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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佛教的精神修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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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佛教的精神修养论文（锦集12篇）由网友“安德罗墨达”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现代人佛教的精神修养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现代人佛教的精神修养论文

篇1：现代人佛教的精神修养论文

现代人佛教的精神修养论文

随着现代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日益扩大和深入，从而获得了对人类生存客观环境越来越多的主动和自由；在一些发达国家里，社会物质生产也由此而得到极大的财富，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舒适。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与此同时，由人类创造的现代高科技，也正在滋长出一种自己的力量，而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困扰和烦恼。例如，众所周知的地球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和污染的问题，就是令人万分不安的烦恼之一。而尤其令人烦恼的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现代高科技的广泛开发和应用，不单是一种征服自然界的力量，同时也成了控制和支配人类自身的一种强大力量。它的精密、高速、自动，强制地把人们的生活变得紧张、机械和单调乏味，以至于使人类失去越来越多的个体自我本有的种种主动和自由。许多人的物质生活是不断地富裕和舒适了，然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却十分贫乏和空虚，以至找不到人生真实价值之所在。

因此，现代人精神上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可归结到一点：即自我的失落。自我的失落有来自客观原因者，如上所说，现代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使人们沦为机器的奴隶等。此类由外力加身所造成的表层的自我失落感是比较容易调整和弥补的。但是，大量的自我失落却是来自主观的原因，如在当今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环境下，许多人沈溺于物欲的追求而不能自拔，甘愿使自己沦为物质的奴隶，这种由价值取向所造成的深层的自我失落感是很难找回的。

现代人精神上最严重的病症是自我的扩张。由于现代科技、现代经济和现代政治的发展，社会给个人提供了优于以往的自我发展的更多可能和广阔场所。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个人应当充分利用这种环境和条件来为社会、为人类作更多的贡献，以完善自我的人格和实现自我的价值。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个体都是离不开群体的，自我只有在为他我的奉献中，与他我融为一体时，才会领现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才能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获得充实的精神生活。但是，当今世界上信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者还大有人在，这些人把个人、自我看得比群体、他我更为重要，把人个、自我放在群体、他我之上。他们主张以个人为中心来进行自我设计，把自我扩张到一个不适当的地步，一味地追求自我欲求的最大满足，甚至认为，只有如此才是人生的真实价值，才是自我的完全获得。其实，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自我设计，在现实社会中是根本行不通的，而到头来，他却将由于在群体中找不到自我的恰当位置，而成为真正失落了自我的典型。

如上所述，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的原因是众多而复杂的，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只有从多方面去着手医治才能凑效。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病痛的众多客观原因，归根结蒂又是由人类自己一手创造的，它是与人类对自我的某种片面认知和追求分不开的。因此，许多客观环境的治理，实际上也还是离不开对自我的某种片面认知和追求的纠正的。例如，就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的严重危机来说，从现象上看是由于人类过度地向自然索取，进行破坏性、掠夺性地开发，以及大量有害的生产、生活废弃物的污染而造成的。因此，如果把对自然的破坏性、掠夺性开发，改变为计划性、保护性开发，加强对有害生产、生活废弃物的积极治理，是可能取得改善当前人类生存环境的一定效果的。但是，这样的治理显然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追根究蒂，造成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自己欲望的无限度放纵和追求。所有不顾后果地疯狂攫取自然资源，并且肆意加以挥霍浪费，都是人们无限度放纵欲望追求的结果。所以，人类如果不能从限制自己的欲望追求入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潜伏着的、未来的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人类生环境的根源，同时也是不可能真

正解决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从这一角度看，治心比之于单纯的治物，应当说具有更重要和更根本的意义。

在这方面，佛教对于医治现代人精神上的上述病症和痛苦是大有裨益的。

佛教认为，有三种“心”是导致人类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即贪欲心、嗔怒心和愚痴心，亦即所谓的“三毒”。人类身、口、意等的一切恶行都是从此而产生的。按照佛教的说法，贪欲是对名声、财物等己所爱好的东西没有满足的一种精神作用；嗔怒是对不合己意的有情生起憎恨，从而使自己身心不得安宁的一种精神作用；愚痴是指愚昧无知、不明事理的一种精神作用。这些精神作用的扩张，使得人们逐欲不止，争夺不已，偏执不明，而永远不知解脱若难的真正道路在那里。佛教要人们“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就是要人们通过戒定慧的自我修养，去除贪欲心、嗔怒心和愚痴心，净化自己的心灵。而在具体实践上，则是要人们以布施去转化贪欲心，以慈悲去转化嗔怒心，以智慧去转化愚痴心。

佛教以清净本性为自我。世人之追境逐欲，求名为利，自寻无尽之烦恼，实为清净本性的迷失，这才是真正的自我失落。俗话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对于每个个人来讲，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试问，世上有那一个人不是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的去的？因此，暂不谈四大、五蕴皆空之佛法第一义谛，而即此世谛俗语中亦可显见，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讲，佛教以清净本性为自我的真实不虚。大乘佛法主张当色即空，而经断灭空、离色空为戏论。因此，佛教并不否定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人类必需要的物质生活。它只是要人们不要迷执于物相，沈溺于物欲。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归根结蒂是属于全社会的，对于个人来说则完全是身外之物，不仅不可执着贪求，更当随时施散，还之于社会大众，以改善社会大众之生活。大乘菩萨戒首戒“为欲贪求”，“自赞毁他”，再戒“性悭财”，见贫苦现前而“不起哀怜”和“不给施”（1）。而在大乘佛教实现佛道的六种德目中，亦以施波罗蜜为其始（其中又以财施为始）。这对于那些因追逐物欲而失却自我者，诚可谓是一付对症的有效方剂

佛教以慈悲为怀，献身众生，不惟自度，更以度人为己任，乃至不弃一阐提人。佛陀深感众生之惑于爱欲，沈于苦海，因而起慈悲心（2），发愿誓欲“拔一切众生苦”，“与一切众生乐”（3），度尽无边之众生。乃谓，有一众生不得超度，誓不成佛（4）。相传，佛陀在降生时，周行七步，遍观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称言：“天上天下，惟我为（或作“独”）尊。”不少人都很喜欢称引这句话，但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了这句话的真实含意呢？有的人甚至把这句话当作个人至上、自我中心来理解，这是与佛陀本意根本相连的。佛陀所谓之“我”，非一般人以个人身心欲求为中心的妄执之“我”，而是超越了生死利害的真实之“我”。所以，佛陀在说了“天上天下，惟我为尊”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即说：“三界皆苦，吾当安之”（5），“此生利益一切人天”（6）。这也就是说，佛陀所讲的“惟我为尊”，是在利益一切人天的行为中，亦即在为群体的献身中，体现出来的自我之存在和价值。唯其如此，才能获得为世所尊、真实的“我”，获得充实、自信的人生。而以个人身心欲求为中心的妄执之“我”，则把自我封闭在自筑的牢笼中，整日价用尽心计谋略，落得个无穷得失烦恼，终陷于空虚、盲然的人生。因此，佛陀这种度人、利他的慈悲精神和崇高境界，诚堪现代人积极效法与弘扬。

俗话说：解铃尚需系铃人，心病还要心来医。由自我所造之病，当由自我除去之。然而，对于人来说，要真正认识自我，把握自我，则诚非易事。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大而至于外空星系的宇观，小而至于量子真空的微观，在今天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对于进一步地去认识它和把握它充满了信心。而与此相比，人对自我的认识，特别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认识，则还相当肤浅，愚暗不明。至于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自觉地把握自我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更是难之又难了。

如上面提到的，人类自己创造的现代高科技的广泛开发和应用，同时也成了控制和支配人类自身的一种强大力量的问题，就是一个如何来认识在人与自然界关系中的人类自我的问题。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人在经过了与自然界的长期艰苦斗争后，认识了自我的力量，并且一步步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目的去改造自然界，使之为人类服务。所以在今天，人类有力量征服和统治自然界，已是不容置疑的一种人类自我认识了。可是，当我们自问一下，人类是以什么样的意愿和目的去改造自然界的，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力量究竟有多大等等，那就不难发现，其中有着不少的盲目性。而这种盲目性，却导致了人们把自然界与人类自身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主宰，把自然界看成是任人支配的一堆死物。结果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都将受到自然界在不同时间、不程度上的报复。

所以，恩格斯（FriedrichEngels）在一百多年前就告诫人们：“不要过于得意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他例举了大量的事实来说明：人类封于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它的第一步确实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可是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可能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且常常正好又把第一个结果的意义给取消了。然后，他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一一相反地，我们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一起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中。”更值得人们回味的是，他还进一步指出，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发展，人们将愈来愈“不仅感觉到而且还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从希腊古典时代崩溃以后在欧洲所发生并在基督教义中最高度形成的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

此外，他还说：“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比较远的自然的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较远的社会的影响就更要困难得多了。”（7）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又比恩格斯前进了多少呢？又能自制到何等程度呢？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大踏步发展，人类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的`隔离和对立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加大了；人们须要考虑的已不仅是自己生产行动所产生的的较远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影响了，而是近在眼前、刻不容缓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影响了。这一切都是由人们对自我力量的片面认识和对自我意愿的盲目推行造成的。由此可见，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关键在于人类要对自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自觉的控制。

在现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相互之间的隔离和对立，常常更甚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且要协调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往往也更为复杂和困难，不过在一般情况下，首先正确认识自我和自觉摆正自我同样是关键之所在。每个人生活中的苦乐是离不开他人和社会的，客观社会环境对造成个人生活的苦乐是有重要影响的。但同时也必需意识到，自我在造成个人生活的苦乐中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除了遇到某种个人完全无法与之抗衡的天灾人祸外，自我是有相当多的主动和责任的。然而，一般人在通常情况下遇到一

些烦恼或痛苦时，大多是推诸客观环境，怨天尤人不已，而很少有人能反躬自省的。其结果则常常是“抽刀断水水更流”，不仅摆脱不了原来的烦恼或痛苦，甚至会带来更多新的烦恼或痛苦。其实，在许多情况下，烦恼是自寻的，痛苦是自造的。现代人的自我失落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节制地放纵自我和盲目依赖物质手段造成的。因此，就个人来讲，由自我入手，通过认识自我的本来面目来摆正自我，充分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作用，是解除烦恼或痛苦的根本方法和途径。

佛教教人“依自不依他”，“自性自度”，就是要人们认识自我，把握自我，用自我的力量来解脱自己的烦恼或痛苦。禅宗六祖慧能尝言：“不是慧能度善知识，众生各于自身自性自度”。又说：“自性不归，无所无处。”“若自心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即有教授，救不可得。”（8）这些强调人们自作主宰的教导，正是现人最需要的精神修养方法。不过，即要自作主宰，就要亲自感受一番，体味一番，借他人之口是无法填饱自己的腹的。南宋开善道谦禅师在其友人宗元告诉他，别的事我都能替你，唯有“著衣吃饭，拉屎放尿，驼个死尸路上行”，这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须自家支当（9）一番话的启发下而得悟的公案，是很值得人们咀嚼的。再则，既要自作主宰，就要不畏艰辛，经受磨练，真所谓“不是一番寒彻骨，争（怎）得梅花扑鼻香。”（10）没有这两条，“自性自度”的修养方法则将是一句空话。

