为，分配公正的基本含义就是使每个人得到其应得的东西，困难只是在于如何理解和确定“应得”，这其中深层次的问题只能留给马克思去解决了。
篇2：效率公平观的哲学思考
效率公平观的哲学思考
效率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现实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 一、效率与公平是市场规则与价值取向的统一 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为核心内容，以市场为运行调节机制，以竞争为表现形式。市场经济之所以长久不衰，因为它有效率。市场经济的效率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生产的单位时间与产品之间的比率。就是在尽量少的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二是指资源在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下产生的特定经济效果，即市场经济本身的运作效率，前者是微观效率，后者是宏观效率……
作 者：梁崧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电讯工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7 刊 名：理论导刊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IST THEORY GUIDE 年，卷(期)： “”(10) 分类号：B0 关键词：篇3：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历史逻辑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总体逻辑可以从公民社会的角度进行考察。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了反思，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了西方政治哲学和文化社会学。这一转变，表现在公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到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市民社会。这就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公民社会。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就转变为公共领域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等问题，之后形成的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政治哲学 公民社会 公共领域
前 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引入了大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的代表著作，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这对促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了重要作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把福特主义的合理化进程被看作是物化的过程，激进的策略只能求助于美学的批判锋芒，形成的是大拒绝意识。这是目前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已被较多关注的一条逻辑线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与这个问题对接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思路以及由此生发出来并在民主政治框架中对革命道路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条思想中，其核心概念是公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文化政治学批判。
如果说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早中期的革命策略是对启蒙传统的“大拒绝”和美学救赎论的话，那么从葛兰西的“阵地战”到哈贝马斯的“第三条民主”道路，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启蒙以来欧洲政治哲学传统。这使得他们的研讨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政治哲学的重要领域——公民社会，并由此形成了与卢卡奇传统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且开启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潮，由此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逻辑终结之后的理论空场，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与此有不解之缘。由于目前国内学界出于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把握不免陷入到碎片化的境地之中，本文将从一个总体性的视域，以公民社会概念为核心来考察其历史逻辑。
一、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文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显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对外则是资本输出与垄断，这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垄断资产阶级在利益国际交换中获得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垄断资产阶级用从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收买本国工人阶级，这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弱化。二战后流行的福特主义产生了大量的遗产阶级，传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元矛盾对立淡化。福特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一方面提高工人的工资，从而提高工人的消费能力，缓和资本主义消费不足的矛盾，也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造就了一大批中产阶级的产生，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遏止了阶级斗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选择了凯恩斯主义所开的药方。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传统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不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不再仅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而是更需要“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
二、视角的转变与批判文化政治学的兴起
与这种社会变迁相一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论上开始对从单纯经济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卢卡奇提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①这种总体性反映在社会结构的把握上，就是强调在片面的经济之后还有文化政治的因素，在学术背景上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转向韦伯所开启的文化社会学。
1、对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拨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基于苏格兰学派与古典经济学所开始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观念，从公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语境转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此，马克思认为上层建筑（即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不过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是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基础逻辑。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么简单地看待上层建筑的作用。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在他们逝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基本上是忽视政治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则又拘泥于马克思的理论模型。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所带来的挑战及发展机遇，死抱着封闭的经济决定论，从而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正是因此而声名狼籍。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反动，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中意识到伸张主体意志的重要性，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理解为主客体关系的辩证法，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基于“‘总体性’对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方式的研究。”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相适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理论重心发生了逻辑“偏移”。从“经济决定论”到“文化政治本体论”。这一转变，表现在本文所研讨的市民社会问题上，就是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转换为从文化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理解公民社会。此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逐渐淡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而知识分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院派思想家）所领导的文化造反则凸现出来。
2、理论支撑背景：韦伯等文化社会学的影响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理论活动的年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阶级斗争的传统思路已经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社会学关于社会整合的理论应运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生活在这样一个理论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葛兰西对于社会学这种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称为实践哲学）和实证主义（他认为是“部分地反对”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解，使得他的政治社会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表现出向实证主义社会学靠近的趋向。葛兰西的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活动扭转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公民社会的社会学、政治学阐释的传统。这便是本文所指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文化社会学转向。
