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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民法公平原则中的伦理学论文
民法公平原则中的伦理学论文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其配套的相关制度也越发健全和完善，这一系列制度中最为显著的是我国法治制度系统化、完备化。与商品经济、自由竞争的时代同时到来的是人们对社会公平和正义诉求的与日俱增。公平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同时也充斥着伦理道德的性质。公平是社会维稳的基石，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衡量器。纵观历史，人类对于公平正义的追寻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伴随其中的伦理和道德价值诉求亦是永恒的命题。
一、公平概念和公平原则伦理性蕴含的演变古希腊城邦制度是多种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诸如哲学、政治学、法律)的发祥地，关于公平的概念也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许多著名的古希腊学者对公平都有独到的见解和认知，但他们的论述都包含着公平的伦理性特质之蕴含。从各国法律发展的历史来看，公平概念中的伦理理念蕴含是各国立法与实施过程中的明显特质。很多法学家都视公平与法律同义，并认为二者概念有着深刻的关联性。
理论上给公平下一个定义可谓十分困难，但在实际层面上，伦理道德性的蕴含已经深植于公平概念之中。公平原则的批判视角依据社会正义的维度，其价值结构的判别标准为：普世的经济利益权利、价值观合乎准则与理性等。公平概念的出现与内涵的深化在我国古代即已有之，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中的公平意涵有着丰富的伦理道德特征，它深刻地烙下了中国传统伦理与道德思维理念的痕迹，并且这种痕迹以模板的形式刻画于古代人民的理解和认知理念之中。中国古代的法律以强制手段全面确立和推行了一种纲常伦理道德体系，从现当代的伦理学视角度来看，那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充斥着不少弊病，与现代社会提倡的自由、博爱、平等与人权等概念有明显的出入。马克斯・韦伯曾说过：现代的资本主义精神必须与传统主义相斗争与磨合，而且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是合乎价值理性与伦理道德准则的，它必须于新的环境中得到生存。
中国古代法律层面上的公平原则中伦理道德性蕴含着这样的合理性解构：道德伦理不仅靠自律，还靠他律，如若去除观念，即不能成就所谓的道德伦理观;从中国古代底层民众的视觉角度与素质文化层面来讲，以纲常伦理对老百姓进行说教的意义重大;强制性的法律推崇并非与有德和有道之士的自律相排斥;传统意义上的“以法为教”可以说蕴含深刻，其涵盖至自律与他律之统一，且为整个社会的伦理与道德的演进升 级开创了新路径。
上文中提到的有关公平概念的论述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与理解，可这是不够的，若从法律和真正的伦理道德观去审视民法公平的含义，还是有相当的工作要做。笔者认为，如从市民法的角度去审视公平的概念，诸如市民社会中人与人间的利益、负担、权利与义务、道德准则和关系等等视角，那其中的伦理道德理念将会首当其冲，对于它的解析与考究要放在更加凸显的位置。
二、民法公平原则产生的伦理基础任何历久弥新的概念并不是靠纯粹的理论进行架构，它必须要符合人类的基本架构思维模式与理性特质。民法公平原则的伦理学基础也是如此。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第一，公平是法律的理性要求与法理的最高伦理价值追求，同时也是自然法与社会法的终极价值诉求。罗尔斯曾在名著《正义论》中提到关于公平的正义之原理。他说在公平的正义实现之中，首先大众要处于“无知之幕”下并接受一种平等而自由的原则，而且大众要明确知晓，要使它们的善的观念与行为与正义的原则相符合。第二，人类最基本的生存与繁衍要求需要正义原则，同时这是人格自由与自由发展理念的外显，是人之存在的伦理价值预设。
每一个自然人在基本的公正对待与尊重要求之外，仍然需要对生而平等、自由、博爱、幸福的追求与渴望。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论述“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每位民众对公平与正义观点渴求的直接体现。第三，社会的主体具有多样性，他们的需要层次也十分复杂，公平对于人类具有高度的伦理性关怀意义，因为它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满足大众的普遍需要。第四，社会经济的渐进与社会整体的发展需要公平原则。社会生活是高度复杂的，并没有完美和全备的法律体系，这就需要转化为个体价值认同的道德伦理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蕴含即是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如果人人中都有一颗向往正义的灯塔，那么在这种正向伦理价值的导航下，社会便会发展，文明便会进步。简言之，没有一成不变和预先知晓并处理事务的规则体系，人类社会关系、个体关系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较为僵化和固定的法律条文是做不到“以不变应万变”的，只有流动的、有限度确定性和张力较大的伦理道德制度才可以适用复杂多变的人类关系。
三、公平至上存在的规范依据― ― 民法规范的强烈伦理性相比于商法等适用主体较为限定和窄小的法律制度来说，民法的适用主体较为广泛，可以说一切大众都可以适合，因此说民法是市民社会大众的保障法一点也不夸张。应该说，民法原则中的平等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伦理判断色彩。美国学者达尔曾表述过类似的观点，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表象或者实然状态，恰恰相反，我们所追寻的是将来的或应然的事物状况，这种表达更关切人的伦理诉求与道德判准，这种伦理性规范称谓即平等。
公平原则的伦理性来源于民法规范的高度抽象性。与刑法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相关规定不同，从民法规定和原理来看，其所涉及的系列概念具有相当的弹性与张力。比如，民法所要求的公平信用与诚实原则、判断行为人所处当时行为的主观状态为善意还是恶意等等都具有相当大的解释空间与浮动范围。出现此情况的原因在于民法的法律定位，它为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提供较为普适的原则，是对人们Et常生活生产的普遍原则的总结与概括，所以能够适用于大众并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而且长期存在、较为稳定。同时，民法相关概念的弹性使法官在处理案件审判时，在事实与伦理道德之间进行比照，能够在更多的层面上运用民法原则与伦理架构作为导向为判案进行指引，并使得案件在实质层面上归于真正的正义和公平。民法规范的强烈伦理价值倾向使得对公平的诉求更为真切和必须，因为伦理道德源本即为大众的价值衡量与尺度标准，若法律规范能够符合大众的期望，这种规范便符合伦理价值和公平正义的内涵。
法律首先是一套完整健全、目标明确、目的性强的规则体系，它通过系列的规定对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伦理观念是调整人们的思维观念与认知事物的方法，其效果更多地体现在 间接层面上。但不论间接性还是直接性对认知行为的影响，伦理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引导功效是不容忽视的。
从此种意义上讲，法律与道德伦理规范有着定然的.相似性。他们以各自独有的方式影响着人的行为认知，具有相同的公平诉求与规范属性。道德伦理的调整伴随着传统与生活的演进而累积下来，可以说在调整对象与内容上法律和道德伦理依然有重合和交叉的地方，有些对象兼受二者的调整与影响。在此类情形影响下，实现伦理道德的立法化，即是要将普遍特质的伦理规范升级为法律法理和以公平公正为宗旨的行为规范。
四、公平原则的伦理性蕴含对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影响公平原则是所有民法原则中伦理性特质最为明显的原则之一，同时也是对民事立法影响最大的民法原则。与其他法律原则一样，伦理性特质明显的公平原则对民事立法的影响也主要通过道德的法律化来实现。
伦理性对民事立法的影响实现路径有两条：第一，这些伦理性与道德性的潜移默化之影响可以通过立法途径径直进入法律;第二，可以通过司法审判程序与法官的审理过程慢慢潜人。孟德斯鸠曾在《沦法的精丰一书中提及如下论点：明智的君王并不会在实施一项改革进程中，对于仅需要习惯与伦理改变和进行推进就可以完成的事项而采取法律的强硬手段。假使民法典的制定忽视对习惯的遵循与道德的牵引指导，不注意对本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观与国家的实际情形状况进行了解和批判继承，那么此种情形下制定的民法典可能高高在上，不为普通民众所掌握和认知，成为不切实用的民法典。
长期以来，在我国立法领域与司法传统中缺乏相应的伦理与习俗架构作为导向，而且没有正确地掌握民法部门与其他法律部门在伦理道德取向的不一致性。但立法的相应伦理道德取向恰恰是为立法者达到和效果所制定的，它在一定层面反映了各国的立法目的，而且是相关立法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所以我国民法典的制定要充分尊重本国的民族传统与风俗习惯，在理性立法、执法、司法的同时，让伦理道德和更富有人性化的价值取向作为指引并贯穿始终。
五、结语民法制度是道德化、伦理化的法律制度。公平原则作为民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其伦理性更为凸显和明晰。实践和贯彻公平原则中的伦理性理念对追求理想化的实质正义之法律宗旨有着非凡的意义，亦有着更为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和人性的光辉。伦理性是民法的固有属性，伦理性蕴涵于公平原则之中，伦理道德价值意义的显现之过程亦是公平正义价值索引实现之过程，从此种意义上讲二者是统一的、辩证的。践行民法公平原则中的伦理性是当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对此我们要坚持不懈、矢志不渝。
篇2：民法公平原则的伦理
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公平原则成为各国人民对人身权利的最基本追求之一，从公平原则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公平的含义界定有诸多不同，但是公平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一直扮演者重要角色。
在民法中的公平原则是对民事传统的概括，是民法的基本精神，贯穿在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整个过程中，对推动民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未来中的民法制定中应该继续树立公平至上的理念，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民法 社会公平伦理 道德 法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依法治国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人们要求社会公平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社会公平的概念包含了伦理和法律双层含义，对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社会公平的历史，不同阶层的人们为了实现社会公平进行着各种斗争，公平的实现程度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
一、公平的含义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人们都在不断追求社会公平。
在我国古代，公平的概念曾被定义为平均，人们以平均来衡量公平;这一观念在当今社会中也依然被很多人所认同。
然而在西方国家，有很多学者将公平等同于正当。
比如，苏格拉底认为所谓公平就是被规矩认可的行为;柏拉图在将人的灵魂划分为理性、激情、欲望的基础上，认为公平就是各司其职，各得其所，要求每个行业的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互不干扰。
亚里士多德在两位前人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公平的含义进行界定，并加以分类，他按照公平的表现形式不同，将其分成了特殊的公平和普遍的公平，所谓特殊的公平主要是指分配的公平和矫正的公平，而普遍的公平则是指社会成员的所有行为都应该与社会规定的道德和法律保持一致;从具体内容的角度划分，亚里士多德又将公平分成了相对公平和绝对公平，相对公平是指人定法的公平;绝对公平则是一种自然法意义上的不受任何人为约束的理性的公平。
亚里士多德认为公平可以作为正义的替代语存在，对公平的论述对后代建立公平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对整个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陆续展开，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在社会中广为流畅，公平也因此被理解为一种权利的平等，与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是一种起点和过程上的公平。
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社会在进步的同时，社会矛盾问题越来越多，人们逐渐意识到西方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追求公平的呼声再一次高涨，这一时期对公平的含义论述最权威的是美国学者罗尔斯，他认为，正义是整个社会制度建立的首要价值，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要符合社会正义。
社会上的人们都应该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实行利益分配，形成合理恰当的社会分配契约;而要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合理就必须要确定建立社会正义原则，确定社会合作的利益与负担的适当分配，在罗尔斯的论述中，公平也成为了正义的替代语。
民法中的公平含义与以上不同时期人们所提出的公平含义应该有所不同，它必须要从民法自身的角度去界定，并通过民法的相关规定去确保公平的实现。
有学者提出，公平是民法的最高原则，公平是伦理性规范为主要内容的民法的存在基础，是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仅可以代表平等、正义、诚信等具体行为要求，而且也可以作为人们内心判断的标准。
在我国《民法通则》中也提出民事行为的有效无效、诉讼时效的中止、无过错责任的构成等都可运用公平原则，也就是我国的民法中确立了公平原则。
二、民法中公平的法律概念和伦理意义
公平观念穿插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背景，人们对公平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公平在各国的法律制度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甚至将公平视为法律的替代语。
在本文主要从民法的角度去分析公平原则。
从民法的法律意义层面，公平是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负担在相互关联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这种分配的结果必须要与每个社会主体的付出保持一致，而且可以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认可。
为此，我们可以将民法中公平概念分成以下四点：其一，每个当事人在社会上都面临着平等的社会外部条件，都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即前提条件公平。
前提条件公平与结果公平不同，民法中的前提条件的公平可以更好的保证每个社会公平都享有客观公正的社会权利。
其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享有获得平等分配的权利，都应该获得与其付出劳动成果相一致的分配利益;即分配公平。
其三，在商品或服务的交换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应该是基本对等的;即交换公平。