所谓认识自我，并不是孤立的就自我对自我的认识，而是在自我与他我、个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等相互关系中自我的认识。《金刚经》谓：“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三藐三菩提。”这句话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只有以平等心去认识自我，认识众生，认识万法，才能泯灭分别心，破除执着见，克服自我与他我、个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分离和树立，而融自我于他我、群体之中，得自我之大解脱。佛教精神是很符合现代人精神需要的。

（1）《菩萨戒本》（玄奘译）说：“若诸菩萨住戒律仪，有其四种他胜处法。何等为四？若诸菩萨，为欲贪求，利义恭敬，自赞毁他，是名第一他胜处法。若诸菩萨，现有资财，性悭财故，有苦有贫，无依无怙，正求财者，来现在前，不起哀怜，而修惠舍；正求法者，来现在前，性悭法故，虽现有法，而不给施，是名第二他胜处法。……菩萨于四他胜处法随犯一种，况犯一切，不复堪能于现法中增长摄受菩萨广大菩提资粮，不复堪能于现法中意乐清净，是名即为相似菩萨，非真菩萨。”

（2）《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中说：世尊“所以感伤群生耽惑爱欲，沈流苦海，起慈悲心，欲拔济之。”

（3）“拔苦”是“大悲”，“与乐”是“大慈”。《大智度论》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卷二十七《释初品中大慈大悲》）

（4）相传地藏菩萨曾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

（5）语见《修行本起经》卷上“堕地行七步，举手住而言：天上天下，惟我为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

（6）语见《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即便堕莲华上，无扶侍者，自行七步，举其右手而师子吼：我于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胜。无量生死于今尽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

（7）以上均引自恩格斯著《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见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自然辩证法（DIALETIKDERNATUR）》一书的第145－146页。

（8）引自敦煌本《坛经》第21、23、31节，据菲利普·扬波斯基（PHILIPBYAMPOLSKY）整理本。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6。

（9）“建宁府开善道谦禅师，本郡人。……后随妙喜（宗杲）庵居泉南，及喜领径山，师亦侍行。未几，令师往长沙通紫严居士张公书，师自谓：‘我参禅二十年，无人头处，更作此行，决定荒废。’竟欲无行。友人宗元者叱之曰“‘不可’。在路便参禅不得也去？吾与汝俱住。”师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语元曰：‘我一生参禅，殊无得力处。今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应去！’元告之曰：‘你但将诸方参得底，悟得底，圆悟、妙喜为你说得底，都不要理会。途中可替底事，我尽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须自家支当。’师曰：‘五件者何事？愿开其要。’元曰：‘著衣吃饭，拉屎放尿，驼个死尸路上行。’师于言下领旨，不觉手舞足蹈。（《五灯会元》卷二十）

（10）元中峰明本禅师云：“苟不奋废寝忘餐之志力，又不肯操三二十年冲寒昌暑不敢怠惰之勤劳，安有自然超越之理？徒见古人悟入之易，而不知其未悟之难。……（先师）乃有‘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之句。”（《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五《示海印居士》）

篇2：佛教舆现代人的精神修养论文

佛教舆现代人的精神修养论文

现代人精神上最严重的病症是自我的扩张。由于现代科技、现代经济和现代政治的发展，社会给个人提供了优于以往的自我发展的更多可能和广阔场所。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个人应当充分利用这种环境和条件来为社会、为人类作更多的贡献，以完善自我的人格和实现自我的价值。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个体都是离不开群体的，自我只有在为他我的奉献中，与他我融为一体时，才会领现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才能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获得充实的精神生活。但是，当今世界上信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者还大有人在，这些人把个人、自我看得比群体、他我更为重要，把人个、自我放在群体、他我之上。他们主张以个人为中心来进行自我设计，把自我扩张到一个不适当的地步，一味地追求自我欲求的最大满足，甚至认为，只有如此才是人生的真实价值，才是自我的.完全获得。其实，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自我设计，在现实社会中是根本行不通的，而到头来，他却将由于在群体中找不到自我的恰当位置，而成为真正失落了自我的典型。

在这方面，佛教对于医治现代人精神上的上述病症和痛苦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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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佛教舆现代人的精神修养

佛教舆现代人的精神修养

如上所述，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的原因是众多而复杂的，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只有从多方面去着手医治才能凑效。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病痛的众多客观原因，归根结蒂又是由人类自己一手创造的，它是与人类对自我的某种片面认知和追求分不开的`。因此，许多客观环境的治理，实际上也还是离不开对自我的某种片面认知和追求的纠正的。例如，就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的严重危机来说，从现象上看是由于人类过度地向自然索取，进行破坏性、掠夺性地开发，以及大量有害的生产、生活废弃物的污染而造成的。因此，如果把对自然的破坏性、掠夺性开发，改变为计划性、保护性开发，加强对有害生产、生活废弃物的积极治理，是可能取得改善当前人类生存环境的一定效果的。但是，这样的治理显然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追根究蒂，造成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自己欲望的无限度放纵和追求。所有不顾后果地疯狂攫取自然资源，并且肆意加以挥霍浪费，都是人们无限度放纵欲望追求的结果。所以，人类如果不能从限制自己的欲望追求入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潜伏着的、未来的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人类生环境的根源，同时也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从这一角度看，治心比之于单纯的治物，应当说具有更重要和更根本的意义。

在这方面，佛教对于医治现代人精神上的上述病症和痛苦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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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现代人缘何易精神疲劳

有些人上班时一支烟一杯茶一张报纸，开开会聊聊天，看上去很轻松，但下班后仍感到很疲劳；一些写字楼的“白领”上班时打打电脑，干的不是体力活，但仍感到很累；一些商人白天搞经营，晚上去应酬，吃喝玩乐活像神仙，可回家后直喊头疼……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精神疲劳在作祟，

说到疲劳，人们似乎并不陌生

。然而，绝大多数人熟悉的只是躯体疲劳，竟忽视人类疲劳除躯体疲劳外，还有疾病引起的疲劳和精神疲劳。

精神疲劳，是现代人疲劳中最复杂、最多见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夜不能眠、噩梦不断、容易惊醒、头昏脑涨、无精打采、烦躁易怒、食欲不振、记忆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

造成精神疲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竞争激烈、心理压力重、经常加班加点、职业不称心、工作难度大、企业亏损、住房拥挤、邻里反目、物价上涨、噪音污染、家庭纠纷等。人们如果长期、反复、持续生活在不愉快的情绪中，便会出现情绪困扰、心态失衡以及精神疲劳。精神疲劳若长期持续存在，便会影响身心健康，甚至引起身心疾病，

可这一点正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不少人长期生活紧张、刻板，既要工作，又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因而特别容易出现精神疲劳，而紧张的精神状态如不能及时得到松弛，就有可能引发溃疡病、高血压、冠心病、神经症、胃肠激惹综合征等身心疾病。

精神疲劳不利于身心健康。那么，怎样才能减轻精神疲劳的程度呢?

(1)自我调节。俗话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紧张工作之余，应该学会自我调节。睡觉无疑是消除躯体疲劳的良策，但对消除精神疲劳来说只是消极办法。积极的休息方法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性格特点，采用听音乐、散步、跳舞、下棋、打牌、搓麻将、看影视片、游泳、垂钓、书法、绘画等方式进行精神调节，舒缓疲劳。

(2)注意休息。在同样的环境中工作，有些人容易疲劳，另一些人却不容易疲劳。疲劳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休息。在工作告一段落时最好稍事休息，可以闭目静坐，也可以伸伸腿、弯弯腰、挥挥臂或做做工间操、眼保健操，或泡杯茶、喝杯咖啡、吃块巧克力。此外，作息时间也要有规律。

(3)保持良好的心态。如果有心事，最好能向亲朋好友倾诉，接受别人的启发、劝说和帮助，尽量使身心放松。

(4)丰富生活内容。工作之余逛逛马路，节假日带孩子去郊外或公园散散心，不定期外出旅游。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会休息的人才能消除精神疲劳。这里说的休息，绝不仅仅指狭义的休息――睡眠，还包括积极的休息。如果您祛除不了精神疲劳，不妨在积极的休息方面寻找方法。（陈斌）

来源：家庭期刊集团

篇5：佛教哲学论文

佛教哲学论文

一、近代佛学的振兴及其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南北朝隋唐，达到了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后即走向衰落。其间虽时有所谓“中兴”，然自五代至于清末，总的趋势是日益没落了。到了近代，随着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和“西学”的传入，同时受到当时欧洲学者研究佛教的兴趣和风气的影响，也带来了佛学的振兴。推究振兴近代中国佛学事业者，当自杨文会始。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人。他出身仕宦之家，但少年时即不喜举子业，性任侠，好读奇书，对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工程技术等也甚有兴趣。中年后，他专心于佛学，深感佛教典籍佚失严重，给深入研究佛学和弘扬佛法带来极大困难。于是,他集合同志在南京创立了金陵刻经处，亲任校勘，重刻方册藏经。1878年和1886年，他前后两次随曾纪泽和刘芝田出使欧洲，考察英法等国政治、经济，研究天文、地理等。在第一次赴欧期间，他于伦敦结识了日本学僧南条文雄。以后，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从日本、朝鲜访得许多我国宋明佚失的佛教各派重要典籍，陆续刻印出来，引起了人们研究佛教各宗派的兴趣。同时，杨氏以金陵刻经处为据点，与四方学人研讨佛学，后又创办了“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亲自讲学，为振兴佛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材。杨文会本人在佛学方面是“教宗贤首(华严)，行在弥陀(净土)。”但他对门下弟子则各就其所长而引导之，不强求以一家一说，因此，其弟子如谭嗣同、桂柏华、黎端甫、梅光羲、李证刚、欧阳渐、释太虚等，都各擅一家，有独到的造诣。杨文会对当时资产阶级的变法革新运动是同情和支持的，与当时一批社会革新人士有密切的往来，因而许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如梁启超、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宋恕、汪康年、章太炎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佛学的影响。

杨文会逝世后，他的弟子欧阳渐(竟无)、陈镜清(穉庵)、陈义(宜甫)等先后继续主持金陵刻经处事业。欧阳渐以后又创立了“内学院”，释太虚则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的专门家，对中国近代佛学的发展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对近代社会思想界和学术界也产生不小的影响。

以下我想列举一些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学者与佛学关系的情况，这也许会加深我们对佛教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影响的感性认识。

近代中国哲学开端于资产阶级改良派，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思想代表，无一不受佛学的影响。如：

康有为(1858-1927)，早年“于海幢华林读佛典颇多”，又曾居西樵山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自编年谱》)。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说：“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家，而以华严为归宿焉。”而在讲到康有为西樵山这段生活时说：“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慨。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梁启超此说不免有过实之处，但它确实也反映了康氏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康氏并没有一篇专门论佛学的著作，但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经常引用佛说以为比类，可以看到佛学的影响。如他著名的《大同书》一书，一开始就标出“入世界观众苦”，历叙人生入世种种之苦达三十八种之多，正是袭用了佛教鼓吹出世主义常用的说教。在书中，他还说：“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这也正是佛教对人生的一个基本看法。再则，康氏在行为上，也一直以释迦牟尼为榜样。他自述道：“其来现也，专为救众生而已，故不居天堂而故入地狱，不投净土而故来浊世，不为帝王而故为士人。……故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舍身命而为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已。”(《自编年谱》)。