三、公民社会文化政治内涵在政治与文化公共领域的凸现
与葛兰西那种用“三分法”对市民社会进行结构性分析（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研究路径相关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性认知也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那里，现代市民社会主要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视角来考察的。这种二分法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的特点，但他们更多的是强调辩证法中的中介思想。因此在市民社会这个问题上，在他们所提出的三分法中，市民社会实际上只是一个中介。这种三分法中的市民社会在列斐伏尔那里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世界，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不再是一个独立领域，也不再是社会的边缘领域，而是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领域，也是社会变革的核心地带”。
如果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全球化视域，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则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文化政治学视域。从理论表现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是异质性的理论形态，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如果从更大的理论与历史视野来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也存在相通之处，这就是对现代性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的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的行径是帝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国内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质是更深层次的心理文化控制。正是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导引出不同的斗争形式：前者以政治革命进行斗争，后者则以文化革命进行反抗，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逻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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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6页.
① 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18页
篇4：西方语言哲学的必由之路论文
西方语言哲学的必由之路论文
1语言哲学的研究历史
柏拉图认为，人们的知觉通过逻各斯成为思想，思维和语言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则主张，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古代哲学注重本体论，而到了20世纪，哲学开始经历语言转向，它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场革命。语言哲学是由分析哲学推动，在布尔·弗雷格建立的现代逻辑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维也纳学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fBergman)在其著作《逻辑与实在》(LogicandReality)中第一次提出“语言学转向”这一概念。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罗素(BertrandRussell)、海德格尔(MartinHeridegger)等人真正推动了这场哲学的历史性转变。其中，维特根斯坦是当之无愧的、贡献最大的一位哲学家。
2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思想对译学的启示
2．1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哲学思想被誉为分析哲学“精神之父”的维特根斯坦于1922年出版了他的著作《逻辑哲学论》(Trac-tatusLogico-Philosophicus)。在书中，他用“图像说”(PictureTheory)来阐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他写到:“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图像是实在的一种模型，图像是一种事实;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思想在命题中得到了一种可由感官感知到的表达，被使用的、被思考的命题记号即是思想;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命题的总体即是语言”(维特根斯坦a:25－41)。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事实)与语言是一一对应的，即能被语言命题的都能说出来，不能被说的只能被显示。他认为，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对象的总和。同样，语言是命题而非名称的总和。在《逻辑哲学论》的最后一章中，维特根斯坦写到:“对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2012a:105)。2．2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思想给译学实践带来的启示与困惑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坚持逻辑原子主义观。他认为，命题是思想的表述，有命题才有意义。简单说来，在语言活动中，语言的规则就是逻辑规则，它们有非常严密的使用系统。语言先于人类活动，并预先设定词语的意义，语言与人的活动和实践无关，人的实践活动不能改变语言的规则。“定义是从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规则。凡是正确的记号语言都应该按照这种规则可以翻译为其他任何一种语言:这一点是一切正确的记号语言所共有的。”(维特根斯坦2012a:40)维特根斯坦的前期语言观与奥古斯丁的语言观颇为相似。奥古斯丁认为，符号或词语是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语言在符号和对象之间建立规则性联系，词语的意义即是它所指的对象。维特根斯坦把语言使用的共同性称为“定义”(Witt-genstein:21)。他认为，表达同一对象的不同语言间的词语一定是可以被译出来的，而它们的意义也是对等的。如英语符号的“snake”可以等值地口译为汉语的“蛇”，因为英国有snake这个对象，而汉语也有“蛇”这个对象，它们所表述的意义是对等的。但对于经验外的东西，译员却是不可以翻译的.。维特根斯坦的图像理论也为译员从事口译活动增添了诸多困扰。在他的图像理论看来，词语组成命题，而命题所描述的事实构成命题的意义。一个命题在经过翻译之后，它的形式极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不再成为一个命题。所以，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只有“可说之事”的“说”才可以翻译，对于“不可说之事”的“说”是不可以翻译的。
3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对译学的启示
3．1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观1953年，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安斯康姆和里斯以德英对照的方式出版了维特根斯坦因多种原因未出版的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s)，书中提出一系列与《逻辑哲学论》截然相反的语言语义观和概念，引起了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变革。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以“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为核心，把语言视为生活形式中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resemblances)的语言游戏。他认为，人们只能在语言的使用中去理解语言的规则，并由此得出意义判断的标准。在此时的维特根斯坦看来，要探究语言自身的特性，就必须以语境为依托，语言是没有本质可言的，人类所操纵的各类语言不过是语言游戏的各种形式而已。语言游戏这个概念最初是由维特根斯坦在其《蓝皮书和棕皮书》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语言游戏是指“孩子刚开始使用语词时的语言方式”，是“语言的原始形式”或“原始语言”(Wittgenstein1958:67)。在《哲学语法》一书中他说，一个小孩在学习“或许”这个词用法的时候，这个小孩或许会说出他从一个大人那里听到的一句话“她或许回来”，并以同样的语调说出了它，“这就好比说是一个游戏”(维特根斯坦2012b:37)。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就让词语的使用者来告诉你它们的意义吧!”(Wittgenstein1995:220)他主张语言的原始形式是跟人类的其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的，只有在场景中，语言的使用才有意义，离开语言使用的特定的“场”，语言是没有意义的。3．2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为译学实践提供哲学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以“语言游戏说”取代了其之前的“图像理论”。在语言游戏理论中，他不再坚持语言与世界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将语言活动比喻为下棋游戏。“语言游戏论”将语言视为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整体，拥有不断变化和更新的能力，可以依据自身的规律不断地变化，语言可以脱离于事实。语言与事实无关，而只与语言的使用者有关，即为语言的“在场”与“不在场”。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与棋类游戏是一样的，说话者不会关注词句是否符合事实，而只会在意自己的言论是否遵循了预先确定好的语言规则。正如人们在下棋的时候不会关心棋子是什么，而只会在意下棋者是否按照弈棋的规则走棋子了没有一样。口译这一20世纪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如何确立一个好的口译质量评估体系是困扰国内外学者的难题。20世界80年代，以塞莱斯科维奇(D．Seleskovitch)和勒代雷(M．Lederer)为代表的巴黎释意派在为口译译员进行培训时，提出了“释意模式”，即先理解原文，再脱离原语语言形式，最后用译语表达理解原语的内容和感情(Seleskovitch＆Lederer1995)。他们认为，口译不能拘泥于原语文字形式，而应将语义作为口译核心的观点，引起了口译界的一次革命。