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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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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实践

篇1：社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实践

社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实践

本文试以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希望家庭资源中心针对弱能儿童家长所做的一个小组工作为案例，介绍小组工作的方法及成效，分析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以推动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促进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进程。

一、个案背景

1.希望家庭资源中心情况简介

残疾问题是全球性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残疾人提供的服务模式，通常有三种：(1)医疗模式―即通过医疗手段或辅助医疗方法及器具等，解决残疾人的困难。(2)个人模式―即将康复重点放在改善或恢复个人的心理状况，使个人适应残疾带来的影响，并从心理方面接受残疾的现实和限制。(3)社会模式―即残疾问题的焦点由临床治疗或个人调适，转移到客观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其工作重点在于改善残疾人的周围环境（注：周永新：《社会工作学新论》，商务印书馆（香港），1994年版，第219-220页）。

根据以上三种模式，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在已下设一个儿童康复医院的基础上，于成立了希望家庭资源中心。中心的工作宗旨是向残疾儿童及其家长提供康复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提供康复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尽可能帮助残障儿童恢复个人生活能力，扩展其社会生活的参与能力，最大限度地帮助残疾儿童家长充分挖掘自身资源，合理运用社会资源来减缓他们因孩子残障所带来的各种压力，最终使残疾儿童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上充分发挥潜力。

中心工作人员大多有国内幼儿教育及特殊教育的专业背景。在香港杨震社会服务处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训练，尤其是康复社会工作方法的训练，如案例分析、情景模拟、沟通技巧、带领艺术等的训练，中心大多数员工还去香港作了实地的参观、考察和学习。

中心成立一年多来，已有残疾儿童及家长会员八十几位，其孩子的残疾类别包括：听力语言残疾、智力残疾（弱智）、肢体残疾以及其他一些综合性残疾。年龄从1-2岁的婴幼儿到十几岁的儿童不等。家长的职业、文化程度也各不相同。中心通过开办康复知识讲座、残疾儿童托儿所、家长小组工作、家长互助委员会等手段，提供各种深受残疾儿童家长欢迎的支持和服务。在中心一年多的帮助下，家长及残疾儿童在生理、心理及社会参与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其工作效果十分明显。越来越多的残疾儿童几家长被吸引到中心来，并在中心得到有益的帮助。以下我们将详细介绍中心的一个“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的方法及内容。

2.小组工作的背景

残疾儿童的康复工作是十分需要家长协助与配合的，否则，即使有最优秀的专业人员与最先进的康复设施，其康复的进程也有可能减慢。在对残疾儿童进行康复工作的过程中，中心工作人员发现残疾儿童家长从发现孩子是弱能，到接受孩子、珍爱孩子，学习护理孩子，为孩子进行康复治疗，其间经历了一段漫长而又艰辛的路程。他们面临着来自主观和客观的诸多压力：(1)如何接受孩子弱能的事实；(2)被弱能孩子康复占去了私人时间，没有精力从事其他工作；(3)康复弱儿需要花费高额的医疗费用；(4)因弱儿问题引起的家长情绪不良以及家庭关系中出现的冲突；(5)社会对残疾儿童是否接受；(6)残疾儿童的前途问题等等。

残疾儿童家长面对这些压力，普遍感到通过自身的调适，很难缓解和消除这些压力。为了帮助家长充分挖掘自身资源，合理运用社会资源来解决问题，中心举办了“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

二、“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的方法及内容

1.小组工作目标鉴于上述问题，中心决定开办一个“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之一。它通过一个群体环境，提供人际交往的机会以及一些有助于处理各种困扰的经验和知识，从而满足小组组员的需要。“同路人”家长小组被定位于一个支持小组，其工作目标如下：

助家长正确全面地认识弱儿、接受弱儿；

介绍教育和训练弱儿的技巧；

加强家长的支持系统，使家长之间建立友谊，互相支持；

(4)帮助家长充分挖掘身资源，合理运用社会资源。

2.小组工作的筹备过程

(1)中心社工强化培训。由于小组工作方法的运用在国内刚刚起步，社工没有小组工作的实际经验，因此中心在杨震社会服务处的帮助下，对社工进行了小组工作的专业培训。

(2)确定工作对象。通过个别访谈，了解家长的意愿、动机及期望，并对中心会员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初步确定了小组的目标对象，邀请六位母亲参加小组，她们的家庭中都有一位十岁以下发育迟缓的弱儿，且都是独生子女。