其四，对于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失衡的问题，应该依照相关的法律政策对其结果进行矫正，即矫正公平。
还应该注意的是矫正公平是一种算数比例上的公平，评判者不需要考虑双方的功德，而不同于按照几何比例进行的分配公平。
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民法中公平原则充分体现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性质、任务和特征，并且在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中贯彻始终。
虽然每个时代的公平概念都有所差异，但是不可否认，公平概念的确定和修改都是以不同时代的特定的道德观念为背景的，民法中的公平概念也是依照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伦理观念的变化而提出的，以便在社会上建立一套保障社会正义的公平保障机制。
三、民法公平原则的具体体现
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在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过程中，公平观念无时不在，在我国为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民法通则》中对公平观念提出了若干界定。
比如，“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公平观念的提出，都是立法者在考虑公民个人财产和国家财产保护不对等的基础上建立的，以充分体现公平理念。
虽然，相关的公平原则在不断完善，但是在民法基本原则的实际实施中海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一民法原则背景下，公平理念体现为以何种价格成交拍卖物，有人会认为用拍卖物的实际价值确定拍卖物的成交价格是公平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很多拍卖物的成交价格远远超过其应有的价值，因为很多拍卖物的爱好者往往愿意付出超出其价值几倍的价格去购买，但是这种交易方式在公平理念下就显得不公平。
为此，在实际的民事事件中，笔者列举以下几种民法中公平原则的运作模式，以表述公平原则在民法中的具体体现。
其一，用程序公平去满足公平原则，对于谈判双方来说，如果两者在各方面的力量差距较大，就会影响公平原则的实施，对此民法应该通过制定严格的程序和规范去保障社会公民在婚姻权、专利权等民事纠纷中公平原则的实现。
其二，用均衡自我裁量实现公平标准，针对民事事件的复杂性，法官应该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事件做出最合理的判断;其三，在意思自治下的协议达到公平，意思自治可以为社会公众的人身自由提供保障，而且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他人的非法干预。
四、民法公平原则的伦理基础概述
公平原则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心理需求，也是人类理性思维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对于民法公平原则的伦理基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公平符合社会法律的最高理性要求，是社会法和自然法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人们预先接受了平等自由原则，并且明确同意，让自己的善的观念和行为符合正义原则的要求。
其次，公平原则符合了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要求，表现为自由和人格平等;对于每个社会公平来说，都希望得到社会的公正对待，获得人格尊严，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心理要求，就如康德所说，人只有以中国天赋的权利就是与生俱来的自由。
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中认为，在自由和政制的关系上，建立自由的是法律;然而在自由与公民的关系方面，风俗、规矩等都可以成为自由的载体，民事法规的制定则可以更好的确保公民自由的实现。
再次，公平原则可以满足社会公民利用公平维持现状的心理需求，但是这种情况也只有在整体社会关系处于最大限度的合理状态时才可能会实现。
如果人们将现存的利益与职权的分配制度持反对态度，那么对公平原则的追求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口号。
在民法中确立的规范性体系，更加强调个人生活的自治，确认了社会公民人身地位的平等，民事行为的自由等原则，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此外，公平原则的确立具有一定的信仰基础，公平原则所倡导的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正是古罗马时代确立的最基本的民法原则，而对于很多现代契约制度的渊源之一的教会法中也强调企契约的制定应该符合公平、合理和平等等要求，强调涉及利益的双方应该均衡利益和负担。
最后，民法中国的公平原则适应了现阶段复杂社会关系的需要，民法中要处理的事件具有较高的复杂性，所以不管是在哪个时代都难以制定出绝对公平的法律制度，这就要求民法的中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概括性，公平概念的出现正好弥补了民法发展中的这一需求。
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这就使得不可能有持久不变的法律关系，只有建立一种灵活的、弹性的法律制度才能适应人类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而公平原则因为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弹性而被民法所应用。
民法公平原则的存在本身具有很强的伦理性，相比于刑事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各种概念，民法概念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究其原因，民法规范的目的在于为市场经济提供约束社会公众的一般性规则，这些规则又是基于实际的市民社会总结和概括而来，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然而，在民法的立法过程中，法律规范的勇于越是概括，其实施的难度就会越大，给予法官的自由也更大，为此，在很多民事纠纷案件中，法官必须在对各种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用自己的价值去判断。
在《瑞士民法典》中规定：如果法官于指定法中不能发现相应的明确规定，则必须依照习惯法实施判决。
所以正是由于民法规范具有的高度的概括性和伦理性，使得法律的适用必须要以伦理性的公平原则为指导，以确保案件审理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
公平原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法中都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每个国家的民事立法都应该注意本国的历史发展传统和当下的具体国情，充分考虑国家内部伦理道德对法律制定的影响，伦理对于民事立法的音响主要是以伦理道德法律化的形式来实现。
因为任何立法都不可以违背社会公平观念、公共利益和其他的伦理道德，否则法律的制定就会失去民心，法律的权威也会受到破坏。
现阶段，我国的立法正在不断趋于完善，但是在国内依然存在法律得不到有效遵守的问题，法律的权威性和威慑力不够，为此，在未来的民法典制定中，一方面要注重对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习惯的继承;另一方面则应该吸收西方国家中先进的法制文化，建立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民法体系，使民法真正成为公民权利的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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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浅论劳动合同立法中的公平原则
浅论劳动合同立法中的公平原则
摘要：劳动合同关系是劳动关系法律调整的核心，缔结劳动合同的双方是否应在公平自愿的前提下订立合同，决定了劳动合同订立和履行的属性。在劳动合同立法中，确立公平原则有其特定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法律基础，也有其特殊的实践意义。所以，建议在起草制定劳动合同立法中明确公平原则，并将其贯彻在立法始终。合同是当事人双方的合意，它体现了缔约当事人之间就各自为订立合同而实现的目标达到了相互利益的一致：合同还是平等主体之间就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关系达成的意思表示真实、一致的合意，它代表着缔约当事人应在合同履行中各自应履行的行为和应承担的义务达到了共识。从一般意义上去理解民事法律关系或商事法律关系中的合同，已有社会所认同的权威的、统一的理论标准，然而从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劳动意义上去理解合同上的公平，并将之贯彻于劳动合同履行中，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及在实践中的推广。
劳动合同是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就明确各自的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关系达成的协议。劳动合同作为契约的一种类型，它与普通民事、商事合同有着诸多共性，但作为特定法律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又具有其独立的特色。劳动合同中缔约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但又当然地具有截然不同的身份，在利益的取向上是完全对立的、互补的。其典型特征就是缔约双方分别为雇主和雇员的特定身份，以及在人身关系上带有的与人身依附相似的隶属关系。所以在劳动合同中一方面呈现出对缔约双方相互自主选择（即所谓双向选择）的肯定，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在特定劳动场所里雇主对雇员的统一管理（即存在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平等是相对的，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绝对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劳动合同关系中不要公平原则，某种意义上说，在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劳动合同的公平原则还有其特殊的社会意义。
本文意图应用简洁的语言和简明的逻辑分析，来阐述在劳动合同立法中应规定公平原则，确认公平的思想。
1、劳动合同关系中公平原则的经济基础
劳动合同关系实际上是劳动力与劳动力使用的关系，其基础条件是将劳动力视为商品，所以也可以说劳动关系是劳动力的交换关系。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能力以商品交换的形式让渡于劳动力的使用者，劳动力使用者（企业或称用人单位）为此支付对价，这一对价的水平应维持在维系劳动力的载体劳动者的生存、繁衍以及满足其社会标准的精神和其他物质享受之上。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在这一交换过程中，还会产生一特定产物，即劳动力的剩余价值。针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言，这是产生剥削的基本要素；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除部分转化为企业利润外（某种意义上可理解投资成本回报），大部分还是被转化为社会资源，用于公共目的（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之说）。用经济的标准来衡量，这种交换也应当是公平的。概括说，社会劳动是一种生产活动，也是一种商品交换活动，提供了法律上公平的基本条件，作为劳动力商品交换关系的契约，劳动合同也具有公平的经济基础。
这一推理，也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表述，即劳动是一种经济活动，是商品经济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行为，劳动关系中存在着商品交换关系，商品交换要求实现公平，所以，确立劳动关系存在的劳动合同中完全可以具有公平的经济基础。
2、劳动合同关系中公平原则的社会基础
讲公平首先是社会的公平，同时也强调社会成员个体间的公平，公平原则的社会基础表现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上。法律上的公平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在权利和义务主体之间的绝对公平，它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平衡相应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寻求社会成员群体利益的均衡。当然，这种公平也必须体现到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上，这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公平，是约束双方公平程度的框架和尺度。权利义务双方应在这个框架和尺度范围内自由地约定自己订立合同所需实现的经济目的。在任何一个劳动关系的契约中，也必然地要体现社会公平对个体公平的约束，又会体现缔约双方所追求的在法律允许幅度内的公平。
第一，在劳动合同关系上谈公平原则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条件，这要求：
首先，劳动者人身的解放和劳动力私人占有被肯定，从法律上说，即确定了劳动关系的参与者的法律主体资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提供了此前提条件。
其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禁锢被破除，在我国取消或正在取消的城市和农业劳动人口的就业差别，允许跨地区、跨行业劳动人口流动，以及破除劳动者官本位的特殊身份和等级身份等，为劳动力商品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劳动合同关系上谈公平原则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社会环境，这要求：
首先，合理的劳动用工制度的形成，如我国劳动制度改革及确立用人体制上破除“终身制”、“铁饭碗”的劳动合同制。
其次，确立建立劳动关系所需要的劳动合同的法律形式，如我国《劳动法》第16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已经成为目前城镇劳动力参与劳动活动、获得劳动报酬，确立劳动关系的产生和存在的一种法定的正式载体。
第三，从特殊性讲，即要求对出让劳动力商品的劳动者个人消除就业终身制的限制，使其有了选择自己所期望就业的权利和辞去不符合自己意愿的工作的权利；吸纳劳动者的具体企业则对应有了改变计划体制下统包统配、劳动力单位一企业所有的权利，有权自主地雇用劳动力和解雇不符合用工条件的员工。
第四，有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以消除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带来的对公平的不利影响和补救由于一方当事人违约行为导致的另一方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权益瑕疵。
3、劳动合同关系中公平原则的法律基础
“公平原则”源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是对自愿原则即契约自由原则的完善和补充。它实际上要求不仅实现民事合同主体权利义务上的公平，也要实现一种社会公平，所以公平原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在劳动合同关系上有无必要贯彻公平原则，或者说劳动合同上的公平有无法律上存在的意义，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首先，因为劳动是人们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所以劳动关系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们对社会关系上的平等的追求，必然首先体现在劳动活动中的平等，因此法律所保护和规范的劳动法律关系具有社会平等的基础。
