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心铭》与《六祖坛经》 看禅宗不二法门（精选10篇）由网友“大天狗”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从《信心铭》与《六祖坛经》 看禅宗不二法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从《信心铭》与《六祖坛经》 看禅宗不二法门
从《信心铭》与《六祖坛经》 看禅宗不二法门
《六祖坛经》，佛教禅宗典籍。亦称《坛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禅宗六祖惠能说，弟子法海集录。
一、绪言
如果有人问我：现在的佛教兴盛吗?我会回答说：兴盛!说完了之后内心总会悄悄的伤痛。你看，现在的佛教寺院林立，金碧辉煌，楼阁重重;僧人随处可见，信众忙碌的东拜西求，庙宇整日香云覆盖，佛书更是遍洒大地，量超所需，而著书立说者仍代不乏人。有谁能说佛教不兴盛呢?然而窃思佛教现状，盛况固然不可否认，而弊端亦确实不少，大有功微过大的局势。信众烧香拜佛，只知求富求贵，而不识因果;僧徒只知住吃寺庙，而不识为僧之本份，唯名利是求，安逸为务;偶有荷担佛教使命者，其弘法也，著书立说，大有再造三藏之心;其事业也，造寺度僧，大有一统佛教之势。而佛教之内部建设，却信仰淡薄，人才缺乏，道风衰败，组织混乱，教制颓废。故知“兴盛”只是浮在表面上的现象，佛教正统的原本理念已被人们遗弃在高阁的贝叶黄卷之中。为了真正继承佛教正统的思想理论，使佛教健康的发展，挖掘佛教各宗派核心的教理教义，亦是时不待人的任务，培养各宗派专业人才更是刻不容缓的使命。
禅宗，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应该说是个长命儿，绵延不绝达千余年之久，现在不是命若悬丝，而是淹淹一息!由于各种迎合世俗需求的禅观问世以来，禅宗的正统被歪曲了，引导人们的不再是明心见性的不二法门，而是搔痒止痛的自创家法。
禅宗的思想理论及其实践方法，虽不比其它宗派之条理化，但也不是繁杂到无章可寻，就笔者的浮浅体验来看，在禅宗还未立宗之前，就有非常成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那就是禅宗三祖僧璨大师的《信心铭》。近代有人认为《信心铭》并非三祖僧璨大师所作，那只是研究史学的个别人的管见，是不足为凭的揣测而已。以禅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不二法门来看，《信心铭》应视为禅宗高建法幢的依据实不为过，就是后来明确了禅宗为“不二法门”的《六祖坛经》，在思想理论和实践方法上也不能超出其外。所以，本文仅将《信心铭》与《六祖坛经》中关于“不二法门”的理念和意蕴作一比较式的浅论，为庆祝曹溪南华禅寺举办建寺一千五百周年禅学研讨会的贺礼，同时也抛砖引玉的希望爱好禅修的同仁，直探中国禅学思想理论和实践方法的源头，以期使禅修者因真而果实。
二、禅宗不二法门的名义确定
禅宗不二法门的名义确定，根据《六祖坛经》的记载，是在六祖惠能大师避难之后，时节因缘逐渐成熟，觉的应该是弘法的时机了，于是初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与印宗法师会面时印宗问六祖：“黄梅付嘱，如何指授?惠能曰：指受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宗曰：何不论禅定解脱?能曰：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佛性”是禅宗修悟的最终境界，但佛性是不二的，一阐提人与一般人对佛性的断与不断，其实就是一个有与无的问题，在般若系及其它大乘经典中都以“不有亦不无”来说明不二法门。我们可以这样的说：禅宗根本上就是在宣说着大乘经典的言外之意，只是宣说的方法有其不同的特点罢了。从六祖与印宗的对话，就足以为禅宗不二法门作依据了。
三、禅宗不二法门的理论分析
六祖用“心性”的广大、不二、自性空、不可得来诠释摩诃。使禅宗的核心理论“心性”有了明确的定义，比起教下其它宗派的解释，的确是来的直接。因为教下总是把它作为客观的理论来辩证，难免会让学者产生认识与被认识的能所关系的分别执著。
禅宗的这种直指心性的方法，首先破除认识的能动主体，是非有非无而自性空不可得的，能动的主体既然空不可得了，那所认识的也就无所依托而不空自空了。这也就是宗下和教下不同的特点之一。因为，教下总是先将客观事物辩证一番，明白了一切法的空不可得以后，才说对于这样空不可得之法为何还要去分别执著呢?于是主观的心随着客观的法空而空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教下是由明末而觉本，宗下是觉本而明末。禅宗被视为教外别传，笔者认为如是而已。
但本文的注脚，还不是宗下与教下的同异之论，想说明的是，禅宗的这种思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六祖是禅法的继承人，宗派的定位和成立者。因为，早在三祖僧璨大师所著的《信心铭》中，就已对禅宗的这一思想理论给了扼要而明确的阐述。
四、禅宗不二法门的理论实践
禅宗不二法门的理论实践过程，也就是禅修的过程。《信心铭》对于禅修方面说的最多最详细，但言词扼要，非常精练。因本文不是单方面的介绍《信心铭》，所以只能引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来与《六祖坛经》通过比较，说明禅宗在禅修方面的一贯宗旨。
《信心铭》说：“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这简短的四句十六个字，可以说将禅修的方法概括无余了。其余的千言万论亦不离其中。其实，对于一个上根利智的人来讲，前两句八个字足够禅修的资本，只是祖师婆心切切，所以后面两句只是较前面说的更明白罢了。我们不急着分析它，先看几段祖师公案再论：
《赵州录》中有僧问赵州祖师：“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才有言语，是拣择。和尚如何示人?师云：何不尽引古人语?僧云：某甲只道得到这里。师云：只这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又有僧问赵州：“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何得不拣择?师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僧云：此犹是拣择。师云：田库奴，什么处是拣择”。
从上面所引禅僧与赵州祖师就《信心铭》“至道无难，唯嫌拣择”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赵州祖师对这两句话的契悟与应用了。而禅僧所意谓的不拣择，几乎走到了断灭空的边缘。他认为只有无言语才是不拣择，其实对于一个悟道者，他契悟了法的自性空无分别，无论有言还是无言都无关紧要;而对于执著法的迷者来说，有言无言，对于“至道”又有什么关系呢?徒增系缚而已。如《六祖坛经》说：
“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若全著相，即长邪见;若全执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相。既云不用文字，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
《维摩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的圣言，在祖师门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