(3)建立专业工作关系。由于小组成员经常来中心参加讲座、培训、康乐等活动，与中心社工接触密切。小组工作的组长是组员最喜爱的社工之一，为人热情开朗。为了对六位家长的状况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组长特地拜访了六个家庭，走访了入学儿童的学校、幼儿园。组长与组员之间建立了信任、真诚与亲密的关系。

3.小组结构与内容

小组活动分为八节，每次活动基本上可分为热身运动、主题讨论、分享心情等，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附图

4.组员的反应

Rogers.C.R.对于小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借鉴他的理论（注：林孟平：《小组辅导与心理治疗》，商务印书馆（香港），1993年版，第161页。），中心社工对家长在小组中的反应也作了一个大概的分析。他们的反应大概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附图

5.组长的角色分析

在整个小组中，组长对于每个家长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及影响。

首先，组长应是一位专业社会工作者。“同路人”小组的组长是一位有二十几年弱儿康复经历的社会工作者，也担任过教师。在小组工作开始时，她便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塑造小组工作的氛围，同时也对家长的行为作出积极的正向回应。

其次，组长应是一位有爱心和修养的人。组长也是小组中的一员。她的第二个角色是做一个模范的参与者。“同路人”小组组长一直注意做个人化的分享，分享自己在弱儿康复工作中所遇到的挫折，不但强化了与家长之间的关系，也给组员起了模范作用。组长在小组中不掩饰自己，不做自我防卫，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切都对组员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小组成功的要素，一方面是小组工作的技巧，另一方面也与组长的人格魅力有关。

三、“同路人”小组工作成效评估

1.家长的成长与改变

(1)家长在无压力状态下，敞开心扉，真正直接面对内心深处积压已久的心境，并与组员做深层次分享。这对家长而言是一个倾诉、释放的过程。同时，在互动过程中建立起同质的支持系统，为生活增添了兴趣。

(2)家长在小组活动中通过听讲座、讨论学到的教育、训练孩子的技巧，他们有机会分享经验和建议，从而找到正面模仿对象，更有助于提高他们“自助”的信心及能力。

(3)大家在一种坦诚、彼此支持的状况下了解到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人有共同的想法，并作彼此祝福，使家长积极面对生活，笑对每一天，摆脱许久以来自怨自艾的痛苦无助状况。小组结束后，组员之间加强了联系，他们的友谊在小组外得到了发展，如他们自己举行康乐活动等，这样

有助于他们舒展身心，提高生活质量。

2.资源的不断扩展

中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家长则是有待发掘的资源。他们在知识、信息及心理情绪等方面有许多共享，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有助于各自资源的共享。例如，一位家长在其他家长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工作。有的家长没时间带孩子，其他家长主动提出帮忙等。

3.对中心的积极影响

在小组中受益的家长将信息传递给外界，从而扩大了中心的知名度，吸引了其他一些弱儿家长的参与，为他们带来了希望，也使社会都来共同关心弱能儿童。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心社工不断探索工作方法，以便为弱儿及家长提供更好的服务，为社会福利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4.弱儿的变化

残疾儿童的活动空间通常是十分封闭的。因其残障而与社会相对隔绝，因其隔绝，又会造成其生理及心理的更大的问题，直接影响其治疗和康复。参加“同路人”小组的家长自身在精神上有了很大改变之后，不再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有一个残疾的孩子，并能坦然面对现实。家长以一种比较正常的心态对待身患残疾的孩子，以正确的方法配合医生的治疗，这对弱儿的康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此外，希望家庭资源中心给弱儿提供了一个温暖并充满希望的社会生活与交往的空间，弱儿康复过程中的每一点进步都能得到外界充分的肯定，这对弱儿自信心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经过中心社工一年来的努力，有些弱儿的生理与心智功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不能上学到可以进入专为残疾人开办的学校读书。

四、“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的启示

中国社会对残疾人提供的帮助，由于受政府社会福利体制与水平的影响，其服务内容和质量都十分有限，更多的必须依赖家庭。因此，一旦家庭内有残疾人，这个家庭在物质和精神上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同路人”家长小组的有效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有必要总结中国社会工作的传统经验，认清我国社会工作所面临的挑战，探索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本土化的途径。