梁启超(1873-1929)早年即对佛学有浓厚兴趣。虽说“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论著，往往推挹佛教”(《清代学术概论》)。一八九九年，他在《自由书·惟心》一文中，即鼓吹佛教“三界惟心”之说为真理。他认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是以豪杰之士，无大惊，无大喜，无大苦、无大乐，无大忧，无大惧。其所以能如此者，岂有他术哉?亦明三界惟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能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一九二O年，他游历欧洲回国后，更专注于佛教研究，发奋要编著一部中国佛教史。因此，他系统地研读了大量佛经，还曾一度到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唯识法相学。以后，他陆续写出了一批佛学研究的论文(后来汇集为《佛学研究十八篇》一书)。这些论文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研究佛教史的重要成果，其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经过这番研究，梁氏对佛学理论更为推崇。他认为：“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的，是“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又说：佛学“对于心理之观察分析，渊渊入微”，“若论内省的观察之深刻，论理上施设之精密，恐怕现代西洋心理学大家还要让几步哩!”(《佛教心理学浅测》)他以至声称：“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梁氏在人生观、生死观等问题上，十分推崇佛教的“业力”说和“唯识”说。晚年，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一封家信中，甚至认为佛教所说的“业报”是宇宙间的唯一真理，而他的宗教观和人生观的“根本”，也就在于此。(见《梁启超年谱长编》)

谭嗣同(1865-1898)三十岁时恰逢中日甲午战争，因而导致了他思想上的激剧变化。从此他抛弃传统旧学，努力接受新学、西学，同时受吴嘉瑞(雁舟)的影响，开始学佛。不久，又在南京随杨文会学佛，深得华严要旨。他著《仁学》，企图揉合古今中西、科学宗教于一体。然而贯穿其中的中心理论却是佛学。他以西学与佛学相比，认为“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西学，而佛学可复明于世”(《仁学》)。具体地说：“格致家恃器数求得诸理，如行星皆为地球，某星以若干日为一岁，及微尘世界，及一滴水有微虫万计等，佛书皆已言之。”(《上欧阳瓣姜师书》)他对儒、佛、耶三教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从时间上讲，“佛生最先，孔次之，耶又次之”，从空间上讲(指教义之博大及传播)：“佛教大矣，孔次之，耶为小。”(《仁学》)总之，“佛能统孔、耶”(同上)，“不论何教之精微及诞谬不可究诘，佛书皆已言之，而包扫之也。”(《上欧阳瓣姜师书》)再则，他认为，儒家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同上)，并且在《仁学》中列举《大学》与唯识、华严相通融之处，声称“斯教(儒教)之大权，必终授诸佛教。”所以，他在《仁学》开卷时即指出：“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以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后来，杨昌济(1871-1920)在阅读并摘引了谭氏《仁学》中的沟通儒释的一些论述后，认为历来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此者。并说：“余习闻儒者之言，颇不甚满意于佛学，谭浏阳乃重佛若此，使我意为之一转。余现虽尚未研究佛学，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矣。”(《达化斋日记》一九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条)后来，杨昌济确也认真地选读了一些佛学典籍，谭嗣同重佛思想的影响，于此亦可见一班。

严复(1854-1921)是近代传播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他翻译的《天演论》、《法意》、《原富》、《穆勒名学》等，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过巨大作用。然同时他对佛学思想也是十分推崇的。他受到不可知论观点的影响，认为佛学中“不可思议”一语，乃“佛书最精微之语。”(《天演论》按语)又认为，“宗教之多思维，殆莫若佛。”(《法意》卷二四按语)“佛道修行之辛苦，其所以期其徒之强立者，他教殆无与比伦也。”(同上卷一四按语)

其他维新派人士中，诸如唐才常、汪康年(《时务报》创办人)、夏曾佑(著名史学家)、宋恕、孙宝瑄等，也都与佛学有密切关系。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二十八日曾有如下之记述：“丙申(1896)秋，海上集同志七子，曰吴雁舟(嘉瑞)、曰谭甫生(嗣同)、曰宋燕生(恕)、曰梁卓如(启超)、曰汪穰卿(康年)、曰胡仲逊(惟志)、曰孙中愚(宝瑄)，其人多喜圆教，统志游觉海，一日皆于光学中现身。乃为偈云：幻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可见这些人对佛学的崇尚。唐才常(1867-1900)是谭嗣同的同窗学友，并且是一起积极参加变法维新运动的同志，他在思想上受到谭嗣同很深的影响，同样十分推崇“佛氏大雄大无畏之旨。”(《唐才常集·辨惑上》)也认为“微点(质点)者，释家之微尘也。……故格致家言，可通佛家诸天之蕴;而佛家之积微点之心力，而救苦海世界，其诸仁者所有事欤!”(同上《质点配成万物说》)夏曾佑(1863-1924)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佛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在给杨文会的一封信中说：经过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比较，他认为，“惟有佛法，法中之王，此语不诬，至斯益信。”(杨文会《等不等观杂录》卷六)可惜他没有留下专门论述佛教的著作，无法深入了解他的佛学思想。但我们从梁启超对夏氏的推崇备至中可窥得一二。梁氏说：“他对于佛学有精深研究，——近世认识‘唯识学’价值的人，要算他头一个。”“我们都学佛，但穗卿常常和我说：‘怕只有法相宗才算真佛学。那时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初回到中国，他看见了欢喜得几乎发狂。’他又屡说：‘《楞严经》是假的，当时我不以为然，和他吵了多次，但后来越读《楞严》越发现他是假。”(《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四，《亡友夏穗卿先生》)

不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深受佛学的影响，就是以后资产阶级民主派及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等也同样深受佛学的影响。如：

章太炎(1868-1936)推崇佛教，精于佛学是人所共知的。他早年经夏曾佑劝说，曾“略涉《法华》、《华严》、《涅盘》诸经”，然“不能深也。”一八九七年三十岁时，在上海与宋恕相交，宋劝其读“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但“读竟，亦不甚好。”之后“偶得《大乘起信论》，一见心悟，常讽诵之。”(以上均见章氏《自定年谱》)但从总的倾向来讲，这时的章太炎还是以儒学为其思想主体。如他在一八九九年所作的《儒术真论》的附录《菌说》中，在引述了宗密《原人论》“策万行惩恶劝善，同时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推万法穷理尽性，至于本源，则佛教方为决了”的说法后，评论说：“夫六经之说，诚亦有权，与人天、小乘、法相、破相等教同意，而穷原反本，则其实确然不拔，乃有卓出一乘显性这上者。……而佛必以空华相喻，庄亦间以死沌为词，斯其实之不如儒者也。”(见《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3页)一九O三年章氏因《苏报》案与邹容同时入狱。在狱三年中，他研读唯识宗慈氏(弥勒)、世亲的著作：《瑜伽师地论》、《因明论》、《唯识论》等，“乃悟大乘法义。”这是章氏思想变化的关键，之后他说：“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菿汉微言》)因此，当他一九O六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大肆鼓吹要用宗教(佛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之道德”，坚定革命的意志，以达到“众志成城”。接着，他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鼓吹佛教的文章，提出要建立无神的宗教(佛教)，以至《民报》被时人讽刺为“不作民声作佛声”。对于佛教各宗派，章太炎最为推崇者是“法相之理”和“华严之行。”

吴虞(1872-1949)，是近代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战士。一九二一年《吴虞文录》出版，胡适为之作序，称他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对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和专制主义的激烈批判，不仅在当时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中，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激进的思想家，又怎能想到他对佛学也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并受到相当深的影响呢!他自称：“学术知识虽渐有系统，而于安身立命之地，终觉茫无所归着。”“自知其于学有进，于道殊未闻也。此后当以佛学为归宿。”他认为：“宋儒之学本出于禅，乃背本辟佛，自立名高。孔学既非，宋学亦不足学，则非佛学之广大精微，何所依皈?人不可无宗教心，有此足以慰灵魂而安心性矣。”(《吴虞日记》上册第208页)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圈读佛典，与人讨论佛学，是他日常读书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晚年，他甚至打算“将小书房收拾为静室，供佛像。所有佛学书并专置于静室，每日除预备讲义看书外，必以二三小时居静室诵佛书，”以“为收束身心，减除烦恼之不二法门。”(《吴虞日记》下册，转引自《中国哲学》第八辑第413页《吴虞日记选刊》)据他日记所记载，截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他已藏有佛典二百七十一部，八百六十三册之多。

杨度(1874-1932)，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怪杰。他早年醉心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说，从而成为清廷筹备立宪运动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当君主立宪救国论彻底破产后，杨度一度潜心于佛学研究。以后随着反帝反封建革命形势的发展，杨度又投身政治运动，并于1929年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逝世前曾自拟了一付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正是杨度一生的自我总结和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乐观信念。杨度是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1916)，遁而之佛的，至1928年答梅光羲书，论新佛教，前后沉溺于佛学十余年，他曾自述道：“余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乃不更言经世，而由庄以入佛。”(《虎禅师论佛杂文·江亭词序》)他对于佛学主要信奉禅宗的顿悟说。但他又认为，在顿悟之前及顿悟之后，都必须有渐修。他还提出，要建立一种删削一切迷信神秘之说(如灵魂、轮回、地狱等)，以及所有违反人生生理戒律的“新佛教”。他声称，这种新佛教“一以论理科学为归”，通过“发明心理相对论，以明本心无我，一切皆空之旨。”他认为，“今世之社会，不自由，不平等，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反躬自问，亦无事而非我见。今欲救人，必先救已，其法惟有无我主义。”因此，他称他的“新佛教”为“无我主义”或“无我宗”、“无我法门”。并且说：“准此教旨，以谋改进将来社会，直可普渡众生，一齐成佛。虽人性智愚不等，而不用于私我之争，但无对待阶级，即为平等自由。”(以上均见《虎禅师论佛杂文·答梅光羲书》)杨度是继章太炎、太虚之后，又一个试图以建立一种新佛教以为救世之用的人。他的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也是近代中国相当有代表性的一种佛学和哲学思潮。

熊十力(1884-1968)，早年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亲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役，以后潜心于研究哲学。起始专精王夫之，然意犹未足，后入欧阳竟无创办的内学院学佛。熊十力在哲理上虽然最终推重的是宋明陆王心学，但对佛学也许之甚高。他认为，“佛学理境极高”，“西洋哲学，随科学之进步经验日富，根据日强，论理日精。其始乎征实，而终乎游玄，不极堪宝贵?然而彻万化之大原，发人生之内蕴，高而莫究其极，深而不测其底，则未有如佛氏者也。”他又说：“自吾有知，恒困乎无量无边之疑问，而不得一解，而吾终因佛学而渐启一隙之明焉。”(《十力语要》卷一《答薛生》)熊氏自视颇高，精思深研。他出入儒释，以释明儒，以儒补释，广采博取，融通诸家，欲自创一哲学体系。他的早期代表作《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等，是以儒家《易传》阴阳翕辟的思想去改造和补充佛教唯识学的种子说的。同时，又以唯识论的分析、组织方法，融合儒释体用理论，提出了一套以体用为中心范畴，体不离用，即用显体，体用一如的思想体系。从而不仅在佛学唯识论的研究上有所突破，而且对传统儒学关于“体用”论的理论也有所发展。因此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

梁漱溟(1893-)，后期思想以传统儒家为主，这是无疑的。但他曾经历过相当一个时期的崇佛过程。他曾说：“我自二十岁后，思想折入佛家一路，专心佛典者四五年。”(《究元决疑论》单行本附记)一九一六年他发表长篇读佛论文《究元决疑论》，一九一七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并出版《印度哲学史》等，可说是他这一时期研究佛学的成果。以后，他著有《唯识述义》等研究佛学的著作。一九二一年梁氏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是其思想折入以儒家为主的标志。然而，这也不能说佛学对梁氏思想从此再无影响。一九七八年他在为《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作补述中说：“对于人生苦乐的留心观察，是我出世思想的开窍由来，从而奠定了此后一生归宿于佛法”。说“一生归宿于佛法”未必是实，但至少可说梁氏一生未脱出佛学影响之范围。