我们在继续回到前面的'论点：“至道无难，唯嫌拣择”。笔者认为这是禅修方法的总括，正如赵州禅师答禅僧说：“只这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又赵州答另一禅僧问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唯我独尊”，则“心性”显露而“至道”明也，禅僧不识，怪祖师仍是拣择，故被呵为“田库奴”，其实，“心若不异，万法无咎”，又何“拣择”之有呢?所以祖师开章就训诫：“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禅宗不二法门的理论实践，也就是禅修的方法，通过上面《信心铭》与《六祖坛经》简略的相互比较中，我们可以明显的了知早期禅宗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方法，较后期的公案话头要明白的多。话虽这么说，如果把握正确，还得经过一番彻骨寒的努力修练。《信心铭》说：“毫厘有差，天地悬隔”。18《禅宗永嘉集》说：“夫欲採妙探玄，实非容易。决择之次，如履轻冰，必须侧耳而奉玄音，肃情尘而赏幽致”。
关于禅宗不二法门理论的实践，也就是禅修的方法，在《信心铭》和《六祖坛经》有着一致的说法，内容还有很多，此处只例举了对善恶二境，不起爱憎二心，而引导禅修者如何悟入无“拣择”之“至道”。书中自有更为详尽的论述，恐文繁不叙，需者自鉴。
五、禅宗不二法门的问题料简
这一节当中，就禅修过程和中容易出现的错误，仍然引用《信心铭》和《六祖坛经》作比较性的说明。禅修中，究竟如何用心作功夫，常常困惑着人们。《信心铭》说：“法无异法，妄自爱著，将心用心，岂非大错”20。禅修中，人们用禅观的心来对治散乱的心，这就是“将心用心”。那为什么会是“大错”呢?《信心铭》说：“止动无动，动止无止，两既不成，一何有尔”。“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还有什么止动的可得呢?禅修者，如果不识其中玄旨，便认为禅修就要以静制动而入禅定。结果就造成“一种不通，两处失功”的错误，《六祖坛经?定慧品第四》亦说：
“若言常坐不动，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善知识!又有人教坐，看心观静，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会，便执成颠，如此者众，如是相教，故知大错”。在《信心铭》和《六祖坛经》中，对于禅修过程中会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料简的非常详细。从事禅修者，应该详研细读，以免一番苦心，而终成过失。
六、结语
上来，就《信心铭》和《六祖坛经》中关于禅宗不二法门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在禅修历程中会容易出现的错误问题，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禅宗在实践方面，其方法颇为复杂，如果能理清楚它的核心理论，辩明其实践方法，对于当今人们的禅修可能会有一些真实的帮助。
禅宗发展到今天这样一种名存实亡的局面，甚感悲伤!就笔者粗浅的认识来看，越过禅宗的公案时代，从早期的禅宗典籍中，完全可以寻找到看似复杂难解，其实却很清楚明细的祖师禅法。像《信心铭》这样最为精练的禅法，不应该被置之高阁，祈愿爱好禅修的同道们，多加参研，在自我心灵的回归之路上，定会受益无穷!
篇2：从《六祖坛经》看不立文字
从《六祖坛经》看不立文字
“不立文字”为禅宗法法相传之内核,究禅宗,必究“不立文字”。但由古而今,由于各人心性福慧的差异,对其演化出诸如“不要文字”、“文字说不清楚”、“文字性空”等论说。而“不立文字”作为禅宗之究竟理地见解,若未见本来,则对其难有圆满极致之了知。本文就是以释心法传人六祖之《坛经》为切入点,冀能得出较微妙而圆满之解读。
“不立文字”语句可追根溯源至释迦佛灵山法会之语句:“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还可从《达摩血脉论》中得有:“三界混起,同归一心,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因而,作为禅宗法法相传之内核,究禅宗,必究“不立文字”。而“不立文字”作为禅之究竟理地见解,若未见本来,则对其难有圆满之解读。从此点看来,六祖慧能作为释心法之三十三祖,其《坛经》就“不立文字”之演绎,应是极致圆满的。
《佛学大辞典》里,对“不立文字”的注解为:禅家之悟道者,不涉文字言句,单以心传心之玄旨,谓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五灯会元》世尊章曰:“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此时人天百万,悉皆罔措,独有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从此些话语里,我们可知,“不立文字”为“悟道者”境界,即明心见性境界。迦叶破颜微笑,是因为其从“拈花”中契见本心,当下了然世尊心即迦叶心,世尊之本性即为迦叶之本性,因而《坛经》云:“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坛经》行由品第一)诸佛、诸祖皆是为了让众生明本体,见本心,“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坛经》般若品第二)众生开悟时,即了其心是佛,其心与佛心等无有二,这就是所谓的以心传心。而“悟道者,不涉文字语句”又如何理解?看《坛经》里这一片段:
祖(五祖)一日唤门人总来,吾向你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所救,汝等齐去,自看智慧,取之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坛经》行由品第一)
从此段话语里,可看出,五祖叫门人作偈,条件是“自看智慧”、“取之本心般若之性”,其显现的是,能否传承五祖衣钵,在于可否自见本心之般若之性,而能见“本心之般若之性”的条件又是:“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其显现的是见本心般若境界为非思量、当下即是境界,亦即一切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之境。这也可从《文殊师利所说不可思议佛境界经》里得知:“文殊师利菩萨言:‘世尊,非思量境界是佛境界。何以故?非思量境界中无有文字,无文字故,无所辩说,无所辩说故,绝诸言论,绝诸言论者,是佛境界。’”因而,要见自性如来,须是“非思量境界”,而“非思量”即为灭诸忆持寄依,绝诸来去生灭,离诸概念思维言意分别之当下即是,本来即是境界。而这里的“无有文字”、“绝诸言论”其仅为能恰好而完整地表达这个“当下即是、本来即是”之非思量无为真如境界。这就是所谓的“悟道者,不涉文字语句”。所以黄檗禅师言:“此心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当体便是,动念即乖。”因此,见性之人,“不得迟滞”,哪怕“轮刀上阵”。因此,经文中或祖师言语中的“不立文字”,其根本是为了抉择何为如来境界的问题,它只是心灵的.默契、安住、现量。若仅仅从此四个字的表面去见字解字,拘泥于“要文字”与“不要文字”,显然已离其实际。
下面我们看神秀之表现:
神秀思惟,诸人不呈偈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偈将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觅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圣位奚别。若不呈偈,终不得法,大难大难……
神秀作偈已,数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流汗,拟呈不得……(《坛经》行由品第一)