其次，劳动法律关系与民事关系虽然现在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但它们之间又有着天然的联系，劳动体系是从民法体系中繁衍、变化和发展而来的新的.法律体系。从合同的基本原理和合同立法的基本原则上，两法相通，可相互借鉴。同时最重要的是，两个部门法的法律价值观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
第三，从立法体例上说，就合同法对合同订立、变更、履行、解除、无效、违约处理等方面的规定看，与劳动法中对劳动合同对应问题的规定大体相同（从我国的立法例上看，劳动法对劳动合同的规定更为简洁，但笔者认为这正是劳动法立法上的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可以肯定地说，两者从本质上均未否定公平原则。
第四，从
立法技术上看，劳动法的粗犷和内容上过于原则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表现出来，相对于相当完备和具有丰富的合同法来说，学习借鉴甚至“拿来主义”并无不可。劳动合同立法中可借鉴的内容包括法律原则中的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公平、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等。在法律规定上，关于合同订立的要约和承诺过程、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条件，合同的有效和无效标准，合同履行的原则，合同变更和解除的程序要求，违约责任确定与承担等，都可以参考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融会以劳动法的特定要求。由于劳动法在相关规定上的简单化，目前各地用劳动行政部门统一制定的示范文本来解决合同标准问题，千差万别存在许多不足。第五，最关键的问题是劳动合同关系中决不否认公平的基础，劳动合同订立也广泛地包括追求社会公平和当事人地位上平等，及利益共享的目标。
当然，理论界对劳动法中沿用普通民事法律的原则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劳动法与民法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法律部门，所以根本无从谈起共同适用的原则，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之间无一般意义上的借鉴关系。笔者不太同意此种观点，因为从大的方面来看，劳动关系中的劳动合同关系还属于私法范畴（劳动法中涉及公法的范畴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劳动保护等方面），缔约双方有充分的相互选择权，并应严格遵守平等互利的基本合同规则。借用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并赋予其劳动法意义上新的内容，从本质上不会影响劳动法的独立性。而且，民法中成功的经验被引入劳动合同制度中，是立法和司法技术上节约成本的最佳选择。
4、劳动合同关系中确认公平原则的社会实践意义
在当前发生的劳动争议中不乏因片面强调对一方利益的维护而导致违背公平原则的现象存在，在下可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如企业在劳动合同中规定对受雇人员收抵押金、担保金的做法；
如企业以变通方式，缩减了法律法规规定劳动基准（例：《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中规定职工一年内连续旷工15日或累计旷工30天，企业可给予除名处理。有些企业以违纪解除合同的方式将处理的时限缩短到几天）；
如在劳动合同中规定高额违约金或强迫受雇人员放弃合同约定利益（如用人单位提供的福利待遇和额外商业保险等）的情形；
如在企业规章制度中，任意制定合同限制条款，随意对规章制度进行不利于受雇员工方面的解释；
如劳动者滥用权利，侵害企业财产权，进行不正当经营行为（如利用合同漏洞或企业管理漏洞，从事竞业禁止行为和侵犯企业商业秘密等）。 在处理上述各种违法、违约行为时，目前的主要依据是《劳动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由于法律规定上过于原则，而各种行政性解释受时间、地域、行业、劳动者身份等的影响，任意性过强，甚至一些规定、办法、批复等内容冲突，时效陈旧，标准不一。这不仅会造成法律标准的不一，使法律失去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和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无疑，对经济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完善劳动合同立法的同时，规定劳动合同中的公平原则和其他原则有利于劳动法的贯彻实施，有利于稳定社会，促进生产发展。更重要的是，由于《劳动法》对劳动合同内容的规定过于原则，在处理劳动争议的实践中，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所以完全有必要在补充完善劳动法的同时，增加立法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规定。
篇4：市场经济中民法作用论文
市场经济中民法作用论文
摘要：在当今社会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法制经济,它的产生是社会多元化的组合而组建构成,它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数不胜数的经济行为。经济民法是监督，管理民事、商事行为规范的法律、法规。它不但具有独具一格的广泛性又具有实在的可操作性。它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各种操作行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经济民法的正确轨道稳步前进。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民法；信用关系；法律形式
一、引言
市场经济(又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下的产品和服务，它们的生产及销售完全靠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生产，而并不是像计划经济那样一般由国家所引导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由的经济、公平的经济、产权明确的文明制经济，但是在这理论上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通过市场交换的规则根据市场的需求状态作出的强制性调整的经济形态，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缺陷就非常大。因此，相关法律的颁布与实施成为了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中之重。
二、市场经济中立法的作用
经济中民法的地位，是指经济民法在我国完整的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这一非同寻常的意义关系到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在整个法律的体系中，经济民法是不是拥有独立的地位，二是经济民法在众多法律，法规中，具有哪种地位，它的重要性会如何？然而经济民法的作用，在认定经济民法在独立的情况下，具体地体现了经济民法的重要性。经济民法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一个法律的部门的重要性到底会怎么样，这将取决于该法律实际运作中作用的大小。我国经济民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的部门，从根本的角度上来阐述，是因为它在提供保障和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经济民法的巨大作用表现在：经济民法决定了经济民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运作中的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民法的普通作用
努力保障政府监督管理市场经济。保障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的各种条件之下，政府通常情况下不会干预微观市场经济的发展，例如：干预企业经济上的正常运作。政府通过征收税款、实物标价、支出预算、银行利率等手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同时也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监察，在必要的时刻将会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准则，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竞争公平、判处公正、财务公开是社会主义市场健康运行的具有必要性的规则，同时也是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经济民法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将这些市场的规则进行法律化，让社会市场按照这些市场规则去做出合理并且符合规律的选择，利用亚当斯密口中那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像计划经济下一样，在计划经济下，由政府去代替市场做决策。经济民法它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则合法化，具体化。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良性地而又有效地运行，从而建立起来的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平稳良性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民法的作用
1、努力建设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全面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维持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具有重大性质的任务和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决定性条件。人民群众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现如今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决定了发展的生产工作都能按照集体意志来办。《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他们给予集体组织比国企更大的自主权力，并且作出了很多很多应对的具体的规定，非常强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社会主义集体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2、经济民法是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力后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要想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生产、提高经济、提高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同时也需要对市场要进行宏观调控、加强管理，防止出现无政府性质的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当然，对市场的管理和调控也不能过于死板，以防止犯计划经济时期的错误。市场经济是很具有效率的，但是无法避免的是：它也存在着缺陷。
3、指导、促进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经济民法对于成功建立和完善经济体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确指导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经济民法不仅承认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努力维护现实社会中合法的各种事物，并且据此可以作出具有纲领性特点的明文规定，保证它相关的事物合乎法律地向前平稳发展。经济民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引导作出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相关的规定，就是把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模范化、法律化。这就是充分运用法律的形式，提前地、有效的、有目的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指导到与发展规律相适应的轨道上来。
4、经济民法是推动我国发展对外经济的有力工具
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持久的基本国策，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措施。在现代这个社会，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无论世界上的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都不可能孤立起来独自地闭关锁国式的发展。，就不可能缩短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上的差距，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现代化。但是我们必须主动扩大外贸经济技术的交流和合作，以便于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力度，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伴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契机，经济民法的作用将更加显著。
三、结论
我国的社会工作以及各方面的钻研都剖析了这样一个道理:用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调节为主要方面的经济民法用它本身平衡和自由的确认,对合法权利的保护、对可享受的权利和须履行的义务及相对应的客观要求,对合法交易安全的保护和对交易便捷化的推动,为法治社会的成功建立打造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迈入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就是经济民法的完善和实施。需要我们不再把法律作为手段,而是将其当做我们正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着不断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是其关键。经济民法作为调整各种平衡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关连着社会发展的目标,这充分表现了现代法律价值的经济民法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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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篇5：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的关联性论文
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的关联性论文
摘要:作为民法理论基础的民法规则、民法原则，共同组成了民法理论，为民事案件的审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在其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共同为我国的法治化发展进程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他们之间在存有关联性的同时也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在具体案件审判时还需要参照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进行审判，结合实际情况正确的使用，因此本文主要探究民法规则、民法原则之间的关联性所表现出的内在联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性的差异表现，最后通过具体的案件审判进行探究。