此外，如著名学者李石岑(1892-1934)也曾十分推崇佛学，认为“佛学的提倡，不特于科学毫无抵触之处，而且能使科学的方法上，加上一层精密，科学的分类上，加上一层正确，科学的效用上，加上一层保证。”(《佛学与人生》)又如朱谦之(1899-1972)在一九二一年也曾一度“决定皈依佛法，到西湖出家去”，并打算对佛教进行一场革命，“组织一种宗教新村”，“想跑到佛教里打个筋斗，使佛教混乱一顿，放出一道红光，我就站在上面，照耀全世界人类上。”(《七十自述》，《中国哲学》第三辑)再如著名的电机工程学家王季同(1870-1948)认为，佛法圆融，既“不是其他宗教和近代西洋哲学所可比拟，也决非科学知识所能推翻”(《唯识研究》序)。他写的《佛法与科学》、《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以及为周叔迦《唯识研究》一书所作的长序，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由此可见，佛学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而且也波及到自然科学方面。

其实，在近代哲学、史学、经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各界的知名学者中，尚可列举出一大批出入佛学，与佛学有密切关系的代表名单。此外，尚有许多近代著名学僧的学说和情况，由于本文的主题所限，也只能略去介绍了。但仅就以上所列举的很少一部分近代思想界、学术界代表人物与佛学关系的情况，也已经足以说明佛学对近代中国思想的重大影响了。

二、近代佛学发展的某些特点

本文开始时就提到，近代佛学并不是中国古代佛学的简单延续，而是伴随着西学的传入而重新振兴起来的，因此也就带来了某些与古代佛学不同的新特点。据本人浅陋的看法，是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把佛学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加以比较，希图把两者融合起来。这是近代早期思想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

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即有大量的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如他说：“一多相容也，三世一时也，此下士所大笑不信也，乌知为天地万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乎!真理之不知，乃缘历劫之业力障翳深厚。执妄为真，认贼为子，自扰自乱，自愚自惑，遂为对待所瞒耳。”“声、光、化、电、气、重之说盛，对待或几几乎破矣。欲破对待，必先明格致;欲明格致，又必先辨对待。”“格致明而对待破，学者之极诣也。”“故尝谓西学皆源于佛学，亦惟有西学而佛学乃复明于世。”(《仁学》)

又如章太炎早年在《摘<楞严经>不合物理学两条》一文中，既指摘了《楞严经》中一些譬喻不合近代物理学的实证知识，而同时也认为经中有些论述是合于近代实证科学知识的。如他引《楞严经》中这样一个比喻：病眼者视灯光即“别有圆影”，而好眼者如长久注视至于疲劳，则也会在虚空中“别见狂华”。章氏评论说，这一比喻完全附合近代光学原理，并且说：“此则释迦早知光浪，似已高出奈瑞(牛顿)。信乎耶稣诸子不足当其芥子也。”(见齐鲁书社出版《历史论丛》第四辑)

再如，谭嗣同、章太炎的好友孙宝瑄也说：“观《华严》，其《世界品》中所云世界种，盖聚多世界而名之。又云：或作江河形，或作回转形，或作旋流形，或作轮辋形，或作坛墠形，或作胎藏形，或作云形，或作种种珠网形。如是等语，盖与西人天文家言所谓星团、星气、螺旋白云、天河诸星状之说暗合，奇哉!”(《忘山庐日记》上第182页)又说：“《华严·十地品》之第五难地中有云：此菩萨为利益众生，故世间技艺靡不该习。……观以上所说，则知世间人以为讲佛学者皆将屏弃一切，不尽人事者，误也。且所谓技艺，无论天算、格致、化学、质学(如地火水风四字，包括西学无限)、光学、声学、医学、农学、工学、矿学，及种种技能，包括无遗，亦可异矣。”(同上第184页)

在这方面，更有许多佛教徒，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佛教生存的需要，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专著，以论述佛学与现代最新实证科学的一致性，以至称誉佛教为“科学的宗教”。吴虞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摘录了当时上海《大陆报》关于英国佛教徒克尔贝获得日本大僧正头衔的报导，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氏(指克尔贝)谓，佛学所以能浸入美国人生活中者，以其为科学的宗教也。盖当此科学昌明时代，人类咸欲以科学试验真理，于是他种宗教咸遭难关，而惟佛学为人所认为具有科学的根据也。质言之，佛教者，乃心理学的哲学之宗教也，其与化学、物理及天文诸学科，罔不相关。”(见《中国哲学》第八辑《吴虞日记选刊》)这段话很可以代表当时世界佛学研究的一种倾向和特点，同样也是中国近代佛学的一个特点。

(二)突出地强调佛学的哲理性质，而不是单纯地把佛学看作一种宗教说教。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当时欧洲佛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而形成的。如康有为就说过：“孔子与佛，皆哲学至精极博，道至圆满。”(《欧洲十一国游记》)又如上引杨昌济在读谭嗣同《仁学》后即表示过，对佛教“已确认其哲学上之价值”。而章太炎则曾专门详细地阐述了佛法非宗教，而为哲学的道理。他积极宣扬，佛教与其他所有宗教有一根本的区别，即凡宗教都要崇拜神鬼(无论是多神也好，一神也好)，而佛教则是不礼鬼神的“无神论”。他在日本的一次讲演中说;“试看佛陀、菩提这种名号，译来原是‘觉’字，般若译来原是‘智’字。一切大乘的目的，无非是‘断而(尔)知障’，‘成就一切智者’，分明是求智的意思，断不是要立一个宗教，劝人信仰。细想释迦牟尼的本意，只是求智，所以发明一种最高的哲理出来。”他认为，佛教中虽也还残存着“六趣升沉”等宗教的残留物，但“终是哲学中间兼有宗教，并不是宗教中间含有哲学”。因此，“佛法只与哲学家为同聚，不与宗教家为同聚。”他还进一步论述道：“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也并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倡道德起见，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发明如来藏的见解，必要实证如来藏。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之实证者。”所以，“若晓得佛法本来不是宗教，自然放大眼光，自由研究。纵使未能趣入实证一涂，在哲学的理论上，必定可以脱除障碍，获见光明。”(《佛法果应认为宗教耶?抑为哲学耶?》(载《中国哲学》第六辑)这种思想，章氏以后在《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序》(发表于一九一三年)中，再一次加以申述。他说：“夫牟尼出世，人天之师，次有马鸣、龙猛、无著三大士，穷幽体玄，发扬胜义，荡荡乎固无得而称焉。教戒不可以发智，故开玄学以导迷;玄学不可以见心，故依静虑以求证;静虑不可以接物，故广万法以应机。或乃次之宗教，云与基督、天方同斑，高者亦云徒为伦理，斯所谓以牛蹏测大海也!夫佛陀者，译言觉;般若者，译言智;瑜伽者，译言相应。本所以趋道者，为断尔炎而证真如，岂真蹩躠以为仁义哉!徒以大悲观佛，斯已浅矣。所证者无境界可言，现身者无自依之性。故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亦云佛当在心中说法。明以此方老聘之言，则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夫何有宗教之封执者乎!”

杨度也说：“是故佛教云者，非迷信的而科学的。”(《论佛杂文·我佛偈赠美国贝博士》)他认为，“今日世界为科学之世界，如欲将东洋固有之佛法介绍于世界学者，普及于世界众生，则非有论理的科学法门，不能随缘应机，说法度世。”如以此来衡量固有佛法，“禅宗壁立千仞，无可攀跻，似不如相宗条理万千，应于时势，易使学人得其途径。”所以说，“其中解剖心理，最近科学者，莫如法相一家。”“然于佛教中求无上上乘，终以禅宗为归。”(《论佛杂文续·唯识八偈序》)杨度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力图融汇最上乘禅宗和三论、法相等，建立一种新佛教的。经过精心的研究和组织，他的“新佛教”，“遂于心理学上发明一种科学的新学说，名曰‘无我论’，即‘心理相对论’”。他声称，“方今世界哲学，唯心唯物二派对立，皆以研究宇宙真理为事。然予所谓心理，所谓一切唯心。则与此派唯心哲学大异。以为一切人类以及动物，对于宇宙万物，一心所现，各各不同，无自得有同一世界，且其所谓宇宙万物，限于一心所现，无自得有全体世界。予今身为人类，但就人类之心里，发明其相对之象，明其本来无我而已”。对此发明，他十分自得，认为“此理论与方法，中外古今诸心学家及佛学家，实皆未发明，即偶及之，亦未彻底，”然而“今皆一时解决，实于佛学界开一新纪元。”所以说：“此无我宗所立教义，一切合于论理科学，所有迷信神秘之说，如灵魂轮回等义，以及违反生理之诸戒律，概与扫除，若与旧义相比，直为佛教革命。”(《论佛杂文二续·新佛教论答梅光羲君》)

与此相关，近代一些思想家就时常把佛学与西方哲学或中国传统哲学加以比较研究。章太炎曾把佛学唯识学的许多观点与西方古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我论等进行了广泛的比较。如章氏说：“近来康德、索宾霍尔诸公，在世界上称为哲学之圣。康德所说‘十二范畴’，纯是‘相分’的道理，索宾霍尔所说‘世界成立全由意思盲动’，也就是‘十二缘生’的道理”(《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他还把佛学的最高本体概念“真如”，与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进行比较。他说：“佛家以为正智所缘，乃为真如，柏拉图以为明了智识之对境为伊跌耶(idea理念)，其比例亦多类。”(《建立宗教论》)他指出，在承认“真如”或“理念”为唯一真实这点上，两者是相同的。但佛教认为真不离俗，离俗无真，这与柏拉图视“理念”为离一切个体而存在的纯粹抽象，又是不同的。他说：“康德见及‘物如’(物自体)，几与佛说‘真如’等矣。”(《菿汉微言》)但他对康德认为“物自体”是不可知的，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康德“终言物如非认识境界，故不可知。此但解以知知之，不解以不知知也。卓荦如此，而不窥此法门。”(同上)又，章氏认为，佛教是坚定的无神论，而“精如康德，犹曰‘神之有无，超越认识范围之外，故不得执神为有，亦不得拨神为无’。可谓千虑一失矣。”(《无神论》)章氏这种比较研究甚多，这里不能详论。

梁启超也曾把佛学与许多西方哲学思想加以比较研究。其中，他的《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全面地将康德哲学与佛学进行了比较。他说：“康氏哲学，大近佛学。”他认为，康德“直搜讨诸智慧之本原，穷其性质及其作用”，是“与佛教唯识之义相印证者也。佛氏穷一切理，必先以本识为据柢，即此意也。”他还认为，康德知性论中关于必须对对象加以联系、综合思考的理论，“其义与华严宗之佛理绝相类。”他还说：“佛说有所谓‘真如’。‘真如’，即康德所谓‘真我’，有自由性者也。有所谓‘无明’，即康德‘现象之我，为不可避之理所束缚，无自由性者也。”“康氏以自由为一切学术人道之本，以此言自由，而知其与所谓不自由者并行不悖，实华严圆教之上乘也”等等。其中，有许多是把康德思想与佛学理论加以简单生硬的比附。