1.对中国传统社会工作方法与特点的反思

长期来，我国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以政府推动和单位提供为主，而民间的社会福利机构十分缺乏。这样，除了政府（通过各级各类社会组织）提供的福利，只剩下家庭对其成员的关护了，这种助人体制与方法呈现出以下特点：

(1)强调家庭系统内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中国人对家庭伦理观念的注重，一方面来自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这种一旦个人有难首先必须向家庭求助的支持系统。传统社会中个人一旦缺乏家庭系统的援助和支持，社会对他的需要的满足是极其有限的。对残疾人的救助，则更是如此。

我国有残疾人517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5%。其中，听力语言残疾1770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34%；智力残疾1020万人，占20%；肢体残疾760万人，占15%；视力残疾760万人，占15%；精神病残疾190万人，占4%；综合性残疾670万人占12%。这些残疾人牵涉到我国大约18%左右的家庭。其中，有1名残疾人的家庭占86.5%，有2名残疾人的家庭占11.7%，有3名残疾人的家庭占1.5%，有4名及4名以上残疾人的家庭占0.3%。

在我国6岁以上的残疾人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有350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7%；生活部分不能自理的有1710万人，占34%。两者相加，共计2060万人。同时，在我国1.56亿（1990年人口普查数）儿童中，先天致残的占1.1%，约170万人；后天致残的占0.5%，约80万人。这些残疾人和残疾儿童在生活上或多或少都需要家人照料。另外，我国68%的残疾人在经济上要靠家庭或亲属供养。（注：唐均：“中国社会福利服务改革研究报告”，载时正新、朱勇主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版，第31页，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这种助人模式对于适应社会需要，满足个人需求，解决社会问题，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将社会问题隐藏于家庭系统之内，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家丑不外扬”，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只能由家庭成员自己来解决，社会不易直接感受到因家庭问题而造成的动荡。

然而，对残疾人家庭来说，则必须在生理和心理，经济与社会等各个方面承受巨大的压力。这就导致有些家庭因此而解体，有些家庭则遗弃残疾儿童。相对于如此数量的残疾人群体，一旦家庭供养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将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2)政府以行政性手段和组织推行社会工作。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主张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积极介入，目的在于社会控制。因此，一旦个人和家庭及社会支持系统出现障碍，政府会充当“最后出场的角色”给个人以支持，这种社会福利思想延续到近代直至新中国建立。50年代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孕育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社会工作在工会、妇联、青年团、民政等不同系统内展开，个人或家庭问题的解决与协助很多时候是通过组织或行政机构的行政的手段加以解决。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就收养了450个孤儿、弃儿，其中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

政府以行政性的手段来推动社会工作，在社会资源的调动和运用方面，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社会的力量在很大范围内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个人或家庭，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福利的社会化和制度化，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与手段则显得比较简单化。如：①在社会福利目标的定位上，采取的是一种救急性的、救济性的救助方法，多以短期目标为主，以解决当前问题为原则，很少考虑如何确立提高残疾人参与与自身发展能力这样一些比较长期而根本的工作目标，其工作成效很难实现并持久保持。②在管理方法上，从福利资金的发放到使用乃至工作效果的评估，都缺乏科学而合理的手段。这使得我们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与效能相比，差距较大。③在拓展社会服务的新领域方面，很少有对残疾儿童家长所做的诸如心理支持、婚姻关系调适等辅导，而这对有残疾儿童的家庭来说是十分必要的。④在对残疾人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和科学的研究方面，则更是少之又少。⑤康复社会工作者队伍的素质也有待提高。我国康复社会工作者队伍的素质一直处于经验层次，缺乏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和助人技术的培训。虽然目前这支队伍随着人们对社会服务的要求的不断提高，其自身的素质也在不断完善，但因缺乏专业化的训练，仅仅凭着一种社会责任感，或一颗助人为乐的爱心，其工作效果也是很有限的。就康复社会工作来说，它需要工作者具备正确的专业价值观，系统的社会学、心理学、康复医疗等学科的知识、敏锐洞察和分析残疾人问题的能力，充分调动残疾人改善自身问题的信心和潜能的技术。我国目前的康复社会工作者队伍尚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