得道之人,为大丈夫,直下承担,当下便是,无去无来,如如不动。本自无为,本自具足,何须彷徨、恍惚、流汗。从以上情形,很明显,神秀不能见性,尽管其是教授师,学富五车。再看其所作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从此偈可看出,神秀跟五祖多年,而五祖爱教徒弟看《金刚经》。《金刚经》有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众生非众生,是名众生”;“菩萨非菩萨,是名菩萨”等等皆为般若见解,但神秀却完全不能领会,他还是一乐小法者,即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在其看来,烦恼还是烦恼,菩提还是菩提,他完全不明了烦恼本空,菩提亦空,神秀亦空,万法皆空,方为不惹尘埃。不明万法本源,算你日日拂拭亦只是凡夫,亦只是尘埃。所以五祖给其定论为“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觅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坛经》行由品第一)。神秀连最初地的般若见尚不知晓,更不用说无上菩提之圆满地不立文字见解。甚至直至最后,他还是不晓,看神秀当上国师后,令志诚去曹溪听法之细节便可得知。
祖师告众曰: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志诚即出礼拜,具陈其事,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对曰,不是,师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师曰,你师若为示众,对曰,常指诲大众,住心观静,长坐不卧。师曰,住心观静,是病非禅,常坐拘于身,于理何益。(《坛经》顿渐品第八)
从此环节里,神秀的见地与当初作偈时的见地并没有任何进步。有心可得,有静可得,有坐卧可得,完全没有涉及“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坛经》行由品第一),“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己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坛经》忏悔品第六)之境界,离自性说法,执迷名相分别。可真是悟则刹那间,迷则千里劫。
再看六祖慧能之情形:
慧能自从见五祖后,尽管六祖知其“根性大利”,尽管其有“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坛经》行由品第一)之见地,五祖怕恶人加害,于是令慧能去槽厂作务。神秀作偈不得后,慧能方知五祖有令人作偈之事。此时慧能求法心切,亦作一偈,便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此境地里的慧能,并不算真正见性,禅有初关、重关、牢关,唯有牢关才是不立文字境,即是见性境。初、重关,有所悟,但不全悟,不圆悟。因而,此偈之境地落点在初关,简而言之此境仅为文字相空、诸法皆空之境,并不是不立文字之微妙圆满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菩提本空,明镜亦尔,一切法本自不得、不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比神秀高明之处在于抉择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之般若境地。般若了生死,不了般若,求到彼岸,无有是处。六祖目不识丁,却比神秀有智慧,有灵性。所谓“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就是慧能与神秀的写照。而五祖看了慧能偈后,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这里,五祖确实怕人害慧能,因慧能之悟性太令人吃惊,能悟初关之般若顿见已是很了不得,这是悟不立文字之实相般若必经前提。所以五祖之言并不是假言,有赞叹慧能之智,但又明白,此时之慧能仅顿见般若并未圆见自性般若、亦即实相般若,所以才有后来之:
祖以杖击礁三下而去,慧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其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祖知悟本性,谓慧能言,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大丈夫天人师佛。三更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钵。(《坛经》行由品第一)
前者讲到慧能作偈时,未彻悟,即未完全见道,“迷时师度,悟时自度”,慧能作偈后,五祖还要为其讲《金刚经》,证明其未圆,未彻,未真正见性。而在这里,慧能圆了、彻了、见性了。这里先要略谈《金刚经》之相关情节。《金刚经》里“应无所住生其心,”出现在“庄严净土分第十”中,而在这之前的九个环节中,是如何得出“应无所住生其心”之关键语句呢?在“善现启请分第二”中,长老须菩提恭敬问佛:“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服其心。”世尊的回答很直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这是《金刚经》之总起,在释佛看来,真正的安住境界是“如是”境界,真正完全地降伏心念之境界亦是“如是”境界,何为“如是”,如来者,诸法如义,如来者无法不如,如来者,如如不动。因而“如是”境界亦即不立文字之当下即是、不立纤尘之真如境界。因此释佛才可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总起之后,才具体而有步骤地解决“色”、“空”的本来面目,以及“色”与“空”的实际关系,这是“如是”境的两个必要前提。在“正信希有分第六”里,“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在“无得无说分第七”里,“如来所说法,应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如此等等,释佛在这里为我们阐明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之见地,亦即阐明了初关色空各自抉择之顿见、重关色空一体同时抉择之不全圆顿见。因此,到了“庄严净土分第十”中“应无所住生其心”语句时,慧能方能牢关大悟。可以说,慧能的整个见性过程仅两关,即前面之顿悟及这里的圆悟。也可以这么说,慧能之重关和牢关是一体而行,可见其悟性的了不得。而所谓的“无所住”为无为境,而真正的无为境即为非思量、非造作之境,亦即当下即是、不落文字之境。在此境地里,空圆,有亦圆,一切万法皆本心所印,唯此境方可了了空有,空圆即有圆,所以才能“生其心”。
因此慧能在听了五祖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后,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心,而“心”为色空之当下了不可得,这就是“当下即是”之更原始些的解读。 “人人尽有这个字,所以不能自见,说亦不信,须是亲见,方能信也,唤作一字法门。”(《大颠和尚注〈心经〉》)八万四千法门,多种方便,皆从此个“心”字流出。“而本自清静,本自不生灭,本自不动摇”皆是自心不立文字、非思量之当体即是境界,有思量,有来去,即有生有灭,有动有摇,即不能毕竟清静。本自清静即能本自具足文字,即能“生万法”,“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坛经》行由品第一)“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坛经》般若品第二)“从劫至劫,手不释卷,从昼至夜,无不念时也。”(《坛经》机缘品第七)“夫《心经》者,未曾举起,已是分明,何须注解。”(《大颠和尚注〈心经〉》)