至于以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较，则更是随处可见。著名的如章太炎的《齐物论释》，以唯识学释齐物，以齐物明唯识。章氏对此作十分自得和自负，认为如《齐物论释》，“可谓一字千金矣。”(《菿汉微言》)又如谭嗣同在《仁学》中认为：“《大学》盖唯识之宗也。”唯识“前五识转而为成所作智，《大学》所谓修身而身修也”;“第六识转而为妙观察智。《大学》所谓致知而知至也”;“第七识转而为平等性智，《大学》所谓诚意而意成也”;“第八识转而为大圆镜智，《大学》所谓正心而心正也”。“佛之所谓执(第七识)，孔之所谓意”;“佛之所谓藏(第八识)，孔之所谓心”。“智慧者，孔谓之道心”;“业识者，孔谓之人心”。总之“惟好学深思，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即未有能外佛经者也”。其比附融合之处，使杨昌济叹为：沟通儒释之巧，未有过于此者。

(三)着重强调佛学非出世、非蹈空，而有应务救世的实际作用。早期佛教侧重于个人的解脱，消极避世，出世主义比较明显。大乘佛教兴起后，开始宣传佛祖慈悲救世，普渡众生的宗旨，于是出现了佛法既为出世而又不离世间的矛盾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中国近代佛学的开展中，除少数学佛者借以遁世外，大部分倡导佛学者，均响往着从佛学中求得某些应时救世的精神武器，从而认为佛学绝非蹈空、出世之谈。

如梁启超说：“象我们的禅宗，真可算得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的确是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的特质，叫出世法与入世法并行不悖。他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谭嗣同说：“西人之喜动，其坚忍不挠，以救世为心之耶教使然也。又岂惟耶教?孔教固然矣，佛教尤甚。”“论者暗于佛老之辨，混而同之，以谓山林习静而已，此正佛氏所诋为顽空，为断灭，为九十六种外道，而佛岂其然哉!乃若佛之静也，则将以善其动，而遍度一切众生。更精而言之，动即静，静即动，静即动，尤不必有此对待之名。故夫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励，而雄强刚猛者也。”(《仁学》)章太炎也说：“佛法本来称出世法，但到底不能离世间法。”(《佛法应务，即同老庄》，见《中国哲学》第六辑)又说：“或执释教为厌世，或执释教为非厌世，此皆一类，偏执之见也。就俗谛而言之，所谓世者，当分为二：其一，三界，是无生物，则为器世间;其一，众生，是有生物，则名为有情世间。释教非不厌世，然其所谓厌世者，乃厌此器世间，而非厌此有情世间。以有情世间堕入器世间中，故欲济度以出三界之外。”(《建立宗教论》)这是章太炎对佛教“厌世”、“非厌世”的一种十分有意思的解释。

谭氏和章氏的好友孙宝瑄在评论那些治佛学为蹈空的说法时说：“余谓，我国自来治佛学者，大抵穷愁郁抑不得志之徒，以此为排遣之计，故堕于空也。若真能治佛学者，其慈悲势力，不知增长若干度，救世心愈切矣。救世心之切，则一切有益于群之事，无不慷慨担任，且能堪破生死一关。如谭浏阳(嗣同)其人者，谁谓佛学之空哉!且以经济著名如康(有为)、梁(启超)辈，皆研治佛学之人。如谓习便空，则此一辈人皆当息影空山，为方外人，何必抢攘于朝堂之上，以图变法救国耶?公辈既不读佛书，不知佛学之大，而妄加訾议，似可不必。”(《忘山庐日记》上第393页)即使象杨度这样的人，他的转向信佛，完全是政治上“君宪三败”后的消极遁世之举。但由于他爱国救世之心未泯，在学佛的道路上也没能完全忘情于世。甚至还可以这样说，他的学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总结过去的入世法上，探索一种新的入世法。这一点，在他的《新佛教论》中有明确的论述。他说：“予因半生经历多在政治，深叹今世社会不自由、不平等，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反身自问，亦无一事而非我见。今欲救人，必先救已，其法惟有无我主义。”因此，他遍考中外古今各家学说，最后认为，欲求无我主义，只有从佛法求之。“于是发心学佛而为修行”，并且从而创立了一种“心理相对主义”的“无我主义”的“新佛教”。他希望，“准此教旨，以谋改进将来社会，直可普渡众生，一齐成佛”。由此可见，杨度虽不得已而遁之学佛，然而在他的心目中佛法也并非单纯的出世之法，他的心尚期之以“改进将来社会”呢!又如，一九一八年由太虚、章太炎等发起，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宣扬佛教的团体——“觉社”，其宗旨即所谓要以佛法思想去启迪青年，导归正途。他们在“觉社丛书”的出版宣言中声称，“当此事变繁剧，思潮复杂之世”，“惟我佛无上正等正觉之教”，才能“立人之极”。因此“觉社”的建立“固将宏纲异道，普悟迷情，非以徒厌世间，独求解脱也。故本守当修自觉行回向真如，修觉他行以回向法界一切众生。”(转引自《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八六册，东初：《民国肇兴与佛教新生》)

(四)从佛学理论上讲，近代佛学以唯识学最为发达，从某种意义上甚至也可以说近代中国佛学是唯识学的复兴。中国佛教至隋唐而极盛，主要宗派如三论、天台、华严、唯识、净土，禅宗等均已发展成熟。然自晚唐以后，禅宗独盛于佛坛，除净土法门亦因简便易行而有相当影响外，诸如天台、华严、唯识各宗，均趋衰落。宋明时期这些宗派虽亦时有高僧振兴之，但终不能与禅宗相匹敌。加之，宋明以来，特别是明末以来，佛学的发展趋势是：在教外进一步强调三教合流，在教内则强调宗(禅宗)、教(净土、华严、唯识、天台等)融合，以至各教派经典散佚，仅亦不绝如缕而已。近代佛学的振兴，在新的时代中，继续发展了三教兼治，教宗并融的趋势，诸如隋唐宋明时期那种固执的宗派之争，门户之见，很少见到了。

我们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佛学是唯识学的复兴，并不是说佛教其他各家理论在近代一点也没有继承和发展，而是就发展的程度和社会的影响相比较来说的。如本文开始时即提到，杨文会是“教宗贤首，行在弥陀”，也就是说他在理论方面是推尊华严宗法藏的学说的。为此，他专门编集和刊印了《贤首法集》(收法藏的经疏论著计二十一种，其中多种为宋明佛藏内所无)和《华严著述集要》(收有二十九种华严宗专著)，为研究华严宗理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系统原始材料。同时，他本人还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一书(按，此论相传题为马鸣造，真谛译，但它与《大乘起信论》一样，疑是伪作)以发挥华严思想。他的弟子中，如谭嗣同是深有得于华严无尽圆融，一多相容、三世一时等旨意的，但同时也深受唯识学的影响。这在谭氏《仁学》中有充分的反映，此不赘述。又如章太炎深研“法相之理”，而同时对“华严之行”也极为推崇，认为其说对提高人类道德大有益处。净土法门，除杨文会笃行推崇，并汇刻《古逸净土十书》(其中不少是国内长期佚失的著作)、《净土四经》等外，当时尚有一著名净土宗法师，名印光(1861-1940)者，也大力予以提倡。其影响所及，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也均信奉之，如近代著名的画家，音乐家李叔同(1880-1942，法名觉音，号弘一)和他的弟子丰子恺(1898-1975)等都是佛学净土法门的信奉者，弘一法师且精于戒律。禅宗方面，有著名爱国诗僧敬安(1851-1912，别号八指头陀)，以及如上面所提到的杨度的以禅顿悟理论为主体而构想的“新佛教”等等。

至于近代对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和发展，则可说是自唐玄奘、窥基后，千余年来未有之盛况。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是如同章太炎所说的，由于法相唯识之学的“精深”，“缜密”，适合于近代学术的趋势的缘故。同时，也可能与窥基《唯识论述记》等一批唯识学的典籍重见于世有关(《述记》一书在我国早已佚失，杨文会通过日本友人访求得到刻印问世[1])，从而引起了人们研究唯识学的广泛兴趣。近代推崇和研究唯识学者甚多，杨文会门下即有如章太炎、欧阳渐、梅光羲、李证刚、蒯若木、释太虚等一大批以研究唯识学名家者。其时研究唯识学者还有“南欧北韩”之说，“南欧”即指创办“南京内学院”的欧阳渐及其门下(如刘定权、吕澂等)、“北韩”则指北京“三时学会”的韩清净及其门下(如周叔迦、朱芾煌等)也是专门研究玄奘、窥基的唯识学的。不过，他们所理解及发挥的唯识学，是各有所不同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已意进退佛说。”其实，这一时期由于受到西学的影响等原因，除少数专治佛学或佛教史者外，其余谈佛者，几乎都是“以已意进退佛说”者。因此，虽同言法相唯识，而不免各有所异。

欧阳渐深研和恪守玄奘、窥基所阐明的传统唯识学，他在唯识学理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如他说：“唯识、法相唐以来并为一宗，其实通局大小殊焉”，揭示出大乘有宗唯识、法相在理论上的不同之处。他从义理、经典依据等方面作了翔实细致的分析和比较，这在佛教史上是一独到的见解。欧阳此义一发，深为章太炎所赞赏。他在引述欧阳上述说法后，讲道：“余初惊怪其言，审思释然，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也。”(《内学院缘起》，见《中国哲学》第六辑)然而欧阳渐的观点，同时却为太虚所否定。他认为，法相不能独立言家，无论唯识宗还是性宗都不能离开法相而谈论。因此，就唯识宗言：“凡属遮表言思所诠缘者，无非法相，一一法相，莫非唯识。故法相所宗持者曰唯识，而唯识之说明者曰法相。”(《竟无居士学说质疑》，见《太虚法师文钞初集三编》)

章太炎认为，“上悟唯识，广利有情，域中故籍，莫善于《齐物论》”，“《齐物》大旨，多契佛经。”(《齐物论释》)甚至认为：“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佛法应务，即同老庄》)同时，他又把儒家论性与唯识八识相比附。因此，在章太炎的唯识学中，杂糅着老庄、孟荀之说，正所谓“常以已意进退之”者。章氏的这种状况，遭到了熊十力等人的批评。熊氏以为章太炎根本不理解唯识。如章氏以王阳明良知有知是知非为自证分，熊十力就批评道：“此说甚谬”，认为“章氏既不解四分(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又不了何谓良知。”(《十力语要》卷一《答谢石麟》)其实，熊氏又何尝不以已意进退佛说呢!他认为，护法、窥基的唯识学中，在现象外立本有种子以为本体，从而将体用截成两片，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根本迷谬。他经过长期思考，提出了一套“新唯识论”的理论，希图纠正旧唯识学中的谬误。

按照熊十力自述的“新论与佛家元来意思根本异处”，大约有以下几点：甲，“佛家思想毕竟是趣寂的”，而“新论则为纯粹的人生主义，而姑置宗教的出世观念于不议不论之列。”乙，唯识“虽主即用显体”，然“颇有体用裁成二片之嫌”，而新论则主“即体即用”，“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丙，新论以翕辟、生灭两义，进一步说明“用者体之用，无体即无用，离用亦不可得体。故乃于流行无住之用，识此即是如如不动之体”，从而由随顺俗谛而结归真谛义趣。丁，新论以翕辟义，破旧师(指护法、窥基)聚集名心之说，因而“顺俗则心物两皆成立，证真则境空而心亦俱空。”(以上见《十力语要》卷一《讲词》)其实，熊十力在讲到即体即用时，反复以大海水与众沤喻体与用虽分而不二之旨，即是以华严之理论补充唯识，而他所谓“本体流行，即作用显现，亦即所谓翕辟者是”，则完全是援自易传阴阳翕辟，生生不已之意。因此，当熊氏新论一出，即遭到欧阳竟无等维护传统唯识学者的批评，认为新唯识论援儒入释，背离了唯识要义。对此，熊氏并不否认，且说：“夫取精用弘，学问斯贵，博览遍观，唯虞孤陋”，“融摄诸家，讵为吾病。”(《破破新唯识论》)