2.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实践的思考

就社会工作来说，西方社会在其不到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社会工作者在社会服务机构内从事社会工作，为案主提供的是一种区别于一般社会公益活动和志愿工作的专业服务，其服务理念所体现的人道主义内涵，服务体系的科层制管理以及服务方式的高度技巧性，充分保证了社会工作的工作效果，并因此为西方社

会大众所接受。鉴于中国社会工作面临的问题，政府一些机构如民政、团中央、全国妇联以及教育界的一些学者以其对科学的高度敏感，意识到在中国存在着以专业伦理和技术为支持的社会工作施展的空间。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如何将西方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与中国的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这是摆在中国社会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同路人”小组工作是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本土化实践的一次有益尝试，它带给我们以下两方面的思考：

(1)西方社会工作体制与方法的引入可以有效促进传统社会福利行政管理体制与观念的转变。就南京儿童福利院的这一案例来看，具体表现为：

①促成相关机构的建立。根据国际上为残疾人提供的三种服务模式，我国过去只存在医疗方面的服务，后两种服务几乎是空白。然而，仅靠医疗方法的康复显然是不够的。有些手术成功的康复者，因为心理上不能适应残疾引起的限制，终于以自杀来解决问题。对残疾儿童的康复来说，如没有家长的配合，其康复的过程同样是很艰难的。因此，在香港杨震社会服务处的帮助下（他们从日本及德国募得一笔捐款），借鉴香港康复社会工作的模式，成立了希望家庭资源中心。这个机构的成立，弥补了我国残疾儿童康复工作的空白。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机构自身的不断成长，必将对我国其他城市的残疾儿童康复工作机构的设置及其服务内容和方法产生积极的影响。可以肯定，海外社会工作机构的资金的投入及社会工作模式的运作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②促成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海外慈善资金的妥善使用，最终依赖于机构的管理及工作人员的素质。为此，香港杨震社会服务处特别派出专业社会工作者从这个项目实施开始，就常驻南京三个月（尤其是头两年），对南京儿童福利院的所有员工（从院长到保育员）都进行不同层次的专业培训。并且对他们的所有的工作，包括希望家庭资源中心的主任的挑选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指导。直到他们认为，机构内的从业人员的工作能力基本合格为止。这种做法，值得我国所有各级社会福利机构的行政主管深思。没有合格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即使有充足的社会福利资金，也很难保证使用的效果。

③促成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香港杨震社会服务处对南京儿童福利院员工的培训，其内容从社会工作的助人价值观念到助人的工作技巧完全是西方的模式或者说是香港的模式，在学习的过程中，接受培训的员工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因为中西方社会都提倡扶危助困、助人为乐的人道主义思想，这说明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并不缺乏被中国社会接受的文化基础。在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方面，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此也有高度的认同感。而在工作技巧方面，西方社会工作显然有很成熟的经验，因而也能被员工所接受。只是在尝试将这种工作方法加以运用时，中心的工作者遇到的困难首先来自于残疾儿童家长，也就是如何让他们了解中心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为此，中心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努力与残疾儿童家长建立起良好的专业关系，可以说，这是西方社会工作方法本土化的关键。由于有着良好的专业关系，中心工作者才有可能让残疾儿童家长充分理解中心的工作方法，并从中受益，从而得到他们的配合，使他们从被动的状态转向积极的求助。中心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残疾儿童家长，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要。

④促成对工作效果的评估。杨震社会服务处在对希望家庭资源中心资助与指导一年后，专门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前来评估中心的工作成效。从服务内容的设计到实施方法的细节，从弱儿的康复效果，到家长的改变，从工作人员的素质到行政管理的手段，从资金的使用到计划的实现，全方位作工作效果的评估。评估报告将送交捐款的慈善机构。这种行政管理的方法应对我国的社会福利机构在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方面提供经验的借鉴。

总之，社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应当建立在充分学习的基础上。当我们原有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不能适应并满足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的大量需求时，不妨先虚心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在模仿中才有可能创新。

(2)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几个制约性因素。就南京儿童福利院希望家庭资源中心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来看，具体表现为：