关键词:民法规则;关联性;民法原则
法律后果、构成要件组成的法律规则就是民法规则，其特征是具体明确。而民法原则主要体现了经济基础的特征、民法的本质，是判断民事行为、抽象价值的重要准则。在民法的全部领域都可以使用民法原则，而民法规则则适用于民法的特定领域。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为实际应用中提供便利，从而做出更加准确的判决。
一、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的关联性所表现出的内在联系
在民法领域范围内，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都适用，他们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特征促使两者之间存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整个民事立法过程中的关联性―――两者都可以体现出来
被人们所熟知的民法法律中的婚姻法和物权法这两部法律，都需要通过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进行指导才可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同时在个别案例的审判过程中，不仅要体现公正、公平的法律本质，法官在审判时还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充分的考虑，所以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应当基于相关的法律规则，同时结合相应的法律基本原则，从而保证社会各界对审判的结果产生认同感，达到其理想的社会价值观的实际需求。另外通过这种全面考虑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的方法可有促进法律公信力的强化［1］。
(二)在审判时的关联性―――两者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的裁量
文字和语言等方面的局限，使得法律体系自身的主要意思在表达上，无法全部准确、清晰的、完善的表达，而且也没有使用文字来完整的记录民法规则、民法原则，在具体的审判案件过程中就要求法官自由裁量，根据原有的法律基础进行参考，对于裁量的范围也不是无限的扩大，有理有据才是参照的标准。审判也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里所表述的字面意思，若是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来审判，就很容易产生越权的问题。这一缺陷在法律体系中已经存在，所以在审判案件的时候，立法者就赋予了法官相应的自由裁量权力，并对法官的这种权利做出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完善立法，实现明确法律体系自身的目标，保证在案件的审批过程中法官可以有法可依［2］。
(三)两者在民法精神方面的关联性―――都能够体现出民法精神
追求正义、遵守道德、解放人性是民法精神主要表现的特征，在对案件进行审判的过程中，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都要求法官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而且审判的结果也要与社会主义的法制观念相符合。保证在审判案件结束之后，整个审判的结果可以起到相应的教育作用，并防止公民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正确的引导公民做出合法的行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及做出正确的社会主义生活目的。以此来激发出民法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作用，使更多的社会公民养成准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实现民法的根本目标，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维护。
二、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的关联性的差异性表现
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的关联性的差异性表现主要有适用范围差异、使用方式差异、作用效果差异、内容差异。下面对其进行具体的研究
(一)适用范围方面的差异
根据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各自的内容来看，其不同的法律内容就决定了两者在适用范围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较为抽象、以及较强的概括性特征决定了民法原则的适用范围较为宽广，在民法的所有领域都可以使用该法律原则作为审批依据。而较为明确具体的民法规则内容，就决定了其在适用的时候，只是对某种具体的民事行为、特定类型的民事关系比较适用［3］。
(二)使用方式方面的差异
在使用民法规则的时候，主要是裁定个案的时候使用该规则，由此可以看出既定的事实是民法规则规定事实的要求，也可以说民法规则规定的事实是有效的，并通过分析具体的案例可以参考民法规则做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若是民法规则在制定的时候不能按照事实来规定，那么在审判中就无法充分发挥其法律作用。与民法规则相比，民法原则在使用的时候，在不同的案例中具有不用的适用度，而民法原则的适用度较高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指导裁判个别案例的作用，在这时其他的民法原则会因为在适用度较高的原则下而发生失效现象。所以在比较特殊的'个案中，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会因为案例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适用度的情况［4］。
(三)作用效果方面存在的差异
与民法原则相比而言，民法规则具有较强的限制性，而且在实际使用这两种法律标准的时候，依照民法规则来形式裁量权更加贴近法律要求，而使用民法原则则容易发生偏离。
(四)内容方面的差异
民法规则、民法原则两者在内容方面具有不同之处，差异较为明显。民法规则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两部分，即法律后果、构成要件，且这些构成要素具有较强的具体性、明确性，极大的限制了审判者的自由裁量权。然是与民法规则相比，民法原则的主要内容中就没有法律后果、构成要件，也没有做出相关的说明，民法原则的内容相对比较而言更加抽象、更具概括性，所以在使用民法原则的时候，审判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补充相应的社会价值观等内容［5］。
三、具体案例分析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的关联性
虽然在审判某些案件的时候可以直接参照民法规则来审判，但是民法原则对民法规则的使用范围的扩张或限缩同样重要。例如民法规则中的合同无效的确认规则，其中缺少限制恶意缔约人利用合同无效来获取不正当的经济效益的要件。若是根据民法原则中的诚实信用来看，就需要设置该限制要件。如在法释14号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第七条原则中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分包人、承包人等(他们都具有劳务作业法定资质)，在请求合同确认合同无效时以转包建设工程违规为由的一律不支持。由此可以看出民法规则的适用范围受到民法原则的限制，侧面论证了他们的之间的关联性［6］。
四、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民法原则和民法规则之间的关系的深入研究，从中可以了解到民法规则和民法原则之间既存在相互联系的关联性，也存在相互区别的关联性。只有深入认清两者的关联性，以及在使用方式、适用范围、内容、作用效果等方面的差异，才能够保证在实际应用中做出合理的判决结果，从而维护民法的法律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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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崔姣．保险法近因原则适用之实证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
［6］杨学慧．论民法之诚实信用原则［D］．山东大学，．
篇6：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互利原则
摘要国际经济法的基础原则是经济主权原则,其公平互利原则与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本文指出离开经济主权原则这个基础,公平互利便是一句空话,但公平互利原则却一直存在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法律规范之中,只有真正的实现公平互利原则,才能使国家经济上独立,主权完整。
篇7：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互利原则
在法理上对法律原则的定义是法律上规定的、可以进行法律推理的。
这种原则有着精神上的实质,也是从规则中得到启发而成,同时又是大于规则。
法律原则虽然没有说明明确的事实状态和具体法律后果,但是在创造法律和适用法律的时候,是不能缺少的。
国际经济法其中的公平互利原则的灵活性,不但让国际经济法律关系准确的得以适应规则,还可以替代规则去应付那些规则之外的新情况。
公平互利原则一直都在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中起着作用,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从公平互利原则中表现得张弛有度,它是一个明确的基础的判断标准。
要想找到一个强大的控制力作为后盾是不可能的,此时便可以用公平互利的原则来体现公正性,它的作用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公平互利原则与国际经济法中其他基本原则的关系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一系列,其中经济主权原则最基础的原则,全球合作原则和有约必守原则也是其中的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与经济主权原则关系比较紧密的便是公平互利原则,二者是一起的不能分开。
公平互利原则是以经济主权原则为基础而言的,况且只有在真正的公平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国家才能保证其主权的完整和经济上的独立。
那些表面上实行平等,和打着主权平等旗号的国家,让那些经济上处于弱项的国家都难以实行完全的经济主权。
因为还必须要正确的坚持公平互利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在国际经济法中存在着很大的意义和作用。
实现双赢是许多国际社会的成员的理想,大部分国家的最大底线是不吃亏,但是最大利益是每个国家都在追寻的。
为了实现双赢,互利才得以存在,要想实现不吃亏这一底线就必须存在公平。
公平互利原则,对那些双边国际经济的国家有吸引力,对双方及各方都是有利而无害的。
公平互利的原则对那些经济实力相当、国际地位持平的国家具有巩固和落实的作用,而对那些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多很悬殊的国家,可以纠正他们的不平等关系,从这可以看出,公平互利原则却是确立了实现平等互利的关系。
公平互利原则可以在国际经济法的许多领域中实现的,比如国际贸易、投资、税收、金融等等。
公平互利原则不但可以扩大它们的规模,还可以对它们起到一个良性发展的作用,这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的。
二、公平互利原则实践效果
要想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实践公平互利原则,就最好在发展中国家得来的普遍优惠待遇下。
虽然在国际条约中,没有有关实行普遍优惠待遇制度,而只是把它作为“自行选择”的一种临时性措施。
但是该制度在发达国家实践过并且还被写入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文件中,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国际惯例。
近几年,这种普遍优惠待遇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意义已经越来越小了,如今关税的一再降低就是原因,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去争取更多除了关税方面的优惠制度。
因而当下最为迫切的事,就是稳定并且进一步明确具体当下的这些优惠措施,从而进一步落实到实处才是最终的目的。
上面所说的普遍优惠制度,把从表面上的平等,完全的落实到了实质中,真正体现了公平,起到了对发展中国家让其平等发展的坚实作用。
三、公平互利原则的宗旨
公平互利原则的宗旨便是强调公平,同时兼具互利和平等。
经济实力相当的国家,要维持原有的公平互利;经济实力有悬殊的国家,维持公平互利同时要把虚假表面形式的平等进行整改,并且创设新的平的关系。
那些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要让他们享受到特殊的优惠待遇。
从世界本身来看,公平互利原则对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都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这不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同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国家建立公平互利原则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就算是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的经济困难,所以,就全球战略布局来看,是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
所以每个国家在对自身的立法上面也要确立公平互利原则,因为当我们进行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时坚持公平互利原则对双方都是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
四、总结
在国与国的交往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倍加感受到:主权上的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至于实质上的平等是很难达到的,所以要从经济上和实质上来侧重重新讨论主权平等原则和形式平等关系的问题,我们要把互利与平等联合起来来调整国际政治上的关系,从而使国际经济法中的主权平等原则上升到新高度。
要想纠正当前国际贫富差距悬殊的现象,就必须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全球国家在经济上的平衡发展和共同繁荣。
平等互利的真正含义就体现在了公平互利原则上,公平互利原则丰富平等互利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重要发展。
现今的国际交往中,已经越来越注重公平互利,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为此,我们就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让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享受到优惠的待遇,并且通过这貌似“不平等”的待遇来弥补他们历史上的一些不足,真正实现实质上的平等,和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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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琳佳.论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在我国法中的体现.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8).