太虚也是声称要建立“新的唯识论”者，并著有《唯识新论》。但太虚所谓新的唯识论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根本不一样。他所谓的“新”，据其自述是由于：“唯识宗学不但与唯物科学关通纂切，正可因唯物科学大发达之时，阐明唯识宗学;抑亟须阐明唯识宗学以救唯物科学之穷耳。夫然，亦可见新的唯识论之所以为新的唯识论矣。”或者说，唯识学由于“能转科学而不为科学转，圆成大用，与科学始终相成相用，故为新的唯识论也。”(《唯物新论》，《太虚文钞初集第三编》)他还说：“佛乘唯识宗学，其贵理真事实，较唯物科学过无不及”，“必明唯识宗学，诸唯物科学乃能消归自己成妙用焉!”(《唯物科学与唯识宗学》同上第一编)总之，太虚标榜的新的唯识宗学，无非是调和唯识宗学与现代科学之间理论上的矛盾，收集某些“新近之思想学术”，从而使唯识宗学能适应新的思想学术的需要。由上面简略的介绍中，即可看到唯识学是近代佛学理论中开展得最为充分和多彩的。(由于各家理论十分复杂，非本文所能包含，当有专文评述)

最后，需要附带提到的是，在近代佛学的发展中，佛教史的研究，也由于在近代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是近代佛学史研究的开拓性著述，而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胡适关于中国禅宗史研究的论文等，则是近代研究佛教断代史和专题史方面的重要代表著作。此外，诸如关于《大乘起信论》、《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楞严经》等佛典的考证、论辨，以及佛教史上许多专门问题的研究，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三、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哲学中的佛学影响

佛学对近代中国哲学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对此我们应当作如何的评价呢?我想首先需要弄清佛学所以得在近代重新振兴，以及在思想界发生广泛影响的原因(或者说背景、条件)，然后才有可能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评价来。从总的方面来看，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文已经提到的，随着西学的传入，以及受到欧美研究佛教兴趣的影响。如果说，杨文会早年创立经处，发愿刻经，还仅是从国内佛教衰坏、佛藏佚失方面考虑，那末当他两次随使欧洲，了解到欧洲学者对佛学研究的兴趣，并结识日本学僧南条文雄等后，则其振兴佛教的着眼点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曾说：“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美洲阿尔格尔曾发此议，立佛教学会，从之者十余万人。然其所知，仅佛教粗迹，于精微奥妙处，未之知也。故高明特达之士，仍不见信。今欲重兴释迦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庶几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佛教振兴策二》，见《等不等观杂录》卷一)当他得知《大乘起信论》梵文本已不可得，于是准备“将来即据梁译翻成英文，或亦欧人入道之胜缘也。”(《与日本南条文雄书二》同上卷七)后来，在他的协助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把《大乘起信论》译成了英文。由此可见，杨仁山后期的刻经、办学是受到西方学者对佛学研究兴趣的影响的。但他又认为西方学者仅得佛教粗迹，因此进一步立志振兴中华佛教文化，俾使佛教成为“全球第一等宗教”，让“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这种情况，谭嗣同在《仁学》中也有介绍。他说：“英士韦廉臣著《古教汇参》，遍诋群教，独于佛教则叹曰：‘佛真圣人也。’美士阿尔格特尝纠同志创佛学会于印度，不数年，欧美各国遂皆立分会，凡四十余处，法国信者尤众，且翕然称之曰：‘地球上最兴盛之教，无若耶者;他日耶教衰歇，足以代兴者，其佛乎’!这种思潮随着西学一起传入，而佛学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新的研究兴趣。特别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西方学者在哀叹西方物质文明破灭的同时，转而激赏东方精神文明，这对佛学(包括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影响。上面曾提到，太虚认为要以“唯识宗学以救唯物科学之穷”，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二)许多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家，真诚地以为，佛学的振兴有助于社会的改革、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这方面以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论述最为典型。

如谭嗣同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例，认为：“日本变法之易，亦惟佛教隐为助力，使变动不居，以无胶固执著之见存也。”(《仁学》)章太炎也认为，“日本资阳明之学以兴，馨香顶礼，有若神圣”(《答梦庵》)，而阳明之学，“其义理高远者，大抵本之佛乘”(《答铁铮》)。同时，他们又都以为“道德堕废者，革命不成之原”(章太炎：《革命之道德》)。因此，认为民德的改造，革命道德的培养是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章太炎对于佛学在这方面的作用，更是反复加以申明。一九O六年他出狱东渡，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即大声疾呼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而他所说的宗教，就是佛教。他说：“我们中国，本称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又说：“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渡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人们“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次年，章氏在《人无我论》一文中，又强调说，他之“所以提倡佛学者，则自有说：民德衰颓，于今为甚。姬孔遗言(指儒家周公、孔子之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亦不足以恃世。……自非法相之理，华严之行，必不能制恶见而清汗俗。若夫《春秋》遗训，颜(元)、戴(震)绪言，于社会制裁则有力，以言道德，则才足以相辅，使无大乘以为维纲，则《春秋》亦《摩拏法典》，颜戴亦顺世外道。拳拳此心，独在此耳。”(《人无我论》)此外，他还声称，“吾所以为主张佛教者，特欲发扬芳烈，使好之者轻去就而齐死生，非欲人人皆归兰若(佛寺)”。他认为，“明季之士，所以蹈死如饴者，幸有禅观摄其意”。而且也只有佛教才能“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答梦庵》)。总之，章太炎认为：于今之世，“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建立宗教论》)。因此，“作民德者，舍此(指佛学)无他术也!”(《答梦庵》)

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还是章太炎等人都十分推崇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一小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精神，因而认为，“舍已救人之大业，唯佛教足以当之”(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章太炎还特别强调佛学(禅宗)“自贵其心，不依他力”的精神，认为这种“依自不依他”的自强自立精神，“可用于艰难危急之时”(《答铁铮》)，是革命者最可贵的品德之一。谭嗣同相信佛教“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的理论和不生不灭，灵魂不死的说教。因此，他认为可以“以心挽劫”，“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若能了得心之本原，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上欧阳瓣姜师书》)”。他甚至宣称，只要参透了“身为不死之物”，则“虽杀亦之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来生固可以补之，复何所惮而不斖亹”(《仁学》)。谭氏正是以此来激励自己的斗争意志，而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

(三)借助教慈悲救世，众法平等，证智自由等说教，以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经常把佛教慈悲、墨子兼爱、孔子仁爱与资产阶级所宣称的博爱，看成是一回事。至于佛教众生平等之旨，更是为当时的人们所称道。谭嗣同说，印度古代社会把人分为四等，“佛出而变之，世法则曰平等”、“惟佛独幸，其国土本无所称历代神圣之主，及摩西、约翰、禹、汤、文、武、周公之属，琢其天真，漓其本朴，而佛又自为世外出家之人，于世间无所避就，故得毕伸其大同之说于太平之世而为之统也。夫大同之治，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父子平等，更何有于君臣?举凡民贼所为一切箝制束缚之名，皆无得而加诸。而佛遂以独高于群教之上。”谭氏十分推重佛教“破对待”之说，认为“无对待”，然后“平等”，“无人相，无我相”，然后“人我通”而达平等之象。他激烈地抨击封建等级纲常，说：“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五伦之中，惟有朋友一伦“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然而“若夫释迦文佛，诚超出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皆空诸所有，弃之如无，而独于朋友，则出定入定，无须臾离”。他还说：“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无畏”(以上见《仁学》)。

梁启超也认为：“佛教之信仰也，必以为教徒之智慧，必可与教主相平等”，“其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章太炎也曾明确表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州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而谭氏鼓吹的“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上欧阳瓣姜师书》)，以及章太炎强调的“依自不依他”等等，则都是他们心目中的个性自由或意志自由。

此外，近代佛学的振兴与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有密切的关系。从要求变革封建制度，连及对数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正统的孔孟程朱儒学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而西学也还一时未能很好消化接受，佛学却有着传统的渊源，于是就应运而振兴起来，一则作为中西学沟通的联系点，一则补充思想上的需要。其实借佛学作为批判宋明或封建礼教的思想理论武器，在明末清初以来一批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中已有此种风气。如李贽、龚自珍等人都是突出的例子。这种风气对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推崇佛教和近代佛学的特点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当需专文论述)。再次，近代佛学的振兴与佛学理论本身的精致，其中一些合理的因素，以及近代一些思想家的学术好爱也不无关联。如章太炎就说过：唯识法相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涂，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菿汉微言》)

通过以上对近代佛学的特点和近代佛学所以重新振兴起来的原因的介绍，我想对评价其在近代中国哲学中的影响，是可以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了。

首先，从理论方面来说，佛学作为一种宗教的理论，从本质上讲它是与科学和现实相违反的。纵使近代这些思想家都尽量想把佛学与现代声光化电等近代实证科学联系起来，企图把佛学说成是符合、包含这些实证科学理论的，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这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佛学的发展中，虽然有一些人批评佛学中的轮回、报应等种种落后迷信等思想，声称要改造旧佛学，鼓吹佛教的无神论性质，但没有一位佛学的提倡者不是照样信奉着一切唯心所造，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这一佛学的最根本理论。因此，象谭嗣同等人企图把宗教(佛教)与科学融为一体，只能是一种幼稚、天真的良好愿望而已。不过这一股始于近代佛学的风气，至今也还在一些佛教信徒中有相当的影响，诸如《佛教科学观》、《佛法在原子时代》之类的作品，也还在社会上流传，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但是也需要指出的是，以近代实证科学知识比附佛学，从而认为许多经过现代实证方法获得的理论在佛经中早已有之，或以此证明佛教是一种科学的宗教等等，都是一种肤浅的认识，甚不可取。但是，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能否从佛教的某些学理或思维方法中得到某种启发或借鉴，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这个基点出发，目前世界学术界中，已就佛学思想方法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之间的某些关系进行了探讨。这也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动向。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虽然都多少接受了一些实证科学的知识，从而使他们在某些哲学理论中超过了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哲学体系最后又都归结为唯心主义。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从接受实证科学而走上近代唯物主义的道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佛学“三界唯心”“一切唯识”的思想的影响是造成他们陷入唯心主义的重要理论原因之一。就这方面来说，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发展中起了消极了作用。

然就佛教理论本身来讲，也包含着某些合理的因素，如有比较丰富的辩证思维和逻辑分析论证方法等。且佛家善譬，其中多有理趣(犹如道家《庄子》)，对于人生修养，亦不乏可借鉴之处。应当说，在近代佛学的开展中，许多思想家对于佛教辩证法思维(结合儒家《易传》等朴素辩证思维)的发挥(如谭嗣同的《仁学》)，对于中国近代哲学没有完全走上西方近代哲学机械主义的道路，可能是有一定影响。又如一些思想家注重佛家因明方法(如章太炎、欧阳渐等人)并由此与西方古典的推理逻辑和近代的归纳逻辑学相结合，对改进近代哲学的思维方法，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就这方面来说，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又不能简单地概括以消极了。