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有限，教育、卫生、福利、保障水平普遍较低，人们基本的生存、福利尚未得到充分满足，人们对社会服务的需求层次相对比较低，主要集中在解决经济层面的困难。西方社会工作是在社会保障体制十分健全的情况下的一种社会服务，因此，对于满足人们精神心理健康，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更为关注。“同路人”小组中的残疾儿童家长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是因孩子残疾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更多的是经济上的压力。许多家长自身面临下岗，孩子的医疗费用无力承受。这些困难是希望家庭资源中心这种性质的机构自身无法解决的，必须有赖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②教育与实务的脱节。在西方，社会工作教育必须以一定的实务工作经验为基础，这样，可以确保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与实务工作相互沟通、彼此促进，从而真正达到社会工作的目标。而在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搞教育的没有实务操作的经验，实务工作者又缺乏应有的理论知识，因而总结已有的实务经验并将之理论化便成为难题，教育界与实务工作的这种鸿沟若不填平，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要在中国产生影响则是很困难的。为此，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希望家庭资源中心正努力寻求与社会工作教育者的通力合作，以解决我国社会工作中存在的这一问题。

③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比较强调尊重个人的权利，承认个人的独特性，在助人过程中充分体现对个人的尊重。社会工作采取了接纳他人，非批判、个别化、保守秘密和案主自决等原则。个人在求助时其态度也是积极主动的。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强调个人在家庭及群体中的位置，追求和谐的关系等等。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中国社会福利的实施中，首先强调的是个人的自强自助。其次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互助，最后才是社会对弱者的援助。因此，个人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向他人请求帮助，而一旦到社会对弱者施以援助时，因我们传统价值观中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个人自身也没有太多的自我权利意识。在具体的助人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对价值观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因此，在助人行动中，将专业价值观与“爱心”和“奉献”等行为联系在一起，并且忽略“为案主保密”、“尊重案主的自决权等原则。“同路人”小组工作中涉及的社会工作者专业价值观的建立、案主自我权利意识的培养，求助意识薄弱等问题，也反映出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因此，如何使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和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这是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关键之一。南京儿童福利院希望家庭资源中心在这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④社会工作实施体系的不完善。西方社会工作的推行，依靠的是在社会福利社会化制度框架下的职业化社会工作组织体制。政府对社会工作机构进行宏观行政管理和福利资源的分配，而社会工作机构负责将国家的社会政策加以落实和实施。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各级部门和组织以及某些准政府的群众性政治团体，它们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事务。但它们的行为是政府行为。由于这些组织和团体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过于强大，并且争夺社会服务的资源，

因而在客观上也会抑制民间社会服务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南京市希望家庭资源中心依托儿童福利院这一政府社会福利机构，借助于海外慈善资金与工作方法，借助于福利院的硬件和软件方面的许多资源，比较迅速地拓展出其服务的新领域。这一做法，应是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福利体制的发展状况，在社会工作实施体系建立及工作方法改进方面进行的一次有效尝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发展，给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以施展的独特领域和空间，社会越来越迫切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另一方面，在引进和拿来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时，需对中国社会的国情、文化传统有一清醒的认识，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吸取能被中国社会所融合和接受的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和方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与运作模式，从而真正满足中国社会对社会工作的客观需求。

【参考文献】

[1] 周永新(1994)：《社会工作学新论》，商务印书馆（香港）

[2] 王思斌主编(1998)：《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3] 唐均(1998)：“中国社会福利服务改革研究报告”载时正新、朱勇主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林孟平(1993)：《小组辅导与心理治疗》，商务印书馆（香港）

篇2：社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实践

社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实践

一、个案背景

1.希望家庭资源中心情况简介

根据以上三种模式，南京市儿童福利院在已下设一个儿童康复医院的基础上，于19成立了希望家庭资源中心。中心的工作宗旨是向残疾儿童及其家长提供康复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提供康复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尽可能帮助残障儿童恢复个人生活能力，扩展其社会生活的参与能力，最大限度地帮助残疾儿童家长充分挖掘自身资源，合理运用社会资源来减缓他们因孩子残障所带来的各种压力，最终使残疾儿童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上充分发挥潜力。

中心成立一年多来，已有残疾儿童及家长会员八十几位，其孩子的残疾类别包括：听力语言残疾、智力残疾（弱智）、肢体残疾以及其他一些综合性残疾。年龄从1-2岁的婴幼儿到十几岁的儿童不等。家长的`职业、文化程度也各不相同。中心通过开办康复知识讲座、残疾儿童托儿所、家长小组工作、家长互助委员会等手段，提供各种深受残疾儿童家长欢迎的支持和服务。在中心一年多的帮助下，家长及残疾儿童在生理、心理及社会参与能力等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其工作效果十分明显。越来越多的残疾儿童几家长被吸引到中心来，并在中心得到有益的帮助。以下我们将详细介绍中心的一个“同路人”家长小组工作的方法及内容。

2.小组工作的背景

[1] [2] [3] [4]

篇3：救助管理机构中的社会工作方法

救助管理机构中的社会工作方法

8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发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上述文件标志着我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正式建立,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会行政管理理念,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随后,全国各省、市相继建立了救助管理机构.