篇8：浅析伦理学中的因果性困境的论文
关于浅析伦理学中的因果性困境的论文
一、道德实践中的因果性
关于伦理学是否具有科学性这一问题，一直以来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颇具争议。对伦理学提出科学性的质疑，是由于哲学家们发现因果性在道德实践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中呈现出不同的形式，道德实践中的因果关系似乎并不具有一种一一对应的确定性。早在18世纪，休谟曾提出对于因果关系的怀疑，处于神学边缘的自然科学面对休谟关于这种可靠性的诘问，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释。而康德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要为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就必须回答休谟的因果难题。于是康德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观念，他认为人类对因果联系的把握源自于自身的先验能力，并非像休谟所说的因果关系仅是一种经验性的重复，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人类知性通过遵循因果法则的先验性来把握自然规律，这是科学命题具有真理性的前提。正因如此，康德断言自然领域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决定论。因果关系和决定论这一古老的宗教话题在康德那里成为一切科学可能性的基础。
康德同时认为，人类不能在实践领域(道德实践)采取和自然科学领域同一种思维模式，即因果思维的模式。他认为人类实践领域的终极目的是自由，而自由的实现需要满足非决定性、非经验性、非目的性、非因果性、自我立法这样几个条件，因此实践领域必须要拒斥自然科学式的因果规律。康德说：“实践法则单单关涉意志，而并不顾及通过意志的因果性成就了什么，并且人们可以不顾后者(因为属于感性世界)而保持法则的纯粹。”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康德划分这两个领域的标准就在于判断其是否具有因果性。
但是康德在道德领域中的绝对义务论其实仅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范式，他的目标在于使道德活动可以脱离因果和动机的束缚而自由立法。正因如此，康德的伦理学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去掉任何形式的因果性道德行为还能不能发生，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使得康德伦理学在后期遭到“无法行动”的诟病，马克斯·舍勒甚至认为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比功利主义更具危害性。因此在康德之后，费希特也力主一种“行动主义”伦理学。
事实上，人类的实践活动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因果性范式，不管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行为首先都需要一个动机和理由。既然道德也在建构某种“因果关系”，却为何没有呈现出科学必然性的样态，相反道德的相对性和两难性倒是常态? 这种现象的造成不仅源于实践生活“一因多果”的不确定性特征，而且源于人类道德因果性思维本身。因为将因果性运用于伦理学起码会面临以下三个逻辑诘难。
一是以果为因的问题。事实上，历史上的道德哲学都有这样的困境。以近代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为例，其声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伦理学最根本的实践原则，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既是功利主义道德行为企望达到的“结果”，同时该原则也是道德行为发生的动机(原因)，这就造成了一种以果为因的悖论。
再以休谟的因果模型“太阳晒，石头热”为例，如果“A B”为一组因果关系，A为原因，即“太阳晒”，B为结果，即“石头热”，那么A和B是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两个不同的事件，所以恰恰因为A B，且A、B 前后连接，这组因果关系的推理才是有效的(在经验中前后相继的两个事件不可能相同，所以A不可能等于B)，这是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的推理模式。在伦理学中情况就会不同，如果将B置换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则“A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伦理学要实现的目标(结果)，所以将其置于结果B的位置上。问题在于，A(道德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此时我们发现其实A(道德发生的原因)也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所有的目的论伦理学都是以所欲实现的道德理想(结果)来驱使个体行动的。所以在道德因果关系的推理中A=B，原因=结果，道德行为的原因和结果都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置换成“快乐”“实用”等伦理学概念也是一样的。
二是道德命题与因果在时间序列上的不共时性。如上所述，道德命题以果为因，也就是说道德行为是以将来可能会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事件作为原因，这是所有目的论伦理学的理论范式。再以自然科学的因果命题作为参照，自然科学的推理是从已知的条件(原因)中推论出结果，所以原因的真实性就决定了结论的成立与否。但道德命题的原因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如帮助老人可能会获得称赞和荣誉，这也就是说道德命题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推论前提。
三是道德命题的因果具有形式上的差异性。道德命题本身是应然性命题，即以“应该”的形式来表达，但其原因往往都是陈述性命题。以“我应该帮助他人”这一道德命题为例，它本身是应然的，但我们把这个命题置于以下推论之中，就会发现他的动机和结果都是陈述性的。如：
前提一：因为他“是”好人。
前提二：因为他“是”需要我帮助的。
前提三：因为他“是”无法自己解决此困境的。
结论：所以我“应该”帮助他。对于这个结论的得出，我们可以设置很多前提，但是我们会发现作为道德原因的“前提”全都是陈述性的，它以“是”为谓词，而所要推出的结论却是应然性的。而且所有前提性的表述中，我们都以“他”者的“是”来言说“我”的道德动机，即从对客体的陈述性说明来推证出主体的应然性的结论，这在逻辑上也是困难的。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可以发现伦理学中的因果性困境在于以因果思维来主导道德行为，这和康德对目的论的批判是相似的。而这种伦理学困境在实际的伦理问题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是与应该”的因果性困难和“德福关系”的因果性困难，下面就这两个问题分而论之。
二、“是和应该”的因果性困境
“是和应该”的问题是分析哲学背景下的伦理学问题，分析哲学或分析伦理学着力分析伦理学的概念、判断及命令表达的逻辑关系、功能、证明，该伦理学派又被称之为“元伦理学”，而“是和应该”之间的逻辑问题可以说是元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和应该”问题虽说在逻辑推论上存在悖论，但却能够很自然地被人们运用到日常的道德实践中去。
最早通过“是和应该”的命题模式对伦理学展开怀疑的是休谟。他在《人性论》中说：“我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然是不知不觉的，却有着重大的关系。因为这个‘应该’与‘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可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该指出理由加以说明。” 休谟所困惑的“这些新关系如何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简言之，就是指“应该”或“不应该”的判断是如何由“是”或关于“事实”的命题推论出来的，这个问题被称之为“休谟困难”。此困难的实质在于“是”或“事实”都是陈述性的命题，表示一种实然性的表达，而“应该”则表达对道德或善的期待和要求，具有一定的情感性和理想性意义。两者是不同性质的命题，要把后者以前者为前提推论出来，并构成一种有效的因果关系是困难的。
摩尔将此问题转换为善的不可定义性问题。他说：“正像绝不能向一个事先不知道它的人，阐明什么是黄色一样，你不能向他阐明什么是善的……许多哲学家们认为：当他们说出这些别的性质时，他们实际上就是在给‘善的’下定义;并且认为：‘这些性质并不是真正是别的，而是跟善性绝对完全相同的东西。’ 我打算把这种见解叫做‘ 自然主义谬误’。”摩尔在这里所说的“别的性质”其实就是指区别于善本身的其他性质，如快乐，幸福等。以“别的性质”来定义善就是说将不同于“善”的其他事物当作“善”。而在伦理学上，“善”其实就意味着“应该”做某事，但是“别的性质” 毕竟不同于“善的”性质，因为“善”像颜色一样具有不可定义性，那么就面临着怎样由“别的性质”推论出“应该”的`问题，所以摩尔将不加分析地就把“别的性质”等同于“善”的做法称之为“自然主义谬误”。
在摩尔看来，之前的伦理学都面临一个问题，即何者为“善”的问题。然而“善”是相对的，对“善”的定义只会使该问题本身成为伦理学的独断论现象。无论以快乐定义“善”，或是以幸福、德行定义“善”，都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善”中包含的“应然性”问题。因为如果以快乐或幸福定义“善”，但又无法从快乐或幸福中推论出人的应然性行为，那么这种对“善”的定义就是错误的。从“做某事使我快乐推论出我‘应该’做某事”，这种推理是存在逻辑问题的。摩尔认为这就是以往伦理学面临的一个逻辑困境。
如果将“是和应该”的困难放置在形式逻辑的分析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根本的逻辑问题在于一种“因果逻辑”的误用，即以事实陈述为原因，而以“应该”为结果。黑尔(Hare)说：“如果一组前提中不包含至少一个祈使句，则我们不能从这组前提中有效地引出任何祈使句结论。”他举例如下。大前提：把全部箱子搬到车站去。
小前提：这是其中一个箱子。
结论：把这只箱子搬到车站去。
这组命令式推论之所以成立在于大前提本身就是一个祈使句，所以作为结果的祈使句命令就合理了。也就是说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中，必须有一个是表达命令式的祈使句，如果两个前提都是陈述句，那么结论中无法形成任何判断或命令，更遑论“应然性”判断了。这也可以从上文“帮助他人”的道德推论中看出梗概。所以从“是”推论出“应该”在逻辑上存在问题，以因果性思维处理“是”和“应该”的问题是存在逻辑困境的。
对于这个问题，摩尔的解决方式类似于康德，即不以任何目的性的动机来定义“善”。但他不同于康德的地方在于他把“善”最终定义为一种直觉，也就是伦理学上的直觉主义。直觉主义把道德行为的全部原因诉诸直觉，即个体对“善”或责任的直觉。直觉主义之所以可以取消“是和应该”的因果性困境，是因为它不再为道德行为寻找一个实践性目的，毋宁说道德的全部动机仅在于内心对“善” 或“应该”的直觉，这样在道德行为发生的时间序列上，动机(直觉)便先于结果(道德善行)，也不再有“是”和“应该”不同质的问题。但是直觉主义面临的困境是显然的：一是道德直觉的根据是什么? 来自先天的道德感知能力或者是基于经验的道德敏感? 二是道德直觉的可靠性问题。所以直觉主义直接导致了情感主义的诞生，道德实践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的道路。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普特南在其《无本体论的伦理学》一书中，对伦理学长期以来的“自然主义问题”表述了一种基于实证主义的观点，即人不是从存在中推论出应然性的道德法则，而是先有既定的道德法则，然后为此法则寻求一种存在论的论证，即道德规范是现成的，它可能来自长期经验的约定，也可能来自其他原因，但规范的可能性来源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该规范的解释力。所以出现了以天道、人性、幸福等形式来解释现成的道德法则的状态。那么替这个结果(现成道德法则)寻找原因(实然性说明)就演化成了道德本体论解释(ontologicalinterpretation)。赵汀阳其实持相似观点，他说：“既然不可能有一种高于存在论的根据，只能去发现存在的目的。” 即为“oughttobe”寻找一个“to?be”的解释。二人的观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完善了伦理学的因果形式性，将道德规范看作现成结果，然后为结果寻找一个所以然的原因。但实质上是通过道德因果的反向推理来替换“实然和应然”本身的逻辑问题，这实际上是首先承认了道德命题的非因果性或非逻辑性。
三、因果语境下的德福关系
德福关系是伦理学创建以来一直留存的一个问题。德福问题反映出人类对道德完满性的期待，以至这个问题在宗教里可以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因果报应论”。樊浩说：“德行与幸福必须‘被思想为’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思想为原因和结果的连接’，即善恶因果律。原因很简单也很彻底，因为它关涉实践的善!”所谓“德行与幸福被思想为原因和结果的连接”即是说在道德推理中，以德行为原因，以幸福为期望达到的结果。
“德福一致”的真正困难在于人们企图对二者建立一种客观必然联系。如果把道德和幸福看作两个独立的范畴，那么两者是两种独立相异的精神现象。从本质上来讲，道德具有利他性，所以道德行为要求一种财物或精神上的付出，而幸福往往意味着某种获得或满足，它是一种欲求得到满足的主观感受，但由于个体欲求的复杂性，道德行为和幸福之间很难确立客观联结的统一性。在因果语境下，人们习惯于以个体道德行为为因，以幸福为果报。如上文所述，在道德实践中，人们往往把未来可能发生的“幸福”作为道德的动机，而一旦此关系成立，我们便会形成这样一种推论，即因为行道德之事，所以我们应该获得幸福。但经验中的反例无不提示着这个推论的疏漏。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许多德行论伦理学家们，在德福问题上通常回避了德福问题本身的困难，将道德与幸福的关系从“享有”幸福转换为“配享”幸福，认为幸福是有德性者才配享有的。亚里士多德说：“所以幸福不在于这类消遣(对愉悦的追求)，而如已说过的，在于合德行的实现活动。”幸福在于合德行的活动，因此道德与幸福之间就有了一种逻辑上的关联。但是这种对于幸福的定义已经转换了德福难题的设定。
在这个问题上，康德认为人类的至善必须包含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性。他一方面明确反对将幸福作为道德的动机，但一方面又认为绝对自律的道德法则必须有相应的福报才能算作是至善。可是出于纯粹的善良意志的道德和幸福之间在世间法的维度上必然只能是偶然事件，所以康德在至善的问题上无可奈何地走上了宗教的道路。他说：“只有一个无上的自然原因被认定，并且这个原因具备合乎道德意向的因果性的范围，这个至善在世界上才是可能的。…… 因此，派生的至善(极善的世界)可能性的公设同时就是一个原始的至善的现实性的公设，也就是上帝实存的公设。”于是“德福一致”便成了彼岸世界才能完成的难题。
从法的角度来讲，法律的正义性有一个基本层次的体现，即“使有德者不受戕害”，所以在法律主导的公共领域中，往往以一种普遍的法律正义作为德福联结偶然性的补充。法律好像具有一种使德福主观性上升到普遍性和客观性的效果，因为它不关注道德行为的善，仅关注对恶的强制力，德行和幸福之间的因果性困难就在法律的基础上被转变为“有德者不受戕害”。这虽然保障了社会整体秩序或整体“幸福”的实现，但是所有法律都是建立在道德的相对性、道德与幸福的无规律性上的。由此看来，出于法律的保障无法在逻辑上解决德福因果二元性。所以，德福问题的因果性困难似乎可以看作是一个既成事实。无论在经验中，还是在逻辑上，德福永远都只是偶然的连接，就像对“因果报应” 的期待，它是不具有客观性的。如果幸福不是道德行为的历时态延续，那么伦理学的两大主题，即道德和幸福，将处于分立状态，这是对所有目的论伦理学的一个挑战。
四、日常道德行为与非逻辑因果性