我国的著名学者刘和平、刘宓庆、蔡小红、鲍刚等也围绕着口译的释意主题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刘和平出版了《口译技巧———思维方法和口译推理教学法》;刘宓庆出版了《口笔译理论概述》;鲍刚的专著《口译理论概述》问世;蔡小红的《口译评估》一书出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鲍晓英老师在20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联合上外英语学院共同举办的“国际口译大会暨第五届全国口译实践、教学与研究会议”上宣读了题为“口译标准“信”的实践———记忆心理学在口译中的应用”的论文，以探讨口译的实践标准。但诸多研究，总给人以缺乏强有力的哲学支撑的感觉。今天再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我们可以从这部永恒的辩证法著作中为口译、口译质量和口译活动的可实践性找到一些哲学的依据。3．21语言游戏论与口译的实践性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谈论语言问题时主张语言的意义应该在使用中体现，各种语言活动必须建立在生活形式的基础上，这为口译活动提供哲学理据。口译是人类一项特殊的跨语言交际活动，口译实践过程也是一个游戏的参与过程。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参与者必须遵循口译活动的相关规则。而口译译员要出色地完成任务，把握说话人的语义，就必须了解影响口译的各类因素，确立口译语言游戏的参与规则，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并传递原语欲表达的现实或意义”(Seleskovitch＆Lederer1995:22)。维特根斯坦在语言游戏论中一直强调，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他看来，语言和语言交流被嵌入到以人类为主题的群体生活中，并适用于由个体所组成的各个历史群体。这些个体又经由语言这一媒介的共同实践而融为一个整体，语言的共性为所有参与语言活动的个体提供交流的平台。人们要把握语言的意义，就要到实际的生活中去进行实践，这就好比一个口译译员去完成不同的口译任务，所有的口译任务都代表着不同生活实践的语言游戏，如公司庆典、商务谈判、开业典礼、毕业典礼、欢送会、记者招待会、国际会议，等等。这些口译活动都是不同的文化场景，口译译员的任务是使互不通晓对方语言的谈话双方得以思想交流，完成沟通行为。可见，口译实践活动也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因自身的口语性、及时性、互动性而使这项语言游戏体现出复杂性和高强度性。3．22“意义即使用”与口译语言游戏的在场与不在场“意义即使用”是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一节中提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他断言，“在使用‘意义’一词的一类情况下———尽管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可以这样解释‘意义’: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维特根斯坦)。不问意义，只问使用，这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语言哲学观。语言的使用就是要在场，离开语言的使用，谈论意义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在场”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后结构主义文论家德里达(JacqueDerrida)提出来的。在场论认为，语言能够完善地再现和把握思想与存在，存在就是在场，不存在即不在场，这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即使用的观点一致。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哲学认为，理解一种语言的意义不取决于说出它的那一刻所产生的事实，而取决于当时环绕它的、由实际的和潜在的语言用法构成的不确定的视域。意义存在于构成言语事件的用法中，为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所组成的更大的背景所揭示(Wittgen-stein1958:80)。在口译过程中，交际双方话语的含义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中，口译译员对语义的提取是一个多层次、自动化和共时加工的过程(鲍刚:128)，具有当下性特征。一个出色的口译译员在口译过程中要对口译的参与规则有准确的拿捏，不仅要考虑在场的知识，更要结合宏大的不在场知识。维特根斯坦“言与不言”的观点恰好为口译活动的“在场”和“不在场”提供理据。刘宓庆提出口译的不在场因素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是传统观念、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刘宓庆:59)。我们则更倾向于把口译的不在场因素理解为口译参与者的一个体系。在口译语言游戏中，发言者和译员是在场的，但口译的可实践性必须要求译员将口译的不在场因素纳入到语义的理解和诠释中(刘宓庆2006:59)。3．23“言与不言”与口译质量评估维特根斯坦在《哲学语法》一书中明确指出，“人们只能不完善地显示其理解”，“人们似乎总是只能从远处指向它，接近它，但是绝不能用手触摸它，最后的东西必定没有被说出来”。“理解的表达恰恰是一种不完善的表达。”他还说，理解的东西是“一种缺少某种东西———本质上不可表达的东西———的表达;因为，否则，我可能找到一种更好的表达”。他认为，“谈论一种完善的表达式没有意义”(维特根斯坦2012b:11－20)。他的这些思想为我们解释诸多有关口译标准的困惑提供宝贵的哲学依据。在口译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中，口译译员往往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境，还会遭遇外行人士的诸多调侃和讽刺。如当一个本国的口译译员因为无法向国人准确地传递该国不存在的某种文化现象时，他会遭到业外人士的怀疑和刁难。可实际的情况是，在不同的国度里，因为文化经历、教育背景以及地域习俗的不同，一个口译译员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找出一个完全对等的词语来描述说话人所要传达的意义是很困难的。一句话，离开对语言意义的把握，任何口译的标准都是不科学的。正因为谈论一种完善的翻译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当代译学界应该更多地关注翻译在促进人类文化交流上应起的作用，以读者期待和原语意义的真实表达作为译学质量评估的科学依据。
4结束语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不仅带来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也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其重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哲学语法》和《哲学研究》为当代中国翻译学的研究和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为口译研究奠定了哲学基础。
篇5：当代哲学观漫谈论文
当代哲学观漫谈论文
哲学是一门既深奥又朴实的学问。多年以来，历史上无数的思想家为之倾倒。文章以当代哲学观点为背景，对从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哲学的八种观念进行探讨，以求对哲学观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哲学需要理解，但不能是自我封闭的冥思苦想，不能是固执己见的自我认同，对哲学的理解要以广阔的哲学视野为背景，要以开阔的哲学意识为基础，加强对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的比较和鉴别，从而深化对哲学的认识。
从总体上看，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当代哲学观点为背景，大致可以概括出八种哲学观点。
一、普遍规律说
这种学说认为，各门科学只是研究世界的特殊领域，并提供关于这些领域的特殊规律，而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并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
这种哲学观具有深远的哲学背景，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古希腊哲学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德国古典哲学寻求全部知识的基础和提供一切科学的逻辑，这些都是对这种普遍规律的追求。从深层本质来看，这种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深刻体现了人类思维的根基。人的思维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在思考现实问题的同时，总是力图在深刻的层次上把握其内在统一规律，思考思维是人类独有的特性，这种特性敦促人们去追求能解释世界上一切现象以及关于这些现象的一切知识的统一规律，思维的这种追求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构成了古往今来追寻普遍规律的哲学。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的两个人。人的思维方式的产生是经历长时间并且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这种不可回避的问题导致了不同的认识水平，在对规律的探索当中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因此，规律不应该只有一个，不同的轨迹要有不同的方式，千篇 一律的规律不能叫普遍规律。
二、认识论说
这种哲学观点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整个世界，而是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关于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不是通过对整个世界的研究来获得的，而是以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方式来实现。
这种认识论说的哲学观，也具有深厚的哲学史背景。人们通常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概括为古代的本体论哲学、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的语言哲学，并把近代哲学的变革称作认识论的转向。在哲学还没有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提出问题的时候，只能是直接地思考这个世界，并试图直接揭示世界的普遍规律，当哲学家开始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的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出发提出问题，去寻求两者所服从的同一规律，并把这个规律作为真正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哲学对规律的认识，必须以对人类认识的反省为前提，哲学不能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不能回答世界的普遍规律问题。
三、语言分析说
它作为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哲学从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而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从而出现了语言分析说的哲学观。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要求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反省人类认识的理论，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则要求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人类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有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在语言分析学看来，传统哲学家的根本弊病，在于他们企图穿过语言而达到对世界的认识。语言分析学的这种哲学观，存在着重大缺陷。他过分注重于技巧，而低估了理论的重要性。结果，他不是把语言升高到哲学的高度，而是把哲学降低到逻辑性语言的层面。真正的思想，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思考，更是一种境界。如果说把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用机械的死板的语言和文字来进行描述和表达，那将失去思想本身的意义。