其次，从社会现实方面来说，佛学原本是一种消极遁世的精神麻醉剂。古往今来，有多少在人生旅途上失意或彷徨苦闷的人们，去到佛法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啊!这在近代中国也不能例外。如杨度之一度信佛，很明显是由于政治上受到压力，思想上苦闷的原因。又比如鲁迅，在一九一三年前后，他对社会、人生前途感到彷徨时，也曾大量阅读过佛学书籍，因此佛学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然而，从上面所介绍的情况看，在近代中国，更多的思想家都是要借助佛学来激励道德、改造社会。以至出现谭嗣同这样的人，以佛学的某些理论为精神支柱，而义无反顾地为社会改革献出自己的生命。除上文已提到的谭氏的说法外，梁启超在为谭嗣同所写的传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谭氏自“闻《华严》性海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谭嗣同传》)。由此看来，佛学在近代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如果由于谭氏为改革献身时夹杂着对佛教灵魂不死说教的崇信、从而去责备他为愚味，我想是不公正的。应当看到，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建封势力的阻挠，近代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生长起来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们的力量十分软弱。同时，他们又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对改革社会的积极性和巨大力量，而只寄希望于他们中间少数圣贤、英雄的救世心和献身精神。他们借佛学“救世”，“依自不依地”等思想来劝世、自励，激发人们去发挥个人的主观努力，去冲破封建罗网，树立自主精神等等。我想这里一方面反映他们思想上的幼稚性，但同时又不能否认他们意欲借此改革社会的真诚愿望。而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它又确实对社会发生了相当的影响，起到了某种积极的作用。当然，这只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所起的有限作用，如果至今还以为佛学能救世，那只能坦率地说是愚味无知了。

篇6：浅谈秘书修养论文

浅谈秘书修养论文

文字秘书是党政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必设的工作人员。其作为一种工作职务，不仅仅是抄、写、收、发，而且还通过事务性工作的处理，起到领导的助手和参谋作用;同时，就一般情况而言，中小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文字秘书又是文书档案的管理者。文书档案的价值，关键在于档案的质量，而档案资料的质量，又取决于文字秘书和文档管理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为此，本文就从文字秘书的自身修养谈起，进而就文字秘书的修养与文书档案管理的关系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较好的文字秘书的素质修养，是文书档案管理的重要基础条件

文字秘书作为领导的助手和参谋，一是记录和抄写;二是文稿起草。记录，有领导的口授记录，有接待来访者的记录，还有会议记录和电话记录等等;抄写，即对字迹潦草或因在起草过程中经反复推敲、多次修改和勾划的文稿进行誉写以便于继续修改或交付打印。帮助领导誉写稿件使之能腾出时间去做其它工作，这是文字秘书应尽的责任。起草文稿，是文字秘书工作的主要部分。文稿的起草过程，常常是由领导和文字秘书合作进行的。有时，是领导亲自动手，秘书帮助誉写。以及做一些收集、补充和核实;有时，是领导口授主要内容，秘书记下后负责文字的加工整理;有时则是领导只口授一个要点，或者同秘书一起在讨论中形成一个要点，然后由秘书据此去收集材料、推敲观点，形成文字。这最后一种，领导只是出题目，而从拟定提纲、收集材料、起草文稿到讨论修改，则都由文字秘书单独负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起草文稿的时候，文字秘书不但可以在酝酿和讨论文稿的时候提出自己的意见供领导参考，而且可以在起草时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写上去，形成初稿，让领导人去决断，而不是照葫芦画瓢，这样形成的文稿才能真实、全面、生动地反映传达领导的决策、方针、意图等，并使之成为群众性的行动。

要达到上述目的，文字秘书就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他除了具备一般工作人员的基本条件外，还应有自己特殊的知识修养、技能修养、品德修养、作风修养方面的要求。知识修养、技能修养好不好，是一个文字秘书称职不称职的问题;品德修养、作风修养好不好，是一个文字秘书合格不合格的问题。因此，文字秘书要自觉地、全面地加强这四个方面的修养，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德才兼备、既合格又称职的国家特殊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仅仅通过文字的抄写、记录和文稿起草做好领导的助手和参谋，同时，由其经手、处理的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字材料，也为文书档案提供了准确的、丰富的、详实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原始资料。因此，较好的文字秘书的素质修养，是文书档案管理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

二、文字秘书同时应该是一名优秀的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者

由于人员编制和机构设置的局限，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文书档案管理都是由文字秘书兼职的。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文书档案管理方面的业务又隶属当地档案局领导，因此，文字秘书应在遵循档案管理必须坚持党性、实践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按照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关于统一管理、完整与安全、便于利用的原则要求，努力提高文书档案管理方面的业务修养。

文字秘书兼做文书档案管理，主要是做文书材料的立卷、文书档案的收集、整理、缩微、鉴定、检索、保护、利用、信息和统计等环节的工作。这些环节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制约，而利用则是诸环节中的中心环节，其它环节都为利用服务，为利用打基础和创造条件。做好文书档案工作，为本部门、本单位的中心工作服务，是文书档案工作人员的根本任务。

作好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是为了保证文书档案在中心工作中的作用，即作为机关工作的参谋作用，作为宣传教育的素材，作为历史的凭证，作为科学研究的必要基础条件，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机关文书档案管理工作是通过机关办公部门的内设机构即文档室进行的，而这类文档室对于较小机关而言，则具有综合性，它不仅是管理文书档案，同时统管了诸如人事、科技、会计等档案，门类更多，内容更丰富，工作更复杂，这样，要求提供大量的参考资料，要求为机关中心工作的利用创造方便的条件，而且要求提供的资料迅速、准确，这就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此，文字秘书在加强秘书工作修养的同时，又必须具有文书档案工作人员的有关理论、业务、纪律、技能等方面的修养，做一名合格的文书档案管理工作者。

三、在新形势下，加强文字秘书、文档管理人员培训教育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由于中小机关的文书档案管理，一般情况下都是由文字秘书兼任的，因而文字秘书的自身修养直接影响着文稿的质量和文档管理的水平。文字秘书工作与文书档案管理工作，从专业上说，虽然有区别，但业务关系上又相互联系，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工作成果往往又同存于一个载体，可以这样说，文字秘书的修养是决定文档资料价值，进而搞好文书档案管理，使文书档案发挥应有作用的基础，这就是该事物间的本质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各类部门在机关建设中，对文字秘书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文书档案的管理及其作用的发挥也越来越重视，机关文书档案管理作为党和国家专门档案局的基层和基础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经过二十年来的努力，做为档案管理的重要方面——文书档案的管理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文书档案管理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广大基层部门机关的文书档案管理队伍的建设及其文书档案管理的水平还存在着明显的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突出地表现在能胜任文字秘书又兼文书档案管理的人员数量少、岗位不稳定。存在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有关领导对文字秘书的要求不高，对文书档案工作不重视，认为文秘人员只是抄抄写写、跑跑颠颠，无足轻重，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只是收收发发、装装订订，无须专业，更有少数领导受社会风气不良影响，把文秘、文档人员做为自己的亲信、随从，来去以符合自己的口味为标准。其次，是不关心对他们的培训教育，专业水平得不到提高。

为此，针对文字秘书和文书档案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队伍建设。第一，以公务员基本素质要求为基本条件，在配备文秘、文档管理人员时，应选调那些所学专业的有关人员;第二，对在岗的专业人员应定期地进行教育培训，使他们在品德、业务、技能等方面有不断提高，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第三，在所属业务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对机关文字秘书、文档管理人员，特别是文字秘书兼文档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行定期考核，合格者，应发给相应的专业资格证书并享受规定的工资津贴，鼓励他们作好本职工作。

篇7：现代人观念的变化论文

现代人观念的变化论文

现代人得的思想在不断的进步着，随着思想的变化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在改变。

说道现代人们就会想到科技发达，思想进步，文化发展这些改变确实是古代与现代最大的差别。

可是现代人的的观念的改变却是会常常出现偏差。

例如人们在外表与身体健康上的选择，大多人会选择外边光鲜亮丽不惜伤害自己的健康。特别是一些女人把外表的美丽看的.比什么都重，冬天人们常常对女人说的一句话是：“只要风度不要温度。”即使冻得瑟瑟发抖也不多传几件衣服，为的只是让大家看见她身体的曲线。说实话冬天大家都冻得发抖谁还会有心情去看那风雪之中摇摆的的人呢？

由于现代人所谓的以瘦为美的影响下，一些正在发育的少女们节制着自己的食欲从而影响身体发育。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一列报道：一个17岁的小姑娘在无意中被人说身体发胖，结果那个小姑娘便开始疯狂的节制进食，导致得了厌食症，小姑娘便因厌食而死去。他死时骨瘦如柴，他这样确实瘦了可是失去了生命的躯壳还有什么用呢？

现代人的虚荣心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正是一次又一次的虚荣心使人们走向无底深渊。

所以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哪一些发展是好哪些是有害而无利的。

篇8：边城是现代人精神的憩园

边城是现代人精神的憩园

乔治桑在《冬天之美》中向我们建议说，大自然在冬天邀请我们到火炉边去享受天伦之乐，而且正是在乡村才能领略这个季节罕见的明朗的阳光。而城市中的富翁们所过的人为的、悖谬的生活，违背大自然的安排，结果毫无生气。

可见只有在乡村，才能领略到淳朴的人情美和怡人的自然之美。而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就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人情美和自然美交融的湘西山村风光。

特别是在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今天，在物欲横流、浮躁、喧嚣、空虚的城市，翻开沈从文小说《边城》，会让你找到一个清新宁静而又温馨和谐的精神憩园；让你浮躁而焦虑心灵变得宁静而澄澈；让你苍白而委顿的思想变得丰润。

《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

与《边城》中的世界相比较，我们现代的城市文明又代给了我们什么呢？

经济发展了，收入提高了，物质丰富了，但我们的生活却变得程式化，思想变得委顿，精神日益委靡。许多现代人被囚禁在钢筋和混凝土构成的城市森林中，远离了自然，而人与人之间则更多的是戒备和提防，变得日渐隔膜。人们宁愿呆坐在电脑或电视机前，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消磨时光，也不愿同家人、友人、邻居促膝谈心。

远离了自然，我们就不会有像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说的“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的清心和雅趣。疏远了人情，我们就淡薄了像古人那样浓郁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真情。

我们的生活日渐程式化、格式化，但我们的精神却依然在飘泊，在这种茫然失措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翻开《边城》，相信会找到你精神和灵魂的皈依。

篇9：唯精神修养永垂不朽的作文

唯精神修养永垂不朽的作文

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

——《南史》

正如林则徐所言，“子孙如我，留钱何用？愚而多财，亦增其过。”精神的承远比富贵的继承更重要。

梅兰芳家有一条八字祖训：“国重于家，德先于艺。”梅先生自己就是实现这八字祖训的光辉典范，一生爱国忠贞不渝，一世修德坚持不懈，他把正直的品德放到比精湛的技艺更高的位置，才避免在走的更高更远的路上迷失自己。如若没有内在修养的教诲空留一世财宝给子孙，又会出现多少个商纣让一代王朝毁于一旦？

纳兰性德之所以名留千古，并不是以他相国公子的尊贵身份，而是因为那一句“不是人间富贵花”。他执笔写下“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鄙弃了贵族生活，追求个性解放和精神自由。一个对平淡真实生活的'向往造就了不慕名利的一代文豪。当围绕在他身边的繁华如云烟般散去后，他依然是那个纯任灵性，纤尘不染的诗人。一本《纳兰词》读起来依然令人唇齿留香，几百年都不曾散去。

举世闻名的珍宝可以在当代掀起惊涛骇浪，但真正不会被岁月消磨得，是沉默在历史河床下的智慧与忠义。

破釜沉舟，楚河汉界，霸王别姬，乌江自刎，不敢想象若是没有了西楚霸王这个角色中国文化会失去多少色彩。他曾让数十万秦军顷刻瓦解，让百万诸侯臣服在他的脚下，然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句“虞姬虞姬奈若何”的仰天长叹。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就这样定格在腥风血雨中。

“请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外面，让世人看看伟大如我凯撒者死后也是两手空空。”的确，征服了高卢，日耳曼和不列颠，改革了政治制度，似乎已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步伐。可就在成为一代王者的路上，这个拼搏了一生的斗士不带一分一毫的走了，留给世人一个遗憾的背影，一个深刻的警示。

取之无尽的财富经不住时间的洗礼，春风化雨的精神教诲才是值得遗传的宝藏。能否为后代打开精神世界的大门，使其在有益的诗书中积累下沉潜的力量，才是家族兴盛的关键。

篇10：试论孟子的精神修养方法

试论孟子的精神修养方法

通过对孟子的精神修养方法的分析,总结出孟子的`精神修养方法有寡欲、自反、尚志、养气等,并对孟子的精神修养方法予以现代解释.