亚里士多德说：“我们不会考虑永恒的东西，如去考虑宇宙，或正方形的对角线和边的不等关系。不会考虑以同一方式运动的事物，无论出于自然的，出于必然的，还是出于其他原因的，例如冬至和日出……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我们能够考虑和决定的，只是在我们能力以内的事情。每一种人所考虑的都是他们可以努力获得的东西。但是，那些既属于我们能力之内又并非永远如此的事情，如医疗或经商上的事情，就需要做考虑……考虑是和多半如此、会发生什么又不确定、其中相关的东西又没有弄清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亚里士多德这段话从“考虑”的角度区分开了人类考虑的限度以及考虑的不同层次。因为在他的伦理学中“考虑”是和“选择”联系在一起的，人的“考虑”是为了做出更合理的“选择”，因此“考虑”的对象不是自然科学的规律，因为自然科学的规律是客观必然的。人能“考虑”的，是从当下的现实出发，可能产生的N 种不同结果的事情，因而考虑的对象是“一因多果”的现实，而这种“一因对应多果”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科学领域，只能发生在人的生活实践方面。由此，亚里士多德通过人类“考虑”的限度，区分出自然科学和日常实践的领域。
由此可见，在不同领域内“考虑”应该有不同的应用。换言之，对因果性的应用，应该首先区分出生活实践世界和自然科学世界的差异性，不能完全以科学世界中的因果标准来衡量生活世界中的道德实践。从“是和应该”“德行与幸福”之间存在的非因果性关联来看，伦理学的因果思维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关系。“是和应该”的困难显示出伦理语境中原因和结果在逻辑上的不统一性;“德福关系”的困难说明目的论道德哲学必须面对“目的”本身的偶然性，即“幸福”相对于道德的不确定性，这两组困难也是分析哲学否定伦理学的科学性的主要原因。
分析哲学认为命题的科学性在于其逻辑形式，即任何日常语言都可以转化为逻辑函项来表达，命题的科学性仅在于各函项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逻辑性。但是由上述分析可知，伦理命题往往存在着虚假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道德推论中的因与果作为命题的两个函项，并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所以这种应然性命题是一种非真命题。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不可能有任何伦理的命题，命题不可能表达高渺玄远的东西。显然，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所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都否认伦理命题的科学性，仅将其视为人类情感的表达。伦理学上的因果性和自然科学的逻辑性就此成为评判两个学科科学性的原则。
伦理学命题和自然科学命题确实在因果性上有不同的性质，把伦理学命题做出因果形式的表达往往是“不合法”的。因此在纯粹逻辑的层面上，伦理学确实算不上逻辑严密的科学，严格的科学命题应该是因中有果的状态，即结果的成立包含在原因的条件之中。但伦理学的这些非科学性特征并不能消除伦理学存在的必要性。相反，正是因为伦理学的非绝对性和非决定性，人们才能在道德实践中发挥自由意志，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实现主体价值，因而特西托勒才把这种非必然性称之为“高尚的不确定性”。
正如上文所引樊浩的观点，伦理学中的因果性联系是“想象中的因果”。这种因果联系不似自然科学那般经过实验归纳等程序，因而它不具有确定性，但它在个体实践活动中，依然会根据个体的欲望、经验而发生作用。日常道德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恰恰是这种“想象中的因果”。其实，当分析哲学家判定伦理学的非科学性，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伦理学存在必要性的时候，就已经肯定了在道德实践中具有一种个体性的非普遍的实践规律，这种规律具有相对性，但又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作用。这正可以成为伦理学在解答分析哲学对其非科学性做出诘难时的依据。
篇9：浅析伦理学中的正义观论文
浅析伦理学中的正义观论文
摘 要通俗来讲，正义通常是指人们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做应该做的事。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人们对于的正义的理解各有不同；伦理学三位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在论述正义时都不约而同的c社会的稳定发展相联系，总体来说，他们都认为正义是维持社会稳定不可缺少的一种道德品质。
1亚里士多德论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和正义具有相同的含义，并且他用整整一卷的篇幅讲了关于正义。他在第一章就对正义的概念作了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一种品质，可以让人倾向于做正确的事情。另外，“公正集一切德性之大成”，在个人的种种德性之中，公正是最特殊的，因为它不是利己而是利他的，是与他人相关的，因此，正义可以说是所有功德的集合。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基于法律的层面，另一方面，公正是一种伦理德性。他认为伦理德性是可以通过行为来培养的。所以公正是作为一种伦理德性的公正是通过长期的践行公正行为来养成的结果。
2亚当・斯密论正义
亚当斯密的正义思想可以从个人品德和社会伦理两个视角之下来分析。在个人品德层次，亚当斯密通过将正义与另外一种品德，也就是通过将正义与仁慈的'比较，来说明正义这种品德。在斯密看来，就个人道德来说，是具有层级划分的，可以分为基本美德，一般美德，崇高美德。基本美德作为公民必须具备的底线道德，要求每一个公民遵守基本美德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要求。在斯密看来，从个人品德视角来看， 正义是一种不伤害他人、不干涉他人利益的美德，因此，它属于基本美德。正义这种基本美德其本质是不能让我们为所欲为，做任何事都要有所限制，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但是，我们的道德水准不能仅仅停留在最基础的层次，还需要追求更高的境界。除了正义美德之外，我们还需要追求仁慈、奉献、牺牲等更高层次的美德。
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以同情心为情感基础的人们与身俱来的一种高级美德，正义是人们基于保护自我利益而形成的一种共识，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生活秩序的保障。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正义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仁慈则优化了社会的内部结构，有效缓解了内部矛盾；正义是基石，而仁慈是正义的补充。正义和仁慈在社会法治层面一个是义务，一个是责任，从社会的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就是道德与法的关系，两者共同作用来维系社会的安定和和谐。
3功利主义与正义
约翰穆勒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功利主义的定义是：合乎道德的行为或者制度应当能够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的基础是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和利己主义理论。而功利主义的批判者却认为功利主义原则和正义原则是相互不容的，正义原则体现在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互冲突时，功利主义倾向于保护集体利益，因此，批判者据此认为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是相对的。约翰穆勒在吸收了边沁的部分思想之后，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功利主义思想，在他的著作《功利主义》中，对于功利主义和正义之间的关系作了些许补充，并证明了二者的一致性，并且在功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修正补充功利主义的理论缺陷，使功利主义更加重视个人的权益。
4结语
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三人作为伦理学史上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体现着他们的超乎常人的智慧，更代表着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态。他们对于正义的看法有许多异同点。首先，在对正义的定义来看，亚里士多德仅仅认为正义就是做正确的事，并且赞美正义是所有德性的集合；亚当斯密更进一步，认为正义是不去侵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肯定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约翰穆勒对于正义的定义基本和亚当斯密一致，但是他认为正义还具有权利和平等的属性，这就在理论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正义的内容。其次，他们三人在谈论正义的时候，都是建立在考虑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不能从局部单独来看他们对正义的分析，而是要从整体去认识他们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基于他自己的城邦思想，具体的分析正义对于城邦的实现和发展的重要性，其正义理论实现的载体是城邦公民，而实现的目的和追求就是城邦的实现；在宏观角度来看，亚当斯密的正义理论也是为了探究正义对于社会存在的作用和价值，为了更具体体现正义的价值，他将正义与仁慈相对比，证明了正义是社会存在的根基，而仁慈只是锦上添花的修饰品；约翰穆勒为了调和功利主义和正义原则的矛盾，更加细致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提出了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权益实现之间的种种联系。所以说，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都肯定了正义对于社会发展的必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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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约翰・穆勒.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篇10：民法中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论文
民法中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论文
随着我国信息化建设的加快，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各种原因，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这已经成为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制约。困此，构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促进我国个人信息立法与国际接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意义
对于个人信息权的性质，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是所有权客体说，即个人信息能作为商品被利用、出让，为信息主体带来经济利益，这种利益是一种财产利益，所以应采取所有权保护模式。二是隐私权客体说，即认为个人信息属于个人隐私范畴，个人隐私包括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就是侵害了信息主体个人隐私中的私人信息部分。三是人格权客体说，即个人信息不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利用，关系公民个人人格尊严，体现的利益是人格利益，是人格尊严的一部分，因而应该采取一般人格权保护模式。笔者认为，个人信息直接体现的利益是人格利益，个人信息虽然具有财产权的特征，但并不能掩盖其作为人格权的基本属性，因而它是一种体现一定财产利益的人格权。个人信息权在性质上属于独立的人格权，不属于隐私权范畴，应作为一种全新的具体人格权予以保护。
二、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现状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即使法律法规中明确提出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规定也相当有限，民法中也是少之又少，且多通过对“人格尊严”、“个人隐私”、“个人秘密”等与个人信息相关的范畴进行保护，进而引申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我国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分散于民法、商法等一些部门法的相关法律规范中，还没有形成一部统一的、综合性的、完善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对个人信息的界定不清楚，使得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相当薄弱，也无法规范政府以及其他组织的行为，而本文由论文联盟www.LWlM.Com收集整理只能寄希望于行业自律，使得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处于一种缺乏约束的状态之下，这也导致了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公民对于自己个人信息被非法使用的情况毫无知觉，同时行政机关也在对相关人的管理中无故收集、传递了很多不必要的信息。因此，为了突破传统的民法保护，我国亟待建立一套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
三、个人信息民法保护建议
纵观我国目前民事立法，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对个人信息缺乏系统保护，只能从零散的法律规定中寻找依据；从现有条文看，民法对个人信息能够提供的保护主要是事后保护，缺乏事前保护；事后保护主要体现为侵权责任，形式单一。
1.对个人信息权的界定
谈到个人信息的保护，在此需要引进一个全新的法律概念：个人信息权，个人信息权作为特别的人格权，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外延。简单地讲：个人信息权是个人信息的拥有者对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个人信息权直接体现的利益是人格利益，个人信息权虽然具有财产权的特征，但并不能掩盖其作为人格权的基本属性，因而它是一种体现一定财产利益的人格权。而个人信息权作为特别的人格权，法律确立个人信息权的目的是表明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彰显国家对个人信息领域的高度关注和对民众人权的充分尊重。个人信息权属于人格权的范畴，隐私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荣誉权等普通人格权和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中的人身性内容、财产性内容都与个人信息权有部分重合的地方。总而言之，个人信息权体现的是人格利益，作为信息化的权利，相对于其他民事权利，其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内涵和技术意义。
2.对个人信息使用的规定