四、存在意义说
这种学说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或澄清科学命题的意义，而是寻求人类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观的理论渊源一直可以追述到最古老的哲学。古希腊哲学名言“认识你自己”就是这个意思，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是这样解释的，他认为，从人类意识最初萌发时起，我们就发现一种对生活的向内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观察就变的更加显著。人的天生的好奇心，慢慢的开始改变了他的方向。我们几乎可以在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切形式中看到这种过程，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并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类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的交织在一起，宗教的出现并没有消除这种解释，相反，它保存了神话学的宇宙学和人类学而他们以新的形态和新的深度，同样，这种原则也适用于哲学思想的一般进程。在希腊哲学中，无论是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派、埃利亚派，还是赫拉克利特，他们总是确信，不先研究人的秘密而去洞察自然的秘密是根本不可能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存在具有区别其他一切存在的独特性，人以外的任何一种存在都是本质先于存在，而人的存在则是存在先于本质。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哲学观中提出，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往往会迅速的被另一个欲望所占领。人几乎整个一生都在希望着什么，因而也发生了一切。这是一种人存在所必须的状态。每一个人从动机出发，经过需求的满足形成不同的人格，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内心的潜能和价值，从而使人性达到一定境界，成为一个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是贯穿人整个一生的特点。因而，人的存在的意义贯穿了各种主客观因素，人的存在意义和存在价值不仅仅在于人的起源，中外历史神话当中有很多故事讲述了人类的产生，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意义，神话的目的是在告诉我们人存在的意义。
五、精神境界说
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致力于弘扬哲学对人生境界的意义的探索。这种哲学观被称为精神境界说。
在中国众多哲学流派中，儒家哲学思想认为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不断工夫修养，可以达至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道家哲学则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中国佛教认为我法无，佛法本身也是不拘自性的缘合物。墨家思想主张应从一般百姓的立场上谈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巨害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而这种兴利除害的理论预设即为其著名的兼爱思想，提出了爱无差等的理想命题。在法家思想里，世界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帝王的国家，世界的太平就要靠帝王的权威统治与法律的普遍奉行，才能可大可远。
现代哲学家贺麟先生以优美的文字精辟的概括了这种精神境界说的哲学观，他说：“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活动，一种使人生高清而有意义所不可缺的要素。”他还特别指出：“真正伟大的哲学并不是智巧的卖弄，而乃是精神上的粗茶淡饭。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其伟大出即在于能道出人心之所同然，能启发人的灵性，提醒人的潜伏意识。所以哲学若果要是有生命的话，是应该与大众见面的；大众要过有意义的生活的话，也应该设法与哲学亲近的。”
篇6：浅析历史哲学的时间尺度论文
关于浅析历史哲学的时间尺度论文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曾说，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科学。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存在差异，这常常影响着他们的历史观念，并塑造着历史学的风格。司马迁所云“通古今之变”，旨在强调历史学应当建立过去与现在的有机联系。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所说的“历史乃生活之师”，也表明了他对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认识。不过，在他们的表述中，缺少时间的另一重要维度一一未来。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命运，是理性思考难以展开的领 域。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人类对自身的能力有了更多自信，未来因之被纳入各学科的讨论中。历史学也不例外，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一个显著区别，便是要处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前两者的关系。
康德和黑格尔陷入自相矛盾
1784年，康德写道:“历史学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显得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天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是漫长的发展。”这一表述代表了启蒙时代以来历史哲学的典型信念，普遍历史应当包含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对于揭示普遍规律这一艰巨任务，康德曾尝试给出回答，认为人类的命运是“一场走向完美状态的进步”。1794年，他对未来作了进一步讨论。在他看来，即使我们以最好的标准接受人类命运的“道德一物理状况”，亦即持久的进步，并趋近于至善，这个过程依旧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持续进步 本身同时意味着对无限系列灾祸的一种展望。唯有达成终极目的，才能实现我们的全部天赋和最终愿望。因此，人们期待着世界有一个终结，并以此赋予行动的历史以终极价值。终结并非不复 存在，而是转化为一种没有变化的绵延，即永恒状态。在康德看来，处于永恒状态的绵延是指我们无法形成任何概念并与时间无法加以比较的一种数量。或许正是意识到康德的矛盾性以及面对无限未来的.困惑，黑格尔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反思历史，即区分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在他看来，凡是自然界发生的变化，无论种类如何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为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只有精神领域里的变化才有新的东西发生，因而世界历史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一旦将历史理解为世界精神在各地的展开与实现过程，黑格尔便将世界各地历史剪裁为各个精神的发展阶段:如中国是非历史的历史，中亚是少年时代，希腊世界是青年时代，罗马国家是壮年时代，日耳曼世界是老年时代。老年时代是精神的完满和成熟。诚如恩格斯所言，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理念，那么在实践中也一定能够到达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也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样一来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与康德一样，黑格尔也在对人类完美状态的哲思中陷入了自相矛盾。
宗教历史哲学家加入讨论
启蒙理性为未来设定的目的论秩序，总是不免要假定在有限时间内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历史于是表现为进步的、目标实现的过程。而在另一方面，未来的无限开放性则似乎成了吞噬理性的黑洞。正是在此背景下，宗教历史哲学家加入了讨论行列。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将时间区分为宇宙时间、历史时间与生存时间三种形式。他认为，宇宙时间可理解为一种圆周运动的不断轮回;历史时间则是一条向前无限伸展的直线，它自身永远不会终止，永远朝向那种不能进入永恒的无限性;历史终结与世界终结的问题，不仅哲学不能严肃审视，甚至神学也不能严肃审视;人若要脱出在历史时间中的被奴役感，只能有两个出口:或者朝向宇宙时间，或者朝向生存时间。前者的循环不能令人满足，走向生存时间是唯一的选择。在他看来，生存时间是一种较宇宙时间与历史时间更加深刻的时间。它是一种内在的、主体 性世界的时间，而不是外在的、客体性世界的时间。生存时间意味着历史向精神自由王国的过渡。这个精神自由不同于黑格尔精神自由的自我认知、民族精神和绝对理念。黑格尔将广义的人类活动看作实现精神自由的工具和手段，而别尔嘉耶夫则认为诸如国家、社会、民族、教会等方面理想的或现实的等级秩序，是客体化世界，是对人的奴役，是实现精神自由的障碍。人从历史时间向生存时间的突破，是上帝与人的联合行动;不仅经由忏悔和赎罪，同时经由积极的行动，自由王国才能来临。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对人的理性有限性与历史的时间有限性有着深刻洞见，对于他这样的神学家而言，启蒙理性的历史解释有着极大的缺陷。他认为人的生存统一性既从属于又超越于自然进程，剥夺超越性不能使其返回自然，而抹掉从属性也不能使其上升到永恒。这是人类生存的最后谜团，除了信仰与期待，没有别的解答，因为所有回答均超越了人的理性的疆域;如果不找到这些回答，人的生活就会遭遇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威胁，还会受到盲信与骄傲的侵扰;无论何种状况，都会以失败收场。尼布尔认为，理性主义者所犯的一个永久错误，就是不承认理性的有限性与罪性，就是要从这种对理性的信赖中去获取普遍的理性法则。以为人能够通过逃避历史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或通过历史进程就能够解决那些问题，这样的错误观念是人的妄自尊大，而历史进程凭自身固有的力量并不支持从混乱走向秩序;为人类的自由建立更崇高复杂的秩序，也不免包含着更严重的混乱的危险;每当有新的善产生，同时就会有新的恶出现。尼布尔说，既然没有办法使历史彻底摆脱重大利益的相互冲突(战争)，也无法避免旨在防止这些冲突发生而确立的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暴政)，就要争取更高层次的正义，就是要在有限性的历史时间中与神的永恒性建立联系，以信仰来获得最高的正义。
科研进展提供新思路