从上可看出,慧能目不识丁,但能见性,即能现量无师智自然智。神秀饱读诗书,但还只能呈现凡夫智。“是福德即非福德,故如来说福德多。”(《金刚经》依法出世第八)“若福德有实,如来不说福德多。”(《金刚经》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再看《坛经》里,六祖弟子见道之情形,从中可更具体地解读不立文字。
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初谒嵩山安国师,安发之曹溪参叩。让至礼拜,师曰,甚处来,曰,嵩山。师曰,什么物,恁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你即如是,吾亦如是。(《坛经》机缘品第七)
怀让禅师是马祖道一的师傅,属六祖“一花开五叶”之一。是慧能认为之“决定无疑,堪任大事”者。再看其见地,当六祖问其“什么物,恁么来”时,他的回答是“说似一物即不中”,带什么来呢,看似带了一颗心来,但一切了不可得,“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何为不见一法?万缘俱绝,永休我人,毕竟空寂,行如鸟道,坐若太虚。此亦即不立文字之绝来去双运,不生不灭之境,因而,六祖云“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你即如是,吾亦如是。”师再问:“还可修证否?”前者谈到本自圆成,本自具足,何来还问“修证”?原来,见道与证道是两码事,无为果必要有无为因,见道只为证无为果之因,“觉性本圆,妄法本寂,实无所修,但以初悟之人,迷习难为顿息,是以请于无修之中,假说修习方便。”(《宗密注〈圆觉经〉》)佛本是而勤修,惑元无而须断,“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夫。”(《四家语录之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语录》)如何修?但不污染自性,即为修。“若开悟顿者,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坛经》般若品第二)因此,“污染即不得”,即为自心之应物应事过程中的法身显现,不从外修,属于内熏,属内心之清静安住境。随时安住具足相续,方易有自在法身。
永嘉玄觉禅师……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师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觉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师曰,如是,如是。玄觉方具威仪礼拜。须臾告辞,师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师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师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师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师曰,善哉。(《坛经》机缘品第七)
永嘉玄觉亦为六祖之五叶之一,有《证道歌》盛行于世。永嘉禅师参拜六祖前,已“看维摩经,发明心地”,禅之悟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仅差一验证而已。因而,其参拜六祖就显得潇洒多了。因为,其与六祖仅就悟境而言,已是“同此心,同此理”。再者,禅门亦有掺水不实者,试过才知,过招才晓。因而,初见六祖,仅“绕师三匝,振锡而立”,当六祖斥其“生大我慢”时,他言:“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真正出家人,具足智慧,善能分别一切轻重缓急,大行不拘细谨,无常何其迅速,解决生死才是大事。如何解决生死大事?六祖便言:“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在六祖看来,最圆满之解决生死大事,自觉觉他,便是当下安住空寂,毕竟空无去来。而永嘉的见地为自性本自无生,本自寂灭,了义圆境本无来去何有速度?师曰,如是,如是。六祖验证了永嘉之圆顿觉悟之境界,心心相印,心心不异。于此,永嘉方具足威仪礼拜,“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胜者。”(南岳怀让禅师语)至于后者之“本自非动”、“无生之意”、“仁者自生分别”等语句,皆是显示真如境地之如如不动、不立文字,且具圆了智慧之境地。因而,时人称永嘉禅师为“真觉焉”。
与上二例相反之例子,前者不立文字,后者立于文字,亦即有文字相可得,不能如是如是显现无师智、自然智。
僧法达,洪洲人,七岁出家,常诵法华经。来礼祖师,头不至地,祖呵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汝心中必有一物,蕴习何是耶?曰,念法华经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万部,得其经意,不以为胜。则与吾偕行,汝今负此事业,都不知过。(《坛经》机缘品第七)
“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坛经》般若品第二)如来出世,现种种相,说种种法,广辟玄门,目的为诱导群品。“悟在于心,非关六度万行,六度万行尽是化门接物度生边事,设使菩提真如实际解脱法身,直至十地四果圣位,尽是度门,非关佛心。心即是佛,所以一切诸度门中佛心第一。但无生死烦恼等心,即不用菩提等法。所以道,佛说一切法,度我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黄檗禅师传心要法》)《法华经》出现于世,为度群迷,使其了然自心,明白本性,因而,读《法华经》,须口读心行,“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口念心行,则心口相应。”(《坛经》行由品第一)佛是心做,不是口做,心即是无一物可得,心即是不立文字、当下即是。但法达不明此理,执着经论名数分别,“若心取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金刚经》正信希有分第六)“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金刚经》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因而,法达并不见自心如来,不能具足智慧,于是,不能转《法华》,而被《法华》所转。因此,所谓的教外别传,即经教通过言语文字让众生去明自性,了本心如来之无住无得,“汝若得其经意,与吾偕行”,而不是说经教文字的外面另要传什么秘密,若是经教文字的外面另去传什么,如来讲四十九年法,岂不愚痴浪费?有这样的如来吗?只是文字为标月之手指,得“月”而圆满一切,因而得鱼忘筌,得渡忘筏。文字仅是方便度门,因而法达领旨后,“亦不辍诵经”。
神会亦为六祖五叶之一,六祖灭后,其入京洛,大宏曹溪顿教,著有《显宗记》。下面是《坛经》里有关神会的一个片段。
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你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坛经》顿渐品第八)