作者：王霞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刊名：社会福利英文刊名：CHINA SOCIAL WELFARE 年，卷(期)： “”(1) 分类号：关键词：

篇4：社会管理综治工作方法和理念创新思考

社会管理综治工作方法和理念创新思考

于阳1 都晓敏2（1.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天津300191；2.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天津300210）

【摘要】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与当前国内时代背景高度契合。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完善科学合理、高效民主的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管理实现效率与公平，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党中央决定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正是管理理念和工作思路创新的具体体现。以创新社会管理方法为依托，以更新社会管理理念为主导，社会管理精髓在于以人为本和为民服务。

【关键词】社会治安社会管理管理方法管理理念

【中国分类号】 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4828（）11-0029-03

DOI: 10. 3969/j. issn. 1672-4828. 2012.11.007

当前，各地维稳压力高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恶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而这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违法犯罪问题是多种原因综合所致。从长远看，预防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组织、协调多个政府管理职能部门加强联动，需要引导各方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公众志愿者等）参与其中。而原先应对这些问题的组织机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由于受其所涉及的工作任务、职责范围和成员单位所限，在开展具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时亟需增设新的职能，以应对当前面临的社会维稳工作和治安形势的严峻挑战。

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以解决这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建立与完善科学合理、高效民主的社会管理运行模式，实现社会管理的效率与水平，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和谐（张蔚然，2012）。基于此，9月16日，党中央决定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正式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并对其有关职责、任务、成员单位进行相应调整和明确。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协调机构，将担负推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向纵深发展的重责。可以说，成立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大决策。实践证明，更名一年多来，各地在开展社会管理的综合治理工作时基本适应时代的需求，也契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尽可能满足社会各界的利益和诉求。

一、社会管理创新提出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在承担改革成本、获得改革收益方面差异极大，主要社会阶层对于改革的公正性产生疑问，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愿意协商妥协的空间有限，这就使得推进改革十分艰难（万军，:26）。(管理科学论文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和工作的飞速发展，现代化的进程和步伐不断加快，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并且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议程，城乡二元的原有社会结构被不断打破，各方利益博弈格局在发生深刻转换，整个国家和公民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样一来，社会管理工作就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新事物和新问题，而原有的社会管理在理念创新、机制运行、方法手段更新层面存在许多新问题，在有的学者看来，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包括社会管理的手段、方法，已不能满足时代所需（李恩树，2012）。这就对于党和国家提升社会管理能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更高要求。特别是近五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工作体现出高度重视。截至目前看，从十七大以来，“创新社会管理”已成为我国各项工作，特别是政治活动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孙艳敏，2011）。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3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合理调节社会利益关系。

20，在政策层面上，社会管理创新实现大的跨越，在中央领导的一些讲话和中央出台的相关文件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政治热词。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特别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同时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

2011年7月份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这份文件也被国内主流媒体看作是我国第一份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正式文件。

由以上可见，社会管理创新在2011年被提到空前高度，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一项突出任务和经济社会改革新的重点。有学者指出，究其原因无外乎两方面：一是中央从时代发展高度清醒认识并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二是现实社会各类矛盾问题频发需要社会管理创新（齐艳红，2012）。社会管理是人们对于社会管理活动的一种理性认识，或者说是对社会管理活动一种观念的把握。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的是敢于对过去不合理的事物进行反思和否定，更需要对现实乃至未来进行科学合理思考和行动的智慧。

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下政治文明的产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中央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管理综治工作方法和理念的创新