赖欣巴哈说，在通往哲学思考的路途中，科学家常常是路标的设置者。在思考历史哲学时，这句话大概同样适用。对于许多启蒙思想者而言，未来无限性的假定已成为其理论思考无法解决 的内在缺陷。事实上，这一假定并不成立。根据宇宙学、物理学、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于宇宙中大尺度的时间年谱有了基本认识，这为我们审视历史哲学提供了新思路。首先，太阳系和地球是有寿命的，无论是50亿年还是更加长久，终将为人类历史的进展设定边界。人类历史只能在这个时间尺度中展开，“历史的终结”将不再是一个哲学观念或宗教观念，而变成一个科学观念。其次，既然“历史的终结”是一个科学观念，不论我们多么不情愿，充满自由意志的历史过程最终将戛然而止。换句话说，人类在历史终点处实现种种自由或善的完美设想是不成立的。终结既不是一个理想的实现，也不是一个理想的破灭。我们已经不得不被迫接受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缺陷性，也将不得不接受群体命运的有限性与缺陷性。再次，如果历史是一个确定有始有终的过程，还会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进程吗?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未来是确定的吗，是值得期待的吗?许多学科在为之付出努力。“大历史”的倡导者大卫·克里斯蒂安认为，人类未来可区分为三个阶段:近期未来指大约1的时间，存在着可以用科学模型进行预测的种种趋势;中期未来指100年以上的漫长时间，在这一时间中，要准确预测人类的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远期未来指生物圈的命运取决于地球和太阳的演化，终结不可避免。最后，既然历史的终结不可避免，人类更应该关心的问题或许不应当是历史何时终结，而应当问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活得如此久远?至少在当下，宇宙的演化仍旧超出人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但人类却可能由于破坏环境、相互杀戮等自身原因而随时面临灭顶之灾。
从社会历史时间角度进行思考
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恩格斯引用歌德的名言“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后，猜想了有机生命的消失与地球的死亡。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评价黑格尔的历史观时写道:“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研究这种看法是否完全跟自然科学的现状相符合的问题，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距离社会历史下 降的转折点还相当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这段论述说明，恩格斯已经充分注意到宇宙时间的科学尺度对历史观念可能造成的影响。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对这种带有历史终结性质的时间观展开阐述，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康德那样束手无策，也没有像黑格尔那样陷入自相矛盾。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历史时间角度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历史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而“时 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就使得唯物史观与一切以往的历史哲学有了根本区别:首先，唯物史观从事实中而不是从头脑中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其次，唯物史观将历史认识始终看成是与时代及语境联系在一起的暂时性认识，这就不会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沦为僵化的教条。再次，既然“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这就给予人的能动性以足够重视，避免落入决定论的案臼。最后，由于“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在对未来的展望中，共产主义就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革命性，而不是完美的设想，因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从社会历史时间中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是唯物史观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篇7：西方历史哲学的焦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
西方历史哲学的焦点-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
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不仅是批判的历史哲学。而且也是整个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而又具有争论的焦点问题。西方历史哲学经过长期争论,这一问题至今仍未真正解决。然而这一问题又是关系到历史哲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不能不解决的重要问题。
作 者：刘笃成 唐淮 作者单位：614000,四川乐山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 刊 名：国外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ABROAD 年，卷(期)： ”“(4) 分类号：B0 关键词：历史哲学 历史认识 客观性篇8：论西方近代哲学之不确定性论文
论西方近代哲学之不确定性论文
为颠覆性地击败中世纪以来的教会权威，以树立起“人的理性”的丰碑，获取关于自然之确定性、真理性知识是近代科学和哲论文联盟学所追求的共同目标[1]。因此，“确定性”是近代科学和哲学的重要特色，学术界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解读更多地从这个角度做出。但是，在解构主义盛行的今天，“不确定性”的研究对于后现代主义者而言是耳熟能详的话题，其理论特点在于对“确定性”的解构。它以虚无主义的姿态否定一切终极永恒的东西，却又不再设立一个新的希望。这是“不确定”的极端化发展。所以“解构”还不如“回归”。在“回归”之途中，人们同时又注意到神是人的看护者，人在感恩中才能得到心灵的安宁。我们似乎多的是关于经验合理性和理性普遍性的知识，但是背后隐现的是一颗依旧不安的心。因此，“回归”不仅仅是对“确定性”的解读，也是对“不确定性”的把握。虽然学者很少把它与西方近代哲学联系在一起，但本文认为“不确定性”早隐含于其中。
一
“不确定性”一方面包括人对自身位置、地位、价值等的不确定，即在时空的坐标中无法找到属于自己属性的参数，同时又处在确定的价值以外，因为价值对于人来说只是一个单向度的参数；另一方面也包括自然界（世界）向我们显现的“不确定性”，“在经典物理学中，科学是从信仰开始的——或者人们应该说是从幻想开始的——这就是相信我们能够描述世界，或者至少能够描述世界的某些部分，而丝毫不用牵涉到我们自己”[2]。我们无法看到宇宙的全部，就好像我们无法认清自己一样。
本文的“不确定性”是指近现代以来科学意义的“不确定性”，即人解释世界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科学意义的“不确定性”才有人的价值和存在意义上“确定性”的追寻。
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长达近3之久的科学革命是本文所考察的“不确定性”的时代，其中的重点是17世纪。柯瓦雷认为这场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各种变化，而所有的变化归结为宇宙的崩坏与空间的几何化。前者指，世界作为一个有限的，井然有序的整体的概念——在此世界中，空间结构蕴含着一套完美与价值的等级序列——被替换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不确定的，甚至是无限的宇宙概念，此宇宙不再由自然的从属关系所联结，它之所以是统一的只是因为它的终极组分和基本定律的统一；后者指亚里士多德式的空间概念——分立的，以潜在形式存在着的位置序列——为欧几里得几何空间概念所取代，欧氏空间是指本质上具有无限性和均匀性的广延，它被视为与世界的真实空间是同一的。
柯瓦雷说：“17世纪曾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天才的世纪，……在我看来群星中有两颗是最耀眼的：一个是笛卡儿，他奠定了近代科学的理想——或是梦想？——即把科学还原为几何学的梦想；另一个是牛顿，他使物理学完全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3]63鉴于此，本文以牛顿和笛卡儿的描述和解释为切入点来研究近代西方哲学的“不确定性”问题。
首先来看牛顿对上帝的态度。事实上，17世纪英国的思想家们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关系的问题，自然哲学是否负有探求终极因之任务的问题，以及理性在信仰领域中能起多大作用等问题上，给出过多种解决方案并有过激烈的论争。牛顿所在的思想家群落有着一个共同的意愿，这就是重建真正合乎《圣经》精神的人类知识体系。牛顿是运用数学于自然哲学研究的大师，但是他运用数学于自然哲学的方式却与开普勒有着质的区别。开普勒相信上帝是一位数学家，他运用数的法则创造世界；而牛顿则拒绝从这种数学实在论的角度理解世界的本质，从根本上讲，他拒绝从唯理智论角度理解上帝（唯理智论神学将上帝理智置于其意志之上，因此上帝受制于他自己所设置的规律）。牛顿认为上帝意志是第一位的，绝对自由的，是世界的根源，意志绝对自由并对被造物拥有绝对主宰权力。对于他们来说，人不能问上帝的本质是什么，不能问上帝能做什么（上帝无所不能），而只能问上帝已经做了些什么。通过阅读《圣经》和“自然”这两部上帝之作，人可以了解上帝做了些什么，而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其意志的表现。人通过了解上帝做了些什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上帝的某些既定意志，了解上帝的存在和作用，但却不能借此认识上帝的本质。至于上帝意志则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完全自由的。他可以创造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他关于自然的意志就是自然之规律。所以袁江洋说牛顿是“自然哲学家——牧师”[4]。在这里，牛顿的态度似乎和宗教宽容一致，但至于他为什么会是这个态度，这与他纯粹的信仰有关。而信仰本身即是对于人自身位置和价值不确定的深深忧虑并做出解决的尝试。另外牛顿后期对“宇宙第一推动者”的执著追求，也是科学上过度的“确定性”所致。
牛顿说：我不杜撰假说，而非“我不构造假说”[5]。首先这显示出牛顿对假说的态度。对笛卡儿旋涡的拒斥即很好地说明了他对无“理由”假说的厌恶。牛顿总是从经验出发，对现象作出“拯救性”的规律解释，在这里牛顿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经验的普遍化的规律，借助的是数学等理性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对于“确定性”没什么可以怀疑的，但是假说即是“不确定性”的体现，世界从来是它向我们所显现的世界，至于它事实上是如此或存在与否已经被科学的起点——信仰——所排除。的确，宇宙被牛顿所解释，但毕竟它起于牛顿的一个“假说”——数学的纯粹化和自然的可被显现性和可理解性。
在“引力”上牛顿被误会最多，以至于第一篇关于在法国面世的《原理》的评论把该书作为“力学”的价值夸赞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又十分严厉地谴责它的“物理学”：“牛顿先生的著作是一部力学，其完美程度达到了我们可能想象的极限……其中大部分是随意假定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它们仅能作为纯力学论述的基础。……但这个假定是任意的，因为它还未被证明，所以一切基于它的证明都只能算做力学”[3]。
“引力”是什么？牛顿并没有对此作出解释，也没必要，因为这是一个必要的“假设”。其实上述的批评还是概念的实在论在作怪，概念的实在论要求概念和实体的相符性。“引力”的提出就是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我们已经知道有一种力在起作用，那么至于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力应该是随之关心的问题，但牛顿没有解释。