此情形中的神会,虽知万法皆空,但未能作实际安住,亦即就此段话语判断,神会此时之表现更倾向于文字般若。佛本是自心去做,那得自文字中做。“僧问:和尚为什么说即心是佛?祖(马祖)曰:为止小儿啼。”(《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语录》)在马祖看来,佛法文字仅为止小儿啼之“黄叶”,而解决生死大计之“黄金”是本心,莫错把“黄叶”当“黄金”。再看六祖道“无名无字”,神会便道“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这很明显是倾向于由忆持、逻辑、意言分别而来,亦即其尚有文字惑,尚有文字相可得,更勿论不立文字、非思量境界之如是如是当下安住。释宝志公禅师言:“未了之人,听一言。只如今,谁动口。”因而,此情景之神会,仅为自己带了个“茆盖头”,虽名神会,实未心领神会,所以六祖唤其“知解宗徒”。
《祖庭事苑》五曰:“传法诸祖,初以三藏教乘兼行,后达摩祖师单传心印破执显宗,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不立文字,失意者多,住住谓屏去文字以默坐为禅,斯实吾门之哑羊尔。且万法纷然,何止文字不立者哉。殊不知道犹通也,岂拘执于一隅。故即文字,文字不可得,文字即尔,余法亦然,所以为见性成佛也,岂待遣而后已也。”
中国禅宗,从达摩以《楞伽经》为教授手段至五祖教人念诵《金刚经》便可入道,因而,尽管他们皆如如了知佛是心做,师徒相承之根本在于心心相承,心心不异。但他们从不排斥经教在教人明心方面的重要方便作用。“达摩西来一字无”,如来者,说具体点,其实为心灵的一种圆满自在境界,而要达到此种境界,经教则为极其系统而完善的引导诱发要素。因而“一字无”显示的只是真如境界的不沾不执,亦即不立文字,当下即是。但要达到“一字无”境界,经教的启发度化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菩提达摩以四卷《楞伽经》授慧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道宣《续高僧传·可大师传》)“大师(五祖)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坛经》行由品第一)而到了六祖慧能,由于其特殊因缘显现于目不识丁,由他而始才不特别教徒弟看某部经典,但他从来不说不要文字,屏去文字,因为他亦是由文字,即《金刚经》得见自性的。“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便知一切。”(《坛经》般若品第二)愚痴之人,闻空着空,闻不立文字,便不要文字。法性圆融,具足文字。法身处处,事则从它事,理则从它理,文字则从它文字,本自不缚,其谁求解?“道须流通,何以却滞,心不住于法,道即流通。”(《坛经》定慧品第四)于文字而不立文字,于一切法而不立文字才是究竟,岂遣去文字,方为不立文字?一切法皆是佛法,而到文字就行不通?语默动静皆是本心,皆是本佛,谈话说经就不是本心、本佛?舍利舍宴坐林中,百物不思,唯令念绝,可被维摩所呵。所以如来说,“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金刚经》离色离相分第二十)表明的是说法者,知法如幻,无说法之执,仅假名为说法。并不是如来什么也不说,否则三藏十二部何处而来,说足四十九年大悲度生,难道不算说法?只是不沾于说,不沾于分别,随缘而作。“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坛经》顿渐品第八)所以如来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金刚经》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六祖不立文字,却留有一部《六祖坛经》,达摩不立文字,却有《达摩四观行》等。
还有人认为,不立文字,即是言语文字说不清楚,其认为佛法超越于思想意识,不是言语、文字、理论可以尽其极致之“微妙法门”。这样的言语,把佛法弄得玄乎其玄。我们这么说就清楚了,有文字可得,或者尚有一尘之沾,即不可能现量真如之圆满自在福慧,亦即有极之心不能至无极之境。佛为不立文字当下即是之真如境界,其是法身之无为而无不为,“三身四智体中圆”,弥纶六极,细入无间,在圆满自在之中又如何不能尽其极致地言说、经教、理论呢?若不能具足微妙圆满之文字、理论,又何能“狮子吼,无畏说”(永嘉玄觉《证道歌》),又何能“出没舒卷,纵横应物咸成事宜!”(慧海禅师《顿悟入道要门论》)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陈 燕,广东湛江教育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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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 《名作欣赏·中旬刊 》7期
篇3：六祖与《坛经》思想
六祖与《坛经》思想
《坛经》是浩浩三藏典藉中的唯一一部具有中国特独风格的经典。作为禅宗的重要经典，它所处的时代，正处于中唐诸宗争秀的时期，而且由于慧能本人的弘扬，独盛于晚唐，五代时期，可以肯定它在当时的思想浪潮中的价值和对禅宗的重大影响。
禅是梵语“禅那”DHYANA一词的简称，译为弃恶、功德丛林、思维修等义;新译为则为静虑、禅定，是属於色界的心地定法。印度禅法成为很早在释迦之前《奥义书》中的思想家为了与“梵”合一，从不净的肉体解放出“我”，便采用瑜伽的修定主义,作为甚修行法。瑜伽，为相应之宗，即人与神彼此的相应冥合，从而达到人种冥合之境，便是禅定。后来释迦佛在菩提伽耶的金刚宝座上端坐思维，降一切心魔，成就无上正道。由于应用了此内证之法，所以，?quot;禅那“一法列入六波罗密教纲中。”禅那“一词，在印度是制心于一处思维观法之意，原为一种修炼方法的通称，也就是一种调心、调息、调身的渐进实修法门。佛教中无论是、空、有、大乘、小乘甚至婆罗门教以及外道，各派都以”禅那“为主要修习法;比如婆罗门仙人阿罗迦修”非想非非想“、佛教大乘修”六度禅“、小乘修”四谛十二缘起法“、法相宗”五重唯识禅“、天台宗有”三谛三观禅“、华严宗有”十玄六相法界观禅“、真言宗有”三密瑜伽禅“等等，这些禅的内容与方法虽然修法不同，其层次与意境也有高下区别。然而万流总归宗，其源只至一处，相传昔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指月》卷一。至此禅法如是於一花一微笑的密意中付界下来，这个传说之后遂为禅宗以心传心的承统依，但隋唐间的大师们无此”释迦拈花“的说法，大藏所收的经话中也末记载，唐德宗时有金陵沙门慧炬撰《宝林传》始记此事。此法由迦叶而下，印度禅师代代相传，然而这一传承始终末脱佛教禅观和外道瑜伽的影响，仍以禅定为主要修行法门。后来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将此实证之法，引进一传再传，至六祖慧能之手创立南派顿悟法门，始奠立中国禅顿教的基础。
慧能禅这一系统之所以有中国特色，它与菩提达摩所传之印度禅法有明显不同，印度禅对于”禅“的概念，是从因位渐次修习，以至证果成道，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一步不能差离，称为”渐修禅“，也就是六祖大师之前的禅门主修之法，而慧能所开创出来的禅宗心要,则摆脱了此一禅法，他打破了传统观念，循序渐进的作风，直截了当地明心见性，由本心大体去参本来面目，立地成佛，所谓”见则便见，擬议“即差”，步步皆是菩提，称为“顿悟禅”。
“顿悟禅”也就是《坛经》思想内容的具体体现。《坛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不但在达摩所传《楞伽经》的基础上，吸收了《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思想，主张“真如缘起”。更广泛的吸收了《文殊问般若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十地经论》、《维摩诘经》、《心王经》等诸经的思想，使中国禅宗由真常唯心系而转向般若性空方向。中观的般若性空说，把佛性、真常心统一于人们念念无住的当下之心，以自心性为成佛根本，主张念念无着，不立文字，任心自在，识心见性，顿悟成佛，所以说慧能《坛经》是以真常本有自性的思想为基础，完善了《涅槃经》佛性理论，并且与般若思想相统一，形成一支独特的中国禅--南宗顿禅。