仅仅通过赋予个人信息本人权利，在个人信息本人权益保护方面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明确规定个人信息收集者、使用的义务。个人信息的收集者和使用者的义务主要有以下内容：说明与提示义务；合理使用义务；合理的注意义务；侵权发生后的补救义务。
3.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
第一，在民法典中确定个人信息权。目前我国很多学者认为对个人信息的确定和最集中的保护应当体现在制定一部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但笔者认为个人信息的保护目前还是应集中在民法中，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是民法的下位法，只有在民法中对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人格权予以确定，才能为个人信息保护法提供立法上的依据。此外，我国已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其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已有具体规定，在未来的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确定个人信息权将更有利于尽快建立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也为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侵权责任法中增设个人信息权救济条款。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这是法学界公认的原则。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民法上没有规定个人信息权，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也仅针对利用网站侵害他人名誉权、隐私权等行为规定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这种规定只是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并未涉及其他领域的个人信息侵权行为，也未规定个人信息侵权的损害赔偿问题。因此，应在侵权责任法即将出台之际及时增加相关条款，确立侵害个人信息权的民事责任，使个人信息侵权行为能够得以有效的遏制。
四、结语
之前，我国对个信息缺少立法保护，个人信息遭到非法侵害的现象比较普遍，随着社会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已经越来越迫切。因此，我国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既具备理论基础，又具有现实必要性，立法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相应的立法程序也已经启动。在立法过程中我国政府应当借鉴国外经验，构建起完善的个人信息民法保护制度，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
篇11：国际经济法中公平互利原则的形成
一、引言
公平互利原则是国际经济法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基本原则，在国际经济法律规范的全过程都贯穿着公平互利的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是国际经济法中每一个领域的最基本原则，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在整个国际经济法中，基本原则是核心，而公平互利原则为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和贯彻公平互利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公平互利原则的内涵和要求
(一)公平互利原则的内涵
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互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公平原则和互利原则。
(1)互利原则：互利原则主要是强调不同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经济利益的互利，也就是在不同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双方都能够在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
(2)公平原则：公平原则是指不同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法律地位是一致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因此，公平原则主要是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利益，避免任何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借助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
在实际中，很多发达国家和经济大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在创建国际经济法律文件时会制定损人利己的规定。
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在经济实力以及其他方面的实力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吃亏。
而公平互利原则就可以很好的避免这一问题。
公平原则和互利原则是有效融合在一起的，两者是一体的关系，只有实现了公平原则才能进一步实现互利原则，而实现了互利原则就是实现公平原则的体现[1]。
篇12：国际经济法中公平互利原则的形成
(二)公平互利原则的要求
1.国与国之间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国与国之间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这是国际经济法中公平互利原则的实质要求，其中的国与国之间尤其是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或者政治实力来压迫另一国家，不能以强欺弱、以大欺小。
坚持和贯彻公平互利的.原则，平等的体现并不能只体现在形式上，而是要真正的实现平等。
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比较弱，如果只是在形式上进行公平平等的贸易，那么实际上是会造成不平等[2]。
因此，国际经济法的交易活动应该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易活动。
为了实现两个国家之间的公平，在进行国际经济交易时，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平等。
因此，在实际经济交易时，发达国家应该单方面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优惠条件。
例如在金融方面，应该让发展中国家也参与到决策中，让资金能够流入到发展中国家。
在转让技术时，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出发制定技术转让的通行准则。
2.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方关系要平等、互利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国际经济中的公平互利原则还应该保证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各方的关系平等，无论是法人、自然人还是国际经济组织，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平等和自愿的原则上，这样才能保证双方在经济交易中都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实质上，互利原则也是建立在公平原则上的，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活动，其中任何一方都不能通过自身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来强迫对方和自身签订不平等的协议。
平等互利应该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三、公平互利原则的形成过程
在殖民主义盛行的年代，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殖民国家和殖民地之间也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存在着非常不公平的关系，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合理和合法的，并且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还经过国际不平等条约的形式进行肯定。
资本主义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弱肉强食的现象，因此很多文明国家之间也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关系，遭受着各种不平等的原则。
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平等互利原则，并且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并且成为了国际经济法中的最基本原则。
公平互利原则是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起来的[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殖民地附属国家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成为了国际社会中的正式原则，并且依靠国际公法享有主权平等的权利，和很多大国以及强国共存，虽然在形式上具有和其他大国同等的法律地位，但是由于现实和历史的各种原因，导致这些比较弱小的民族受到霸权主义者的欺负和轻视，很多发达国家在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中，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从而导致发达国家更加发达，贫困的国家更加贫困的现象。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发展中国家对传统的国际公法中的主权平等原则加以强调，捍卫主权平等原则，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联合斗争，就确定了公平互利原则，建立了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于陈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产生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现象都进行了纠正。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国际经济法中，主权国家依然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主体，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和其他的国家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国际上应该自觉的监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公平互利原则，保证经济活动中各国的经济利益。
如果只是从政治角度当来强调平等，就只能做到形式上的平等，很难真正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
因此，发展中国家从经济角度以及实质上对主权平等原则进行重新审视，并明确提出了平等互利原则，从而调整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4]。
互利本身就是指在国际经活动中，应该做到对双方都有利，不能为了利己而损人，不能通过损害别的国家的利益来让本国获得更大的利益。
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保证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互利，实现了互利才能体现平等。
因此，只有将平等和互利有效融合在一起，才能正确指导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在自愿的国际交往中，互利就是双方利益和矛盾的交汇点。
四、公平互利原则的实践
公平互利原则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达国家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普惠待遇，并且这种待遇不能是互惠的。
从目前来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实施优惠待遇虽然还没有出现在国际规定的条约中，但是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发达国家应该自行选择的措施。
虽然这种普遍优惠制度在很多发达国家中都已经实现了，但是在国际的文件中却并没有体现，因此可以将这项制度看作是国际惯例[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发达国际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惠制度主要体现在税收上，就是发展中国家缴纳的税收可以比发达国家的更少。
但是近年来，关税在不断降低，发达国家本身缴纳的税收也在不断减少，因此如果还是沿用这种普遍优惠的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意义也越来越小。
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从其他方面争取更多关于非关税方面的优惠制度，贸易总协定中的部分内容以及关税的内容都已经有所体现。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经这些制度落实，真正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措施，并且将优惠措施具体化，更好实现，不能让优惠政策只停留在形式上或者口号上，而是要真正落到实处[6]。
普遍优惠制度的实施，可以将表面上的平等改变为实质上的公平互利，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活动之间的真正公平，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普遍优惠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现阶段应该不断坚持和落实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互利，让更多表面上的公平转化为实质上的公平互利。
五、结语
从目前的国际情况来看，国际经济法中的公平互利原则的落实和贯彻还只是初见成效，还具有发展的空间，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发展中国家还是处在劣势的地位，虽然比之前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总体上并没有改变，要想真正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公平互利，还需要发展中国家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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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琳.论国际经济法之公平互利原则[J].今日财富：金融发展与监管，，14(10)：165-166.