再来看牛顿对数学痴迷的重视。他对自然和宇宙数学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主义，试图在宇宙学问题和几何学成就之间确立起内在的联系，而这缘起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在世界的本原上悖论性的结果（重点是柏拉图主义和亚理士多德主义对此的回答）。对于柏拉图来说，形式，在其严格的意义上，是超验而不是体现于事物之中的。但是如果自然界只是形式世界的模仿，那么形式怎么作为自然界的特点而源起呢？亚理士多德试图从如下问题的角度来回答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留下的问题：怎么必须既存在上帝又存在纯粹形式的知性世界？在亚理士多德看来，形式并不引起或产生变化，而只是调节已经在别处被引起的变化。亚理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是自我运动的。按照这个思想，我们不可能合法地设定一个在自然之外的有效原因来说明在它之中发生的变化。为此，亚理士多德同意柏拉图的看法，时间必定是随自然同时存在的，因为要不然我们必须假设，在自然之外存在着一个有效的原因，以便使时间本身存在。但是不同于柏拉图，通过引入一个目的论的论证，亚理士多德把上帝重新引入宇宙学中来。按照亚理士多德的说法，所有过程涉及到在潜在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之间的一个区分：事物有一种潜势要使它自己踏上现实之路，好像它自己有一个既定的目的要实现似的。通过设想所有事物有其自然的目的，亚理士多德把终极原因的概念与有效原因的概念统一起来：通过在恰当的客体中激起以物体的形式进行自我实现的潜力，一个终极因不仅引导而且也唤醒它所控制的力量。亚理士多德的世界图景是这样的：事物按照它们被赋予的目的努力实现它们的尚未存在的形式。在这一点上牛顿也没有作出自己的回答，但他已经抛弃了“目的论”。抛弃了“目的论”，所谓牛顿物理学“综合”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因为问题本身即是不确定的。
二
这里有一个问题：上述在目的论意义上的重新解释是否合理，是否必要？
笛卡儿是个不一样的人，他似乎还沉醉在“哲学是科学女皇”的时代。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他的“科学”。虽然，笛卡儿和牛顿在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上似乎是相反的，笛卡儿对“新科学”的理解也不同于牛顿，但是“不确定性”的主线是一样的。
看起来好像牛顿体系的胜利是建立在对笛卡儿体系的抛弃基础上，但是笛卡儿对牛顿的启示是无庸置疑的，包括“运动”是“状态”观念的重新确立；惯性定律的模糊表述（虽然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等。牛顿写道：“……由于在这些定义中，我已假定除物体之外还有空间，并且运动是相对于空间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对于临近物体的位置而被定义的……现在我将尝试着推翻他的结构，免得这被当作为了反对笛卡儿的学说而被有意假设出来的。”[3]
所有这些“虚构”中最糟糕的之一就是“运动”的相对性观点。这是因为笛卡儿的“科学”和“哲学”是一体的，对他做纯粹科学的讨论似乎是枉然的。这还表现在他的一些最基本的哲学观点——广延与物质同一，拒绝虚空和空间的独立实在性，对思维和广延两种实体的截然划分及世界只是“无定限”而非“无限”的奇特断言等，这些都是牛顿所重点考察的自然（世界）的对象，即自然哲学的对象。
事实上，笛卡尔对于确定性的探求有着现实的目的：要寻求来解决经验科学中的问题，要在一个怀疑论畅通无阻的世界里寻求某些真正确定的东西，以便占有自然界。他说：“如同我们明确了解各行各业的手艺一样，而且通过把这种知识应用在适当的地方，我们就会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占有者。”[6]这样的确定性只能用他的新科学——理性主义哲学来寻求。
哥白尼的科学革命为宇宙作为一部世界机器的近代概念奠定了基础，而在伽利略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和发展。伽利略完成了对于哥白尼理论的实验确认，把它从纯粹数学的先验王国转变为物理存在的王国。但是他对于普遍化原则和方法犹豫不决，或许这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软肋”。笛卡儿做到了，他清晰性地看到了新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的哲学含义。在这一点上，笛卡儿比牛顿更出色。笛卡尔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中看到了理性的模型，深信人们能够通过数学发现宇宙的`秘密。因此，对于他来说，空间或广延变成了宇宙中的根本实在，运动变成了所有变化的源泉，数学变成了在宇宙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唯一关系。最终，笛卡尔达到了这一思想：世界中的所有事物都可以按照纯粹力学词项来说明。这个笛卡尔纲领意味着终极原因（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目的论）被抛弃。但由笛卡尔在哲学认识论中导致的这个变化走得更深，因为它意味着传统世界观的整个本体论结构几乎都被无情地抛弃。亚理士多德的具有确定本质的质体被笛卡尔的只是在空间上延展的质料所取代。结果，在笛卡尔物理学中，没有真正的个别质体，只有一种普遍的同质的物质；对于物质的表征也不参考其假设的“真实本质”，只有抽象的广延和可分性的几何概念。当然，仍然有一个笛卡尔称为“最初原因”的东西，即上帝，他创造了一个具有确定运动量的在空间上延展的宇宙。但是笛卡尔为上帝保留的地盘非常有限（和牛顿的上帝不一样）。一旦已经强调制约着这个宇宙的根本定律是不变的和连贯的，强调通过诉诸这些定律，我们能够推出在宇宙中运作的所有必然联系的整个结构，这个宇宙看起来只是受野蛮的必然规律制约着。这样一来，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人的存在和意义制造了一个困境。这个困境为康德所注意，他将这种哲学称为“独断论”，但康德的哲学革命并没有解决这个困境。从来没有理由假设上帝的观念能被轻而易举地从这个新的世界体系中打发掉。这不只是因为这个观念本身对于诞生新科学的这个文化传统是根深蒂固的，更重要的是因为由新科学所揭示出来的这个宇宙的秩序、和谐，以及它对于人类的可理解性，暗示了对于上帝的一种解释：由上帝——本体论意义上的或非本体论意义上的东西——来结束“不确定性”。虽然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对上帝在宇宙中根本作用的见解并不一致，但他们都不否认宇宙中最终的活动源泉是上帝。
从近代哲学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二元论”不仅制造了知性的难题，而且也形成了价值上的困境。其不确定性“表现为教化宗教再也释放不出一体化的力量，来对传统宗教的一体化力量加以革新”[7]。现代哲学一次次宣告近代哲学“确定性”的终结，但终结并不是“意义”的终结。从科学和实证主义角度而言，描述并解释经验事实就是意义，那么“意义”就是可操作化，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后果——人的价值单向度化和人的精神家园的丧失。
最后，我将对科学的“不确定”问题从人的存在意义上做出力所能及的回答。在我看来，存在的本体，抛弃了古希腊的“实体”，却归于海德格尔意义的“存在”。就现代物理科学的发展来看，我们对于实体的抛弃是有道理的，即对实体作“本原”意义的追求，不管是物质的抑或是精神的。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其实对于“实在”的追求是徒然的，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实在是什么，甚至连“实在”本身也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即世界就只是它向我们所显现的样子而已。当科学不再是严格的“确定性”的时候，对于“特定语境下的确定性”或“可能性趋势”的追求或许将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及他对科学的态度将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把“存在”作为一定意义本原的“逻辑常项”，即和引力的运用一样。当世界在我们面前，我们论文联盟在世界面前越来越显得陌生和不确定时，我们要的是人的存在意义的最终归宿。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现代主义者寻求解构。后现代主义者不仅解构了知识论的“确定性”，也消解了人的存在意义。因此，“解构”不如“回归”。在“回归”之途中，哈贝马斯的思想给予我们更多的理论资源。哈贝马斯一方面赞同这些激进地批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另一方面认为启蒙运动的缺陷只有靠更进一步的启蒙来改善。哈贝马斯怀着重构和回归的抱负，力图使现代性的哲学批判“迷途知返”，选择一条可能真正引领我们走出现代性困境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前辈与同代哲学家错过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既有着近代哲学“确定性”的解读，也有着“不确定性”的追问。
篇9：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进步观
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进步观
认为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忽略了物质和人的因素,这是人们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通常攻击之所在.本文试图通过对黑格尔历史进步观的分析,指明他不仅没有忽略物质和人,相反,它们还构成了其历史哲学不可或缺的维度.
作 者：吕翔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33 刊 名：兰州学刊 英文刊名：LAN ZHOU XUE KAN 年，卷(期)： ”"(6) 分类号：B516.35 关键词：历史 物质 意识 人篇10：我的哲学观800字论文
我的哲学观800字论文
今天看到了一条回帖，是一位叫做绝对的真理的朋友在读了我的一篇介绍胡适先生《社会不朽论》的文章后的留言，原话是这样的：“只要有诞生就会有灭亡，这是事物发展的最本质的规律。当然《不朽》是一种理想而已，与真正的哲学无关。”，我读了后想了一想之后给他回了帖：“我从不认为社会不朽是个理想，胡适先生是最重现实的，他的哲学思想都是实用主义的，我倒想请问真正的哲学是什么，生存与死亡只是哲学的基本概念，社会不朽论是建立在每个人的发展前提基础上的，与马克思所研究社会最后形成马克思主义没什么两样，至于是不是真理我认为不是你一句话就可以否定的，不朽论是理想，共产主义就不是理想么，哪一个更现实一目了然，就好比您认为的真理是真理，可别人的呢，朋友要想明白不同哲学哲学的不同内涵，还要与这些哲学大家多多交流不要一叶障目的想当然。”大体上就是这样，我实在是不了解真理朋友认为何种哲学是真正的哲学，因为对于哲学我也是只知道些皮毛而已，大体上就是我的学历范围之内，以及这些年通过社会实践认识到的，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些看法，从而形成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那绝对不是一个大思想家的看法，但那是我的看法，我的人生，我的哲学。
对于真理朋友的发言，我认为要想探讨哲学，就要弄清一个问题什么是哲学，我查了一些资料大体意思哲学就是社会学，因此我认为哲学就是社会中的个体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从而形成形成自己的主张，真理朋友看到了吧只要是这个社会中的一部分，有思想有头脑，人人都可以是哲学人，我们学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之一，方法论，人生观，世界观，这些都是马克思总结的对社会的认知方法，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别人的呢，别人对世界的看法呢，那就是某某人的哲学了，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唐宋八大家，世界各国的宗教创建者以及那些对世界有看法的先贤，从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所得出的理论都是他们的哲学，我叫他们是哲学家，而不叫哲学人，是因为他们的看法为世人普遍接受，最起码在某一观点上具有普及性，而这些哲学观点是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可以形成共识的，这就是苏格拉底布拉图为什么会徘徊于广场市井之间，倾听普通人的谈话，从而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的根本原因，他们只不过是这一观点的代表而已，这就是那些著名哲学家，以及宗教领袖的由来，他们的观点是从社会中得来的，又以这种观点去影响社会，受此影响与之有共同想法的人就形成了主义，宗教，学派，政党，社团，由此可见哲学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事，是由个体到整体，再由整体去影响个体，这既是哲学的魅力，也是哲学的力量。