对六祖慧能本人的记载在《六祖坛经、行由品》中说，慧能原是岭南一樵夫，因卖柴路过一户人家，念《金刚经》，而有所悟，《坛经》中慧能自述：
……善知识净听，慧能慈父，本官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在《曹溪大师别传》中记载：……慧能大师，俗姓卢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岁而孤。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
由此得知，慧能当时的家庭情况不好，在社会阶层中处于劳动贫困阶层，生活只能够“市卖柴” 为生。当然、这样也就说明他不可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识字的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蕲洲黄梅县东禅寺参见五祖弘忍，在几句有关出身问答后，令其“ 随众作务” ，于碓房中踏碓，踏碓需力，惠能自嫌身轻，乃系大石着腰，坠令重，一日一夜春米得在十二石米。这样八 个月后，弘忍要传法退位，让人各做一偈，以表自己在修证上的见地。惠能作偈，叫人代笔，因自不识字，但此偈获得五祖认可，并私下传衣钵。在传法时，五祖又为惠能说金刚经，?quot;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大彻大悟。惠能从金刚经而有所悟，至此他后来在弘扬佛法时，也就极力称赞般若法门。<<坛经>>云: 师开座，告大众日∶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密。又曰∶”善知识，若欲 入甚深法界得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经, 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坛经、般若品》)。
虽然禅宗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之说。当日佛传迦叶云：“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诃迦叶。” 但是否禅宗真正不立文字呢? 实则此上妙道，在离言亲证，非文字所能及，故此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quot; 单传佛心即也。之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并非屏去一切语言文字之教义，不过以文字言教为指月之标，渡河之船，以文字即离文字，不为判教之绳索所缚，直达教之精髓。此处往往有些禅僧起误解，不明“藉教悟宗，依教明禅”之理，最后罪归六祖。在《坛经》“行由品第一”中曰：印宗延至席上，征洁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真是不由文字吗?在《坛经》”付嘱品第十“中曰：”既云不立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文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所以，慧能显然是赞成用文字的。大慧珠海禅师有云：经有明文，我所说者，非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得意者超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语言文字，何向数句中求，因而禅宗乃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而在达磨初传禅法，并未言不立文字。因他有《楞伽经》四卷问世，三祖亦有《信心铭》，四祖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五祖有《最上乘论》，六祖自己也有《坛经》问世，何况历代的禅门宗匠都有禅语、开示流传后世。这些例子怎能说禅宗是不立文字呢?更何况在大藏经中的'诸宗部，亦以禅宗所留下的语录文字最多，即是慧能不识一字说，并不等于慧能没有文化。其实，不立文字之义，归纳起来有三点，一，佛教宗旨，在于求解脱，慧能是中唐之人，诸宗竞争激烈，当然对佛教义理研究者特多，但不重实践。所以慧能提倡修行实践，矫正空谈之过，提倡亲证，弥补专事知解之失。二，修行人关心开佛知见，不应执着文字，之所以”不立文字“是以警策”文字乃渡河之舟，标月之指也。“令行人超情离见，摒除语言文字之束缚，体悟不生不灭之本性。三，证悟必须”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因诸佛妙理，实相之法，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非口说心思及文字所能揭述，只有亲自体验证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不立文字，只是”藉教明宗，依教明禅“的权巧方便之说。
《坛经》的理论核心是解脱论。它反对任何理论的空谈，认为解脱从根本上并不是假名安立，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六祖把解脱归结为人心的解脱，所谓若心不解脱，人非解脱相应。所以慧能提倡”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为佛。他认为，自心圆满具足一切，自心有佛，自性是佛，迷悟凡圣皆在一念之中，不必向外寻求，只要识心见性，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便能解脱成佛，如”般若品第二“云：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乃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六祖的禅法体系中，对”心“是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集中体现了南宗顿禅的般若思想特色。比如在《坛经》中，有关心的概念有自心、本心、自本心、妄心、邪心、直心、清净心等等。如”菩提本清净，起念即是妄“，”若言看心，心原是妄，妄如幻故，天所看也“。心是看不到的，只靠个人去体验。六祖认为心的本来是清净的，而在凡夫时，只有在清净的觉悟状态下是清净的，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迷妄。所以，慧能说：无明烦恼与真如佛性本自具足。从而形成烦恼即菩提的说法，而它们二者的关键在于转”心“而没有可断的”烦恼“。对”真心、佛性“的认识《坛经》又云：”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自识本心，是见本?quot;，“识的见性，自成佛道”，“不假外修，但于自心念本心常起正见”，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慧能把自心与本性联起来，从现象的“自心”入手，达到本质的“本性”，也就是“佛性”。所谓的“识心”是用，“见性”是体，从用上见体，从体上显用，体用不二，不即不离。在迷为心，在悟称性，心性同体，而用有别。
对于心性论，慧能作了一个比喻：“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心与性的管系是心无性无以存，性无心无以在，性心依心而居，心必依性而有。所谓“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quot;