作者：郑淑媛陈浩宇作者单位：锦州师范学院,政法系,辽宁,锦州,121000 刊名：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N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5(4) 分类号：B222.5 关键词：寡欲自反尚志养气潜意识

篇11：论师德修养的三种精神

师德是教师这种职业的灵魂和精髓。因此提高师德修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新时期加强师德修养，需要提倡“三种精神”。

一是学习理论，提倡终身从教的献身精神。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是思想品质形成的指南。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人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学习党和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十七”会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我们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得提倡终身从教的献身精神。作为一名教师应该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都要有坚定的为教育事业献身的信念，为自己能够终身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而自豪。要从“灵魂工程师”的高度认识终身从教的伟大意义和使命感，丢掉一切私心杂念，真正做到忠于教育事业，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把“三尺”讲台和所有的学生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以满腔热情去哺育学生，用高尚的灵魂净化学生。要向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学习，终身“粉墨生涯”，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二是教书育人，提倡认真执教的敬业精神。教书育人、认真执教是教师的职责。一名优秀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生活的导师，是学生道德形成的引路人。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指出：“不学无术的教师，消极指导别人的人是没有躯体的人影，是无水之源、无灯之光，因而是空洞无物的。”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的增多，传递信息方式也随之变换更新，这要求我们的教师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要开拓新的思路，建立新模式，深入探索，进行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成为教育工作的真正的行家里手。

三是关心学生，提倡爱生如子的园丁精神。学生都希望老师是一个有感情的人，而不是一架教书的机器。热爱学生是教师按照国家教育方针，在履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代新人这一职责时所产生的高尚的道德情感。老师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教师要热爱每一个学生，特别是学困生。正如安﹒谢﹒马卡连柯说的那样：“教师的心应该充满对每一个他要与之打交道的具体的孩子的爱，尽管他们可能会给教师带来更多不愉快的事情。”学困生更需要爱，更需要关心和温暖。由于每个学生的家庭环境和生活条件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性格和习惯也不尽相同，但不管他们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甚至有的学生缺点较多，很难教育，然而他们都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老师要急他们之所急，做他们的知心朋友。热爱和严格要求是一致的。辛勤的园丁爱护自己种植的小树苗，希望长大后成为有用之材，但他们决不会心疼砍去树干上滋生出来的七枝八杈。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老师爱学生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要严格要求学生，发现学生身上的缺点，及时给以帮助和教育。

总之，老师是学生知识增长和思想进步的导师。通过老师的劳动培养人、塑造人、改造人，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这是教育的宗旨，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人民教师担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的重任，因此老师的道德素养也需要不断提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论师德修养的三种精神]

篇12：中国茶道与佛教论文

佛教于公元前6～前5世纪间创立于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与发展，到[隋代][唐代]达到鼎盛时期。而茶是兴于[唐代]、盛于[宋代]。创立中国茶道的茶圣陆羽，曾被智积禅师收养，在竟陵龙盖寺学文识字、习颂佛经，其后又于[唐代]诗僧皎燃和尚结为“生相知，死相随”的缁素忘年之交。在陆羽的《自传》和《茶经》中都有对佛教的颂扬及对僧人嗜茶的记载。可以说，中国茶道从一开始萌芽，就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僧俗两方面都津津乐道，并广为人知的便是──禅茶一味。

第一节禅茶一味

一、“禅茶一味”的思想基础

茶于佛教的最初关系是茶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与寺院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进而，在茶事实践中，茶道与佛教之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内涵方面的共通之处。

其一曰“苦”

佛理博大无限，但以“四谛”为总纲。

释迦牟尼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时，谈的就是“四谛”之理。而“苦、集、灭、道”四第以苦为首。人生有多少苦呢？佛以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构成人类存在的所有物质以及人类生存过程中精神因素都可以给人带来“苦恼”，佛法求的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参禅即是要看破生死观、达到大彻大悟，求得对“苦”的解脱。

茶性也苦。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载：“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情则上清矣”从茶的苦后回甘，苦中有甘的特性，佛家可以产生多种联想，帮助修习佛法的人在品茗时，品味人生，参破“苦谛。

其二曰“静”

茶道讲究“和静怡真”，把“静”作为达到心斋座忘，涤除玄鉴、澄怀味道的必由之路。佛教也主静。佛教坐禅时的无调（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以及佛学中的“戒、定、慧”三学也都是以静为基础。佛教禅宗便是从“静”中创出来的。

可以说，静坐静虑是历代禅师们参悟佛理的重要课程。在静坐静虑中，人难免疲劳发困，这时候，能提神益思克服睡意的只有茶，茶便成了禅者最好的“朋友”。

其三曰“凡”

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曾说过：“须知道茶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

次话一语中的。茶道的本质确实是从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琐碎的平凡生活中去感悟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哲理。禅也是要求人们通过静虑，从平凡的小事中去契悟大道。

其四曰“放”

人的苦恼，归根结底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佛教修行特别强调“放下”。近代高僧虚云法师说：“修行须放下一切方能入道，否则徒劳无益。”放下一切是放什么呢？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这十八界都要放下，总之，身心世界都要放下。放下了一切，人自然轻松无比，看世界天蓝海碧，山清水秀，日丽风和，月明星朗。品茶也强调“放”，放下手头工作，偷得浮生半日闲，放松一下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自己被囚禁的行性。演仁居士有诗最妙：放下亦放下，何处来牵挂？作个无事人，笑谈星月大。

愿大家都作个放得下，无牵挂的茶人。

二、佛教对茶道发展的贡献

自古以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

此外，佛教对茶道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1. 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于文人唱和茶事，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2. 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3. 佛门的茶是活动为茶道的发展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

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妙：“从来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佛门寺院持续不断的茶事活动，对提高茗饮技法，规范茗饮礼仪等都广有帮助。在[南宋]宗开禧年间，经常举行上千人大型茶宴，并把四秒钟的饮茶规范纳入了《百丈清规》，近代有的`学者认为《百丈清规》是佛教茶仪与儒家茶道相结合的标志。

三、“禅茶一味”的意境

要真正理解禅茶一味，全靠自己去体会。这种体会可以通过茶事实践去感受。也可以通过对茶诗、茶联的品位去参悟。下面的四幅对联与四首茶诗很有趣，对理解“禅茶一味”的意境有一定帮助。

茶联四幅，苏东坡：

茶笋尽禅味，

松杉真法音。

招隐寺内：

一勺励清心，酌水谁含出世想，

半生盟素志，听泉我爱在山声。

洛阳古道一茶亭所书：

四大皆空，坐片刻不分你我，

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走东西。

上饶陆羽泉联：

一卷经文，苕霖溪边真慧业，

千秋祀典，旗枪风里弄神灵。

茶诗四首：

题德玄上人院 ⊙[唐代]杜荀鹤

刳得心来忙处闲，闲中方寸阔于天。

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

罢定磐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

我虽未似师被衲，此理同师悟了然。

与茶亢居士青山潭饮茶 ⊙[唐代]灵一和尚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北山。

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

失题 ⊙[明代]陈继儒

山中日日试新泉，君合前身老玉川。

石枕月侵蕉叶梦，竹炉风软落花烟。

点来直是窥三味，心后能翻赋百篇。

欲笑当年醉乡子，一生虚掷杖头钱。

茶与中国文化发展 ⊙赵朴初

七碗受之味，一壶得真趣。

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读了这几首茶诗、茶联，您能从“禅”中闻到“茶”香，能从“茶”中品出“禅”味么？

第二节茶道中的佛典与禅语

“石蕴玉而山晖，水含驻而川媚。”中国茶道得佛教文化的滋养，如石蕴玉，如水含珠。在茶道中佛典和禅语的引用，往往可启悟人的慧性，帮助人们对茶道内涵的理解，并从中得到悟道的无穷乐趣。

一、无

“无”是历史上禅僧常书写的一个字，也是茶室中常挂的墨宝。“无”不是世俗所说的“无”，而是超越了世俗认为的“有”“无”之上的“无”，是佛教的世界观的反映。讲到“无”，不能不提起五祖传道的典故。禅宗五祖弘忍在将传授衣钵前曾召集所有的弟子门人，要他们各自写出对佛法的了悟心得，水写得最好就把衣钵传给谁。弘忍的首座弟子神秀是个饱学高僧，他写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弘忍认为这偈文美则美，但尚未悟出佛法真谛。而当时寺中一位烧水小和尚慧能也作了一偈文：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认为，“会能了悟了”。于是当夜就将达摩祖师留下的袈裟和铁衣钵传给了慧能，因为慧能明白了“诸性无常，诸法无我，涅磐寂静”的真理。只有认识了世界“本来无一物”才能进一步认识到“无一物中物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茶学界普遍认为，只有了悟了“无”的境界，才能创造出“禅茶一味”的真境。“无”是茶道艺术创造的源泉。

二、直心是道场

茶道界把茶室视为修心悟道的道场。“直心”即纯洁清静之心，要抛弃一切烦恼，灭绝一切妄念，存无杂之心。有了“直心”，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修心，若无“直心”就是在最清静的深山古刹中也修不出正果。

茶道认为现实世界即理想世界，求道、证道、悟道在现实中就可进行，解脱也只能在现实中去实现。“直心是道场”诗茶人喜爱的座右铭。

三、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指把“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等等按世俗常规办的事的主管能动彻底忘记，而应保持一个毫无造作，不浮不躁，不卑不亢，不贪不嗔的虚静之心。

四、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这句话典出于《五灯会元》卷二。有一次有僧人问崇慧禅师：达摩祖师尚未来中国时，中国有没有佛法。崇慧说：“尚未来时的事暂且不论，如今的事怎么做？”僧人不懂，又问：我实在不领会，请大师指点。”崇慧禅师说：“万古长空，一朝风月。”隐指佛法于天地同存，不依大摩来否而变，而禅悟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应该着眼自身，着眼现实，而不管他大摩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