生与死是哲学探讨的永恒主题，是最基本的哲学概念，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走向死亡，这期间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感知着这个社会，认识着他们的生存环境，每个人与每个人的关系，从认知到想法，这就是哲学，他不是真空的，用马克思原理解释，人生观，世界观，用宗教的方法也可以解释，例如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佛教的善恶因果，等等，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哲学观不断的影响着这个世界，只不过这些哲学思想有些伟大正义，有些邪恶卑鄙，我们的社会也在这样的思想交锋中徘徊前进，当这两种思想互不妥协时，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信仰永远正确，自己的哲学无限伟大，另外的都是卑鄙邪恶的于是摩擦就产生了，战争爆发了，在人们经历了死亡的恐惧，离散的痛苦之后，人们才会发现哲学没有善恶，决定善与恶的恰恰是认知社会的人，他们好与坏的衡量标准就是生与死，于是我们看到了屠杀，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和解，在经历了多次的战争与和平后每一个人终于明白了共存共荣的重要性，于是每个人新的哲学思考又开始了，不同的主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思想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相，互妥协，最终回到了原点，即正视生命存在的价值，正因如此才诞生了普世价值观，这是每个人的贡献，肯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人生价值，而胡适先生的社会不朽论，恰恰是普世价值中的一种阐述方式，众多的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所以说《不朽》是一种哲学，它探讨了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意义，千万个小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断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总完成大我，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不朽，我只能说胡先生的哲学思想我是同意的，支持的也是我对这个社会的认知，而这就是哲学，我的哲学。
我们身处在多元化的世界，任何个人或是国家都不可以脱离这个多元化而独自生存，不同价值观的国与国之间需要尊重，而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价值观的人与人之间是否也要相互尊重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怎么会融入多元化的世界，世界又怎么会信任一个一元化的中国，而多元与一元恰恰体现在不同哲学理念所体现的价值观上的关系，作为多元社会中的人，你可以信仰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主义，可以有自己的人生信念，但我认为这种标榜个人人生信念的处世哲学，是不以伤害他人为前提条件的，这就是普世哲学中的人权理念，人人平等的哲学，相互尊重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好哲学，人人具备这样的思想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反之非要强调一种哲学的正确，社会的平衡关系必然被打破，就会出现极端化思想，从而为极权政治创造条件，这样的社会是极度危险的，而我们人类活动已经证实了危险的代价，所以世界才走向了多元化，这是历史的必然，社会的必然，人类的必然。
真理朋友，我对哲学理解有限，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也是我的哲学观，如果您认为不妥请指出来我们共同探讨，人人皆有哲学只是观点不同，一人一个世界，世界属于任何一人，这是每个人的权力，认知世界的权力，最后我要说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就是我的哲学观。
[我的哲学观800字论文]
篇11：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研究论文
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在哲学发展进程中，哲学观对于哲学的发展具有不可替的作用，具体到每个人的对于哲学的观点和态度影响和推动了哲学发展的进程。本文以笔者在日常课程学习中的心得体会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思路，简单论述和分析哲学观与哲学发展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旨在强调每个人的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强调哲学发展中的人的主体地位，表达笔者个人对于哲学发展的一些浅薄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哲学发展；哲学观；意义
笔者在日常的学习中，经常会遇到关于哲学发展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论述了哲学的发展，也提出了很多关于哲学发展的本源的看法。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到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进程的影响，更具体的说，很少有哪种理论或者观点是在分析和探讨每个人对于哲学的看法对于哲学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似乎哲学界的多数人和多数理论家都专注于研究和探索某种哲学理论或者某个哲学流派，似乎哲学界对于哲学发展的界定大多数都在于哲学发展史。但是笔者认为，哲学发展史的意义在于向我们传递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告诉我们在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哲学是什么样的。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时常会产生一些关于哲学发展的思考，本文旨在从哲学观出发提出笔者个人对于哲学发展的看法和认识，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看待哲学发展，简单分析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表达笔者对于人的哲学观点和态度在哲学发展中的作用看法和理解,表达笔者对于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个人思考。
一、对于哲学发展的个人认识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哲学在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向前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各样的哲学理论。这些理论，有的是关于哲学整体的思考和发展，有的则是关于哲学中某一流派的理论的研究和创新，有的是关于哲学某一部分或者某一观点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观是哲学所有问题中的根本问题，而每个人对于哲学的观点不同，又形成了个人的丰富多彩的哲学观。在一定的范围和界限内，笔者认为任何哲学观都不能被判定为错误，因为哲学观的根本就在于人对于哲学是如何认识的。哲学观需要的不是对错，哲学观需要的是包容和接纳。通过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西哲学都强调从人出发，从人的本质出发，在分析和研究哲学问题时都要把人的观点贯穿其中。从某种意义上，哲学作为人性的自觉理论，它所追求的也总是一种形而上的本性，总要从有形存在进入无形存在，追究本源、本根，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讲究终极关怀。[1]尽管哲学观的问题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我们摒弃其他因素的影响来看哲学的发展进程，就可以把哲学的发展看做是你的哲学观、我的哲学观、哲学大家们的哲学观、所有人的哲学观的综合和碰撞的过程和结果。诚然，哲学的发展进程要复杂很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体系结构和其他各种因素的洗礼，但是，在哲学的发展中，人始终是主体，人对于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人对于哲学观点的研究，才是哲学发展的推动力。
二、对哲学观的含义的理解
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任何观点和理论的出现以及兴盛，都离不开人的主体地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人在哲学中的主体作用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并且不断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学思想甚至可以说是人学思潮在中国出现和兴盛，并且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人学研究的学者和哲学理论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人学的学说和理论。这些学说和理论尽管各不相同，但是无一例外的都没有脱离对于人的本质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哲学学说和理论，归根到底都是研究者对于人的本质的观点，都是研究者对于哲学的认识和观点。在笔者看来，任何一种哲学理论，不论创立之初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不论创立之后有多少人信奉和追随，不论其在社会思想中是不是显学，都只不过是人对于自身的.哲学观点的阐述。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人的哲学观才是哲学中所有问题和所有观点的根本。吉林大学刘福森教授曾经说，“哲学观，不是知识，而是态度。”[2]这句话的含义不言而喻。在哲学史上根本就没有能够普世古今中外的作为知识论的“一般哲学观”[3]，所谓哲学观，就是因人而异的对于哲学的态度。
三、哲学观对于哲学发展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社会实践的发展才是哲学不断发展的根源。尽管各种哲学理论和各种哲学观点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释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忽略这个根源。因此，要分析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关系，就无法避免的要研究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笔者认为无需引用或者借鉴任何哲学流派的观点，因为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人是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各种哲学流派是如何解释和分析社会实践的，都不能否认任何形式的社会实践都离不开人的操作。对于哲学的发展来说，所有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所有哲学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所有哲学理论的形成和完善，都脱离不了人的作用。在哲学发展的进程中，人的作用的根本体现在于人的哲学观或者说人的哲学态度，深刻影响着哲学发展的进程，决定了哲学思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方向，决定了对所有哲学问题的看法和研究的方向。鉴于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鉴于人的哲学观在哲学研究和探索中所起到的作用，笔者认为，哲学观与哲学发展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表述：哲学观是哲学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重要推动力。
参考文献：
[1]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401.
[2]刘福森.哲学观：我们该如何对待哲学[J].江海学刊，，（1）：12-21.
[3]王国有.人学的可能性[J].求是学刊，，（1）：15-17.