应当指出，“更名”是加强社会建设工作、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大政治决策，适应了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时代需求。“更名”是创新、发掘社会管理的新方式，凸显了社会管理工作中的服务为民和以人为本。而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也不应简单的理解为仅仅只是一个名称或语词的变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更名意味着其由原来单纯的社会治安管理、打击犯罪功能，向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功能转变，其内涵更加丰富，工作范围进一步扩大。更加强调社会管理工作，体现了中央对加强社会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孙艳敏，2011）。以笔者所见，更名标志着今后的综治工作会以创新社会管理方法为依托，以更新社会管理理念为主导，树立为民服务作为社会管理的思想精髓。同时受更名影响，今后的'综治工作也会在这些方面发生实质性转变（或日转向），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原有的综治工作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去加以深化和具体落实。

（一）创新社会管理方法、注重社会管理实效

要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取得切实效果，还需要在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方法上寻求新的突破，特别是需要对原有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适时加以创新。正式更名后，中央综治委组织专门力量，集中做好八个方面相关的专项工作，而这些专项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需要体系化的运作模式来支撑，需要创新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和方法，而非原有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可以独自涵盖和完成。由此可见，创新社会管理方法而不落俗套，才能确保和满足由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转变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客观实质需要。在某种意义上，更名只是形式，而创新社会管理的方法或方式，才是在社会治安这一领域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目标的重要手段。

此外，中央综治委在原有40个成员单位的基础上，又新增加11个部门为成员单位，下设办公室和五个专门工作领导小组。对此杨宏山副教授认为，当前社会管理出现一些阶段性矛盾，有些是相关部门履职不到位、越位造成，有些则是部门履职出现空白地带、互相交错造成，需要改过去的“川”字型管理结构为“卅”字型，强化综合协调，从制度上将大量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机构都纳入其中，中央综治委增加成员单位意在构建无缝隙的社会管理体系（张蔚然，2012）。可以说，综合治理成员单位的进一步加强，也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体系化的运作提供充足的人力支持和后勤保障，以及更加机动灵活的部门联动。

此外，基于社会管理方法的创新，当前的综治工作在价值取向上也发生重大转变，即更加注重实效化。综治工作不能像以前一样，为了追求眼前的功绩和利益而不计成本的投入。毕竟国家投入，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的经费都是非常有限。当前要全面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就要把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绩、抓出成效。要对社会公正与工作效率进行缜密的分析与权衡，坚守“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基本原则，在保证相对公正的前提下，以最小的成本和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和社会效益。各级综治委要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形成奖优罚劣的责任体系，要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协调做好源头治理、监管服务、应急处置工作，形成工作合力。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上来，使本地区社会管理服务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让人民群众真正看到发生的变化，并切身感受到取得的实效。

（二）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向纵深发展

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显示中央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政策倾向。更名不仅拓宽了综治委的功能，也进一步拓宽社会管理思路，确认综治委社会管理的宽口径，为今后发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重大决策的功能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同时，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还可以认为是战略思维方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则包含着系统论、大系统观等哲学方法论层面深层次的思考。这次更名表明今后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思路发生重要变化，体现的是社会管理理念的全新转变。

理念决定行为的方法和方式，而理念的实现通常需要观念的转变和与时俱进，社会管理工作方法的改进和理念的创新也概莫能外，需要将管理的理念向服务的意识方面转变。在当前市场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社会转型也在积极推进和发挥应有作用。因此，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都需要对社会管理理念进行更新，并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

对于社会管理理念的更新，蔡拓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理念的更新需要实现以下四个方面的转变：首先，要实现“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当前的社会“管理”主要还是国家管理社会、管理人民这种老的思路，这种思路是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由这种思路向社会的自我管理转变现在来看已经非常重要；其次，要实现“维稳”向“维权”的转变。应该意识到维稳与维权并不冲突，而是密切相关，二者维护稳定的根本目的还是维权。要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维护好人民的基本权利才能更好的实现科学的社会管理；再次，要实现“单一视角”向“全球化视角”转变。研究中国的社会管理问题不能就中国而讨论中国，应当看到社会管理问题其实是全球化时代日益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后工业社会出现的比较棘手的问题。需要从后工业文明的大视角来全面看待，并认真加以对待；最后，就是要实现“利益导向”向“价值观念导向”的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强化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以正确的价值观念作为引导，这有利于防止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各种问题的发生（齐艳红，2012）。

最后，将社会治安综治工作纳入（或提升）到社会管理综治工作之中，正是社会管理理念更新的具体体现，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契合上述四个转变。社会治安问题从大的方向上讲，说到底还是一个“社会管理”的问题，上述社会管理理念更新需要实现的四个转变对于解决当前国内社会治安、维稳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当前，还要继续深入研究、准确把握社会管理规律，更加注重理念的更新和转变，同时还需要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提炼具体工作的新方法，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有力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各项工作向纵深发展。