慧能心性论的思想导出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宗旨，但慧能对佛性的理解，他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在《坛经》中有五处讲佛性，如”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人即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虽有五处论及佛性，但佛性在《坛经》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大般涅槃经》据二十七说：”佛性者，即是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道种子。“因此，佛性指众生成佛的可能性、因性、种子。《坛经》说”佛性常清净“，是强调佛性本质永恒存在、清净本然。所以佛性也就是法性、本性。《坛经》把自心、自性、真如、佛性、本性的等同，这也就是把众生共同有的、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心等同了。慧能对心性的等同，意味着佛性依靠自身在体悟、实证。但慧能的佛性思想与如来藏思想是有差别的。他把般若实相无相说引用到《坛经》中，从而将真性引向了众生的当下之心，强调佛性的”不二之性“，无可执着。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清净佛性的独立存在，它只存在于自然心念之中。这充分表露了慧能的般若无所得思想。
慧能解脱论的终极目的即是单刀直入的”顿悟成佛“，这也是《坛经》的中心思想。所谓悟，就是任心自在念念不起执着，自心本性自然显现。这就决定了”悟“必在当下一念之中得以实现。”顿悟“说是用般若实相说改造的，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全新概念和修行方法，认识自心本来清净，自性本自具足，心佛众生无差别，从而明心见性、顿入佛地，于刹那间自心等同佛性，便是成佛之时。因此，强调自心的觉悟，把自心的迷悟看作是否成佛的标准。慧能认为，顿悟不假渐修，融修于悟之中。《坛经》多次强调”顿修“;”迷即渐契，悟入顿修“。”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顿是为了突破渐。慧能把迷悟归于当下的一念之心，融修于悟中，顿悟顿修，正是修而无修，以不修为修。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不然，慧能指出：”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又充分体现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特色。但是《六祖坛经》并不是专讲顿悟，而废渐修，其实法无顿渐，所以南北二宗并没有什么不同。所谓”法即一种，见所迟速，见迟即渐，见疾即顿。"顿悟成佛，悟的是自性，是指理上通达明了，而于事相上，还必须经过长时劫的修行，才能圆满福慧，最终达至圣位。这也指出了顿悟之后，还是需要坚持不懈修行，从事相上证位。
慧能顿禅之所以在中唐之后，能够独盛，与当时的其它各派相继衰落，以繁琐的名相探讨文字，最终被不立文字的顿禅取而代之是不无关系的。
纵观《坛经》的思想，慧能俨然是一位佛教实践家，他以佛言佛语作为自己的言行标准，《坛经》思想又与佛法相应，再一次指出佛的言教代替不料亲证解脱，所谓说食不饱，画饼充饥，正是此理。
慧能正是把他伟大的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注入到《坛经》中，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南宗顿禅，而且它以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启迪我们的智慧和净化人心。它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篇4：从《坛经》看“福德”与“功德”
从《坛经》看“福德”与“功德”
《坛经》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之略称，为禅宗六祖慧能于韶州大梵寺坛上所说之法，法嗣法海撰记其师说法之要，是佛家禅宗之重要法宝。这也是我国撰述佛典中之唯一称“经”者。“经” 本意是记叙佛陀所说之法，佛教圣典可总括为经、律、论三藏，经藏乃其中之一。
同时，原始佛教经典的基本型态中，“经”也为九部经、十二部经之一。通常来说，释尊所说之一切教法均称“经”，经所阐扬、诠释之教，称经法、经教，记载经教之书籍，称经典。《坛经》并非佛陀所说之法，而为慧能所说教，亦称“经”，这主要是后人尊敬慧能所说之法，故称之为“经”，非六祖之本意，并不与佛教经义相背。
禅宗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教旨，心性论哲学思想鲜明。《坛经》亦重在倡导心性论，是研究禅宗思想之最主要依据，主要强调的“顿悟”、“见性”、“无相无念”等观念，这是佛家禅宗区别于其它宗派的主要特征，也是我国佛教史与思想史上扭转乾坤、独立格局的关键，充分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思想脉络，特别是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性、民族心理的重大影响。这在“福德”与“功德”的理解上有很好的体现。
暂不究二词之含义，且看《坛经?疑问品第三》慧能大师关于福德与功德的答疑。
“一日韦刺史，为师设大会斋，斋讫刺史请师升座，同官僚士庶肃容再拜问曰，弟子闻和尚说法实不可思议，今有少疑，愿大慈悲特为解说。师曰：有疑即问，吾当为说。韦公曰：和尚所说可不是达磨大师宗旨乎!师曰：是。公曰：弟子闻，达磨初化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磨言，实无功德。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
这说的是一天韦刺史为慧能大师设斋戒法会，法会完毕后，刺史请慧能大师上座说法，韦刺史一行士庶朋友礼拜大师后说，大师所说之法，有疑惑之处，(不可思议的意思是佛法深妙难于理解)还请大师慈悲为怀，解开我们的困惑。慧能大师说，有疑便问，我一定尽力释疑。韦刺史说，大师所说之法是不是与菩提达摩祖师宗旨相同，慧能说是。韦刺史又说：我听过达摩化梁武帝的故事，武帝问达摩说，我此生遍造寺宇，广度众僧，又布施设斋戒法会，我有怎样的功德呢?达摩却说，实际上这没有功德。我对达摩的这种说法不能理解，请大师释疑。这是《坛经》中记载的韦刺史问大师关于“功德”的问题，意思是说梁武帝所作的一切并没有功德，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能算功德呢?这是佛教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佛教的影响与地位，如果这样的行为都不能为自己积累功德，那么我们信奉佛教、践行佛理又有何用呢?对此，慧能没有直接否定梁武帝的行为非功德，而是做了详细解答。
“师曰：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师又曰：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
慧能大师说：这确实没有“功德”，不要怀疑达摩禅师的法语。为什么呢?梁武帝之用心与佛法相乖，佛法所言“功德”是纯粹的、无功利性的，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只是求福，只能说具有“福德”，并无功德，不能将“福德”与“功德”混为一谈。