篇12：哈贝马斯的语用哲学观论文
哈贝马斯的语用哲学观论文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 普遍语用学 交往行为理论
论文摘要：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不但开创了哲学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使语言学的研究更趋合理。哈贝马斯在批判地吸收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乔姆斯基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语言及语言使用问题入手，提出了一种普遍语用学理论。认为该理论推动了言语行为能力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当代语用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上的语言学转向一方面使哲学在语言中寻求它的具体应用层面，另一方面使语言摆脱了单纯的工具媒介特质后趋向于抽象、合理性，试图在哲学基础上奠立自身的实在或本体地位。在这种声势浩大的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意识到脱离语言研究人类行为的结果，势必把人的行为单纯同行为主体的主观意识联系在一起，势必把行为同社会上其他行为主体相割裂，终将使对于行为主体的行为研究变成在孤立状态下的行为主体的主客体关系范围内的研究。因此，他试图把批判解释学与英美传统的语言分析哲学沟通起来，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理论，并在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相融合基础上，实现了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深人系统地分析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将会使当代语用学的研究基础更加坚实，可为语用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思想溯源
“语言哲学”的产生促使近代哲学家从关注认识对象（客体）的内容，转向研究如何用语言去描述、解释、说明或表达对象，这充分突出了自我意识在语言表达中的主体意义。“综观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和语言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话语偶像’之消解的语言学批判已经成为一切现代哲学学说理论发展的活水源泉。自弗雷格、罗素等人开创了以命题语义学为研究方法的语言哲学时代后，后期维特根斯坦明确提出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将语言的使用看作一种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意义就显现在各种具体的活动或生活形式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及“意义使用论”应该是语用学思想的最初表达。但他仅仅暗示了言语行为分析的方向，真正的言语行为分析是从奥斯汀开始的。奥斯汀从行为角度阐释人类语言交流活动，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早期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后来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哈贝马斯曾指出：“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首先发现了语言所具有的这种集行事和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这一发现是把语用学部分引人形式分析的第一步。随着向形式语用学的过渡，语言分析才获得了主体哲学最初被迫放弃了的维度和问题。”同时，哈贝马斯认为奥斯汀等人只提出“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问题—即完成言语行为的特定情境问题，将言语行为分为以认知为目的的叙述式和以交往为取向的施为式言说。可是这种命题与施行的言语双重结构，在经验语用学的层面上未能将言语行为与有效性主张的各个域面连接起来，忽略了施行语言能力的理性基础。正是在这种批判反省中，哈贝马斯突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限制，吸取各家思想精华，并最终于20世纪80年代初独树一帜，创建了新的以普遍语用学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实现了批判理论向交往理论的转向。普遍语用学就是在吸收借鉴前人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乔姆斯基等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如马丁·杰伊所言：与受结构主义语言学深刻影响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哈贝马斯认为理性的重建工作只能合法地集中在言说的层次上，也就是奥斯汀说的言语行为或索绪尔说的言语而非语言的深层结构。不同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宣称的语言游戏，哈贝马斯认为它有共同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使语用分析具有普遍意义。哈贝马斯关于语言的论述既是对语言学转向的积极回应，又是对传统西方语言观的合理汲取和扬弃。
二、交往行为理论中的语用思想
交往行为以交际主体、社会和历史为基础，以调查研究交往能力为条件，是一种定位于理解的行为，是行为主体之间所共有的一种实施言语行为的过程。在这种行为中，“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在规则的引导下，进人人的语言世界，从而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与相互理解。”飞如果说交往行为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那么“交往合理化”则是交往行为的中心内容。交往合理化是语言性的、与主体性相对应的开放性理性概念。普遍语用学正是为其交往合理化理论服务的。普遍语用学就是分析说话行为，研究语言的交往职能，探讨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阐述他们二者如何通过语言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的学说。它是一种重建的语言学，对特定语用主体的直觉语言知识的系统重建是其目的。其基本观点是，不仅语句的语音、句法和语义特征，而且说话中的某些语用特征，不仅语言而且言语，不仅语言能力而且交往能力，都可以进行普遍重建。它重视语用的特定情境及语用预设，认为正是这种预设引导人们的语言交流并使语用学进人日常语言的实践。哈贝马斯从普遍语用学角度立论：现代理性必须是一个追问意义的“过程”，即人们通过语言的交往活动所达到的一种具体的“共识”。这种在交往过程中所进行的普遍共识就是一种理性化过程，即“交往的理性”。哈贝马斯哲学的这种语用学转向试图“通过对语言的运用所作的具体考察，恢复语言作为‘交流行为’的中介地位，并建立一种可能的、有效的、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规范。”这种语用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在理性主义基础上规范了言语划界问题。语言本然的和理性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对理性的理解已经超出了传统哲学对理性的界定，包含了对以往传统理性概念的批判和扬弃。这种理性就是交往合理性，它不是一种神秘抽象、虚无缥缈的，由精神构造出来的、某种纯思辨的东西，而是具体的存在并体现于人的认识、言语和行为中的语言理性。哈贝马斯赞同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但他认为，不仅语言，而且言语（即在句子中的使用）也是可以进行规范划分的。一般来讲，语言分析的对象是句子，句子作为一种构造完美的表达，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语言的规则体系；而语用学以言语行为为分析单位，其目的是建立适用各种运用语言行为的规则体系，以使言语行为主体具有在任何适宜情景下言说语句能力的基础。他将语言与言语的'区分作为其普遍语用学的出发点，想通过克服传统语言哲学的片面性来推动言语行为的研究。语言的功能就在于其能表达实施、思想、情感等，要想完整地研究语言，除了必要的静态分析外，还需要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深入进行动态研究。
（2）有效性要求是普遍语用学的内核。哈贝马斯认为辨别并重建关于可能获得理解的普遍性条件是普遍语用学的主要任务。语言是社会进化到文化阶段上出现的特殊的理解媒介。任何处于交往活动中的人若想使交流成功的话，在交流行为中必须遵守获得有效性的四个前提：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即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他的话语（能信任他）；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从而使言说者和听者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不但如此，一个交往行为要实现不受干扰地继续，只有在参与者全都假定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已得到验证的情形下，才是可能的。这仅仅是指逻辑的必然性，至于该话语在实际场合是否有效，究竟能否得到认可，还是由听者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来决定。在这里哈贝马斯把真理分析为“有效性要求”，而且是一种典型化了的有效性要求，既覆盖了事实性真理的领域，又覆盖了价值性的或表达性陈述的领域。
（3）交流模式的设计是普遍语用学的目标。哈贝马斯批判地采纳了奥斯汀将言语行为分为叙述式和施为式的双重结构论，并将其视为普遍语用学理性重建的任务。在他看来，任何施行的表达都具有双重意义，即语言学意义和制度性的意义。“制度”是指实施言语行为得以成功的语境。前者指施行的表达所具有的陈述成分，后者则表明施行表达只有把话语放到特定的人际关系情境中去才是可能的。交流理性由言语行为的双重结构所支撑，即原则上可以通过施为动词表达的以言行事部分和命题内容组成。决定性的以言行事部分在言说者和听者之间构成了主体间际的关系，命题部分则用于交流事态。因此，每一个交流都同时在两个层次上发生：主体进行交流的主体间际层次和主体试图去达成理解的对象或事态层次。这种研究使人们认识到言语行为具有规范性和规范可分析性，使言语行为的经验研究进人对言语行为的理论研究。另外，哈贝马斯的普遍化方案还体现了话语双重结构中的自相关性，即任何语言的使用都离不开预先设定的语境，而语境的构成必须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进行。哈贝马斯最后说道：“我认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乃在于言语双重结构的合理重建。以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出发点，我想在与意义与有效性等问题的关联中使这个任务更加精确化。”
三、普遍语用学的学科意义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一度陷人困境的西方哲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为了顺应这一哲学转型，哈贝马斯着力推动语言哲学从语义学分析研究转向对言语行为能力的探讨，从语言及语言使用问题人手，建立了普遍语用学理论。实际上，普遍语用学就是一种为语言的使用即交往者为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而进行对话制定出的一套进行日常交往的规范和准则。它以一种全新的风格和方式使传统意识哲学中的主观性的感性构想转变为对语言的、符号的互动过程的理想化、可操作性的分析。交往行为理论就是研究言语交际的理论。相互理解是言语交际成功的关键，理解主要涉及三个要素：有待理解的语言现象、理解者和二者的相互作用。三要素受到客观世界的自在性规律和社会世界自为性规律的制约。该理论合理地解释了语言与三个世界的关系，并提出语言使用中应遵循的有效性条件，这无疑对当代语用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意义，成为语用学理论构建的哲学基础。另外，普遍语用学不仅是建立社会行为规范的社会行为规范理论，同时也是语言哲学思想。普遍语用学重点关注言语行为及其产生过程，把结构主义对语言的静态研究变成了对语言使用的动态研究，打破了能指和所指间的规约，强调主体间交往因素。交往行为一开始就是互主体的，它是一种以日常言语为媒介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将事实与价值勾联起来的行为。交往行为不仅将生活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这三个维度联系起来，而且直接使这三个维度发生互动，从而使运行在生活世界层面中的言语行为的意义呈现出来。从普遍语用学关于意义理论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意义既含有说话者意图的表达，又包括语言所指对象的表现，同时又是人际关系的确立。普遍语用学动态地揭示出了意义的呈现过程。这一言语行为观虽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行为理论研究，但与当代语用学的重要支柱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及会话含义等理论密切相关，对语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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