篇5：社区实践社会心得体会

经过我的一番努力我的假期打工悄然落幕了，经过这次实践，我也真切的体会到了许多道理：

第一：乐观，不管遇上什么样的困难，都要用乐观的态度去应对，相信会有所转机;

第二：自信，首先自我要有自信，自信不是自夸，而是对自我的本事作出的肯定，这样别人才能更加相信信任你。你要对自我说“我必须能行”那你就必须能行;

第三：肯努力，我一向十分信奉一句话，“努力就有期望”不要觉得成功遥不可及，其实只要你在不停的努力你就靠成功越近，“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在努力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放弃，说不定你距离成功就差一步，而你却放弃了!要勇于应对各种挫折，挫折并不能阻挡有勇气的人走向成功;

第四：谦虚做人，异常对于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至关重要，我们本来对于社会上的知识知之甚少，我们千万不能骄傲自大，自以为是，那是肤浅的表现，我们要谦虚做人融入社会这个团体中，人与人之间合力去做事，使其做事的过程中更加融洽，更事半功倍。别人给的.意见，我们要听取、耐心、虚心地理解。

经过这一次的寒假打工，社会实践，我真的是长了不少的见识，增长和很多社会经验，在实践中我也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早晚都要走出学校，走进社会大染缸去。

我进取的倡议当代大学生走出校门进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锻炼中寻找自我价值，我我们来到大学的目的就是学到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更好的服务社会，所以我们更应当尽早地了解社会的需求来提升自我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和素质，当我们走向社会时更准确地找到自我的位置为社会服务。

我们只要了解了社会的需求和自我所长，就会很快找到自我社会中的位现代大学生缺少社会知识和信息，在学校时从不关注社会中的情景，甚至连新闻都懒得看，更不用说社会锻炼，所以当他们迈出校门的那一刻就迷失了方向，拿着自我的简历不知何去何从，只明白自我学的是什么专业，却不明白自我能干什么，以至于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都找不到工作;因为大学生缺少社会锻炼，空一肚子墨水却不知如何用，很多用人单位不愿招聘应届毕业生，都愿吸取有工作经验者，所以大学生的就业率也越来越低!有的学生辛辛苦苦学了数十年的专业当走进社会时却找不到任何与所学专业有关的工作，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这就是不了解社会的需求所造成的。

篇6：社区实践社会心得体会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我们作为21世纪大学生，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应当积极参加劳动。_曾在八荣八耻中明确提出：以辛勤劳动为荣，以服务人民为荣。

张瑞敏曾说过：“把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劳动改造人。通过这次社区服务劳动，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我想应该是我们在劳动中明白了许多平时不懂的道理。慢慢的长大了，改变自己。劳动中，我知道了许多自己的不足之处。

平时，在家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把我们当宝一样的伺候，这次我们算是亲身实践了，而且我们都努力的去做了。我们做了将近半天的活，包括拖地、扫地、擦窗等。最后当事情全部完成的时候，我们松了一口气，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刚开始劳动是有点累，但很高兴，有种成就感。就像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着你做的菜，心里会很幸福高兴。

我感触深的是万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有自己不断克服困难才会成功，做事要认真踏实。假如我不去认认真真地做一遍，就发现不了自己的不足。工作也一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只有自己体验了才会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就得到多少回报。只有认真做了，才能有所得。认真学习了，会有好成绩;认真工作了，会有成果。通过自己的努力付出，不管结果如何，那个过程自己肯定是受益的。这次劳动并不是很难，想想父母每天都要工作，辛苦挣钱供我们读书，而我们只要坐在教室里学习，没有负担，我们没有理由不认真学习。

我们应该珍惜眼前的生活，想到父母小时候连吃都吃不饱，更别说读书，比起父母来，我们幸福多了。或许赚钱这么辛苦，甚至比这样更辛苦。一想到父母，我真的觉得好愧疚。因此，我在心底暗暗的下决心，以后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让父母以我为骄傲。

从这次劳动中，我还明白了我们应该尊重和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这样的一次劳动对我的身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想不管以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得认真负责，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这样所得到的和所收获的经验和价值是值得学习和珍藏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