篇13：诚实守信原则的当代民法的影响研究论文
诚实守信原则的当代民法的影响研究论文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治国安邦的基本策略，其践行之日起便促进了我国司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因此，基于依法治国的发展策略，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正向着稳定、团结、科学的方向发展。在此其中，民法作为现代司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民事侵权事件中的应用十分普遍。只是，民事案件相较于刑事案件，在责任认定与司法裁决时影响因素众多。因此，确保民事案件审理科学，需借助诚实守信原则，认清其于民法中的应用地位，了解民法应用其的必然性，并就此探索民法应用诚实守信原则的发展之路。
在当代民法之中，诚实守信原则被称为民法之中的“帝王条款”，该原则源起于罗马法典之中，虽源自于道德层面上的基本要求，但随着民法的发展与完善，逐渐成为现代民法中极为基础且重要的原则之一。诚实守信原则在理论上是极为抽象的概念，但在践行方面却有至关重要的应用地位。
一、诚实守信原则于当代民法中的应用地位
诚实守信原则在民法之中具有极为关键性的应用地位，毫不夸张的说，诚实守信原则其本身是民法中无法替代的精神与灵魂，没有诚实守信原则支持的民法，将无法保证其法律地位与公信力。了解当代民法的人不难发现，诚实守信原则的应用范围十分广阔，无论是民事行为中的契约缔结、合约履行还是司法解释，诚实守信原则无时无刻不应用于每一个环节。总体来说，诚实守信原则不仅于民事活动中维护了各方的权利，同时也敦促着各方履行应尽的义务，确保民事活动的有效开展，并为民法践行奠定了诚信基础。因此，民法应用的过程中，诚实守信原则不仅被称为“透明规定”，即无需赘述仍存在于民事行为中的各环节;又因其坚实的社会地位与应用价值而被业内人士通称为“帝王条款”。对此，本文进一步分析诚实守信原则的应用地位，基于其均衡各方利益，赋予各方权利并规范各方义务的特征，认定其于民法之中的实际作用与现实价值，并认可其应用于民法之中的真实效果。
二、诚实守信原则应用于当代民法中的必然性
(一)诚实守信原则应用于当代民法中的前提
当前，认清诚实守信原则应用于现代民法中的必然性，率先应了解诚实守信原则应用于民法的前提条件。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素以诚信为尊，这从儒家思想将“信”纳入五常之中便可见一斑。只是，在社会形成早期之时，诚信还只停留在道德的思想层面之上，并未真正融入法律规程之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诚实守信原则与民法之间的关系逐渐密不可分。从近年来的众多事件中不难发现，诚信丧失已然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桎梏条件。三鹿奶粉、毒胶囊等诚信丧失现象令社会信誉岌岌可危。对此，诚实守信原则践行于民法之中显得势在必行。在诚信丧失的社会前提下，诚实守信原则贯彻将保证民法公信力提升，社会诚信意识觉醒，并就此扶持依法治国，为和谐社会的科学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诚实守信原则于当代民法中细化的价值
借由分析诚实守信原则于当代民法中应用的前提后不难发现，国家诚信危机令诚实守信原则应用迫在眉睫。对此，民法践行诚实守信原则，需注重确保诚实守信于民法之中，以便诚实守信原则具备法律效益，可规范民法履行，并引导民事行为发展。只是，如上文所言，诚实守信原则其应用本身过于空泛，界定性质也未非常准确，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诚实守信原则引导民法履行与民事责任规划。因此，细化诚实守信原则内容，使其以民法实况为基准，落实于民法覆盖的各个环节，并作为巩固民法公信力与权威性的手段，确保民法应用的科学性与精准化。
三、诚实守信原则应用于当代民法中的发展之路
认清诚实守信原则于当代民法中的应用地位，了解民法应用诚实守信原则的迫切性后，构筑诚实守信原则于当代民法中的应用之路便显得十分必要。对此，本文立足于诚实守信原则对民法公信力提升的实际价值，认为巩固诚实守信原则与民法关系的科学方法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量：
(一)构筑信用管理体系，完善司法追责制度
依法治国基本国策践行以来，民法作为依法治国的核心法律之一，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基础支撑。只是，民法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保证民法应用的科学精准，注重民法公信力的稳固意义重大。对此，为有效贯彻诚实守信原则于现代民法之中，构筑科学完善的信用管理体制，有效的保证民法建设的权威性与科学性，是巩固民法地位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司法领域中，树立诚实守信原则的法律地位，规范失德背信的追责制度，确保诚实守信原则贯穿民法之中，进而巩固民法地位，保证民法应用科学。例如，在《证券法》、《信托法》、《合同法》等法规中明确诚实守信的法律地位，令基于法律之上的民事行为时刻践行诚实守信原则，若民事关系人中有人违背规定，则受到法律、制度上的追责处理，从而确保以上法律践行科学，并确保民事关系人具备遵纪守法意识。
(二)保障民法公信力，确保司法实务规范
在民事诉讼之中，涉案人员诉讼因由多因民事纠纷而起，此类纠纷具备的共同特征源自于人心道德的失衡及司法认知的偏差。在此类纠纷案件中，民事侵权占据主要部分，其虽于危害性之上不及刑事犯罪，但就其影响而言，却并不亚于刑事犯罪的恶劣性质。因此，民事纠纷往往被认定为影响社会和谐，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民法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判定民事责任，划分民事权利，并追讨民事利益是民法应用的重点内容。只是，如何保证司法机构应用民法时科学精准、客观公正是民法维权的关键所在，亦是诚实守信原则应用的重点关注内容。对此，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对民法本身构成影响，其同时需对《法官法》、《检察院法》等法律进行约束，保证诚实守信原则应用于司法管理法律中，进而确保民法践行诚实守信原则科学，有助于诚实守信原则发挥作用，正向引导民法处理民事诉讼案件。
(三)树立诚信榜样，践行依法执政
民法的诞生根本是稳定社会发展，而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目标则是要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对此，现代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执行过程中从有法必依这一核心环节中着手，侧重于依法执政的关键落实，望借助执法必严来塑造高于政权的法律体系，从而确保法律执行的公信力。因此，当代民法推广与执行阶段，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将渗透入司法机构，同时亦须贯彻入执政机构，确保执政机构拥有诚信榜样意识，落实诚信执政体系，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思维来推动民法履行，确保民法的公民维护与公民管理作用凸显，才能稳定民法的公信力，保证诚实守信原则贯彻于民法始终。
综上所述，诚实守信原则对当代民法发展而言意义重大，其不仅巩固了民法于现代法律中的法律地位，同时也保证了民法执行的公信力。因此，有效应用诚实守信原则，将其以民法为基础，向司法部门、执政部门有效深化，才能进一步确保民法的公平性、公正性，并巩固其于民事案件中的判决指导作用。
篇14：营销伦理学在煤炭企业中应用论文
一、企业营销伦理缺失现状分析
当前企业营销伦理建设的滞后,是由于我国的市场 经济 体制建立较晚,市场还不够规范,企业也还未走向成熟等原因造成的。道德现象的日渐增多,企业营销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煤炭行业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奇,有些企业道德意识低下,企业营销理论尚不被他们接纳,这些企业对在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往往较多地强调产值和利润,却忽视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其现状突出表现在:企业对外侵害消费者利益对内侵占员工利益的事件经常发生;对企业的各种投诉日益增多;企业虚列成本、伪造账目、偷漏税现象普遍;产品的虚假宣传,用降低交易透明度等手段来谋取企业的一时局部私利,忽视社会利益;还有些企业自身利益至上,野蛮式掠夺性开发 自然 资源、破坏和污染环境非伦理行为现象严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意识淡薄。
不可置疑,作为企业营销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得利益最大化,但是获得利益最大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去违背 法律 ,违背有关最基本的企业营销伦理准则——即:维护社会和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以推动社会进步、创建和谐社会。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尚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很多方面留有纰漏被一些利益至上的企业营销者所利用,与传统的“以义谋利,利义共存”的传统经商理念发生对立或矛盾。
(一)社会文化环境及企业文化的影响
与社会文化相比,企业文化对企业营销伦理的影响更为直接。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营销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而我国现在的大部分企业受 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导入和冲击,使一些企业文化中的价值观发生偏移,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背景下,单纯追求以企业自身的利益为唯一标准,这样的企业营销道德水准是绝不会高的,在参与市场活动中表现出营销不伦理行为在所难免。
(二)经济体制及市场因素的影响
市场因素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 发展 水平条件下,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发育的程度及市场供求状况的市场趋势。煤炭市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始终没有彻底完成,包括定价权、合同签订等方面还存在着计划经济状态下的后遗症。市场因素的优化,为企业营销伦理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市场体系与市场机制不健全,等价交换与公平竞争原则被扭曲,市场就会缺乏良性竞争。加快经济体制建设,完善市场体系整改不容忽视。
(三)政府监控不力及政策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 政治 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一些政府部门的执法机构在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管制过程中,形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状况。地方政府或者为了自己的政绩,推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或对企业造成的社会损害行为的麻木与不作为,助长了一些企业的违法、违反伦理经营。此外,我国的政策法规尚不健全,政策上有许多纰漏,法律上还有不少盲点这是导致企业营销伦理失范现象产生的主要基础。
(四)企业的短期行为及竞争意识的偏移
当今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企业的经营充满着风险。由于企业缺乏一个可指导其发展的长期战略,导致企业出现了短期行为。一些短期利益诱导企业片面追求当期利润最大化,采用一系列非伦理的手段竞争,如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掺杂使假、冒用其它大煤矿企业的品牌等等不伦理行为。漠视甚至损害社会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二、煤炭 企业 营销伦理问题的防范对策
我国的企业结构和性质比较复杂,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形成不同的企业伦理层次。但是,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企业,都是同处于市场 经济 环境下的平等主体,其经营行为必须既要服从市场 规律 ,又要遵从社会伦理准则;即享有一定的权利,又有承担一定的义务和伦理的责任;在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又要兼顾消费者和社会的利益,切实处理好企业与社会、企业与 自然 环境的关系。具体而言,企业营销伦理问题的防范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着重加强:
(一)加强企业自身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建设涵盖范围很大,拿我们现在的开滦来说:企业形象建设,本质安全人管理,人文关怀,准军事化管理,ISO质量认证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简单说企业文化建设就是企业的品牌建设,企业的特质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是在为经济建设铺路,为经济建设护航。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提高开滦品牌在大众心理的认知度,增强企业内部活力,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的自我约束力。从合同的定制、履行、售后服务等各方面都自发遵从社会伦理的约束。
(二)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
通过宣传 教育 形成关注企业营销伦理的社会氛围,企业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经营,需要一个规则清晰、秩序井然的社会大环境, 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诚实守信、公正公平、尊重他人、成为每一公民的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企业在进行营销活动时,把消费者长远利益和社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考虑,从而形成全民注重企业营销伦理的社会氛围。
(三)强化行业监督
行业协会是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组织,由于个别企业的非道德营销行为会损害全行业的商业信誉和利益, 行业协会能针对本行业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营销道德准则以及对非道德营销行为的处罚规则,起到强化行业监督,规范全行业的营销行为,维护全行业的利益作用。因此,强化行业监督的作用不可忽视。
(四)增强新闻监督作用
增强企业营销活动中的新闻监督作用,新闻监督的特点是非功利性、影响大、制约性强。用 现代 大众媒介对企业道德行为进行评议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唤起民众注意,引起国家执法部门的关注,增加这类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投机成本”,通过舆论的力量制约企业营销不伦理行为,使其回到道德营销的规范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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