那么功德到底是什么?与福德又有何异同之处呢?慧能说：“功德”在“法身”中，而不是在修福中所获得的。“法身”为何?法身又名自性身，或法性身，法佛、理佛、法身佛、自性身、法性身、如如佛、实佛、第一身。意即谓佛所说之正法、佛所得之无漏法，及佛之自性真如如来藏。也是证得清净自性，成就一切功德之身，不生不灭，无形而随处现形，又称为佛身。人人本来具有真性、佛性，但由于无明(愚痴)障碍使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使我们执著于世间虚幻的万象，执著于自我，使得佛性难显，认识不到真如佛性。但这并不否认佛性的自性清静，因为佛是已经证得正果了，世界就是不真实的，真如也就是真的象么么一样，这是说世间万象本不是真实的，只是佛性真如之体现。
慧能又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性为何?性乃自性、真如佛性、空也，佛家谓人人皆具佛性，见性也就是要认识到人身本来即具佛性，关键是如何能使佛性彰显出来。平等是德，佛家认为佛所说为法，既是佛所说之法，那么诸法应是平等而无差别的，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都体现的是宇宙本质。无论修行何种法门，都是为了见证佛性，而不是自己的贪念意欲达到之目的，或修行成佛的捷径。所以梁武帝所行之善功是能得到入世间的“福德”，但因其贪念不能取得出世间“功德”。因为在“功德”在“法身”，靠修行证得，不是因功利性物质行为所能巧取的。
所以慧能强调“念念无滞，常见本性真实妙用”，也就是强调人要去除欲念，诚心向佛修行，达到断除无明，以致事事无碍，事理圆融，证见自性清静之佛身。不能臆想修行佛法之妙用，意即证见了清静佛性才能称之为“功德”，而不是做多少善功，得多少福报。因而慧能接着说：
“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不离自性是，应用无染是德。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武帝不识真理，非我祖师有过。”
慧能说：名为功德，内心谦下是功，外行于礼是德。也就是说它是功德，主要是因为内心随顺佛法，离妄念，达虚空法界，证真如佛性;同时又能兼济世间，普渡众生，只有二者结合才能称为功德。梁武帝只是做到了世间之善功，也只能得到福德，他并没有见证佛性，也就不能有功德。
自性建立万法是功，心体离念是德。自性也就是佛性，万法只是真如佛性的体现而已，人也不例外。既然万法是真如佛性的体现，那么人也是虚幻的，即“无我”;但人们并不知晓这一点，所以要建立功德，就必须破除“法我二执”，心体离念，不执著于万象，认识到世界的空性，证得如来真如法身。
不离自性是功，应用无染是德。随顺佛法，见证真如佛性是功;染，意思是染污、不净之意，指烦恼、执著之妄念，及所执之事物等。无染就是超越一切之烦恼、执著，而保持清净之心性。功德意指见证佛性、超脱世俗妄念与执著。
“若觅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轻、常行普敬。心常轻人、吾我不断，即自无功;自性虚妄不实，即自无德。为吾我自大，常轻一切故”。这是说如果修功德能够作做到以上所说的，即修证佛性、断除妄念便是真功德。修功德的人不会轻视他人，尊重众生;如果轻视他人，看不到众生的平等法性，不能断灭我执，就不会有功。认识不到自己的真如法性、空性，也就无德。这样就没有功德，是因为执著的我看不到众生皆是真如佛性的体现，自命不凡，陷入无明海。
“善知识，念念无间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识，功德须自性内见，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是以福德与功德别”。善知识的意思是正直而有德行、能教导正道(佛法)之人，在这里是指功德之人。念念是指世间万象的迁流变化，无间是指要认识到世间万象的迁流变化的.非真实性、空性，即真如之性，念念无间也就是要断除因世间万象而起的烦恼与妄念。心行是因万象而起的变化不居内心(心理)活动，心行平直也就是教导人要认识到世间万象的真如之性是一致的。这样才能算是有功德之人。所以依照佛法修行而能觉悟的人有功，这是出世间的;同时，修身于礼法，教人行佛法、立善功的人有德，此为入世间的。这些也是指上述的善知识者。因而善知识者，功德者乃于自身中见证真如佛性为根本要务，而非布施供养所能够达到的，布施供养只能达到世间所说的福德，而不能达到出世间或佛法所说的功德，这就是福德与功德的区别。梁武帝没有认识到佛法真谛所在而自见真如佛性，而只是布施供养，所以只有福德，并没有功德，这是他不懂得二者区别，而误以为已之行为为功德之举，达摩祖师之言并无过错。
从以上几点的分析来看，福德是世间的，而功德是入世间又出世间的，其比福更高一层面。福德只是于世间行合于礼法，而功德不仅于此，最主要是能见证宇宙世界真如佛性、空性。梁武帝之布施供养只能求得福德而不能立功德，就是因为其是以获得功德为目的而进行的，具有功利性，并且他并未识得宇宙之真如本性、空性，执著于世间万象，以此作为修行的出发点，这与佛法相左，因而也就不能称之为有功德。
篇5：法衣与《坛经》：从传宗形式的演变看禅宗的中国化历程
法衣与《坛经》：从传宗形式的演变看禅宗的中国化历程
在中国禅宗史上,传宗制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佛法以心传心,这是禅宗的根本特点。但作为正宗传替的标志,在传心的同时,还要伴以一定的信物,这便是禅宗的传宗形式。就目前见到的文献看,禅宗先是有法衣传宗,后来又有《坛经》传宗。这种演变的原因何在?它对禅宗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此,学术界、佛教界很少有专门的研究。本文认为,法衣传宗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满足了一代一人的传宗要求;《坛经》传宗则是禅宗独创的中国佛教传宗方式,适应了分头并弘的历史需要。禅宗传宗形式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
一
在佛教史上,付法传衣的说法古已有之。《杂阿含经》卷41中,即有佛付法衣于迦叶的记载:“佛告迦叶,汝当受我粪扫衣。……若有正问,谁是世尊法子,……付以法财?……应答我(迦叶)是。“在禅宗史上,法衣也曾是正宗传承的标志。敦煌本《坛经》中即明确记载五祖弘忍曾想在房廊下画楞伽变相和“五祖大师传授衣法”图,据惠昕等本,该图均为“五祖血脉图”,指禅宗自中土初祖达摩,至慧可,至僧璨,至道信,至弘忍,一代一人,代代单传的法衣传承图。
法衣,是师父向择为继承人的弟子付属佛法,授传正宗的凭信。在《坛经》中,五祖弘忍付法传衣的经过写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先是弘忍令诸弟子“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高徒神秀辗转反偶,思维良久,将心偈写到南廊壁上后,弘忍将神秀唤人堂内,诱说若是汝作,应得我法。神秀坦然承认,没想到五祖立刻变了卦,认为神秀对佛法的理解只到门前,尚未深入堂奥,遂让他且去,“一两日来思维,更作一偈来呈吾,若入得门,见自本性,当付汝衣法。”神秀终于作不出。而不识字的猖獠慧能的一首偈却打动了弘忍,于是“五祖夜至三更,唤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是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法及衣:汝为六代祖,衣将为信禀,代代相传,法以心传心,当令自悟”。“能得衣法,三更发去”。但还是走漏了风声,引来数百和尚追逐,其中有一僧追上,“慧能即还法衣,又不肯取:我故远来求法,不要其衣”。这些记叙,诸本《坛经》完全相同。契嵩本和宗宝本还增添了慧能在广州法性寺遇印宗法师,印宗曾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验明慧能身份的情节。
《坛经》之外,禅宗的许多着作都涉及到法衣,如在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中,即有盗衣的传说:景龙三年(709),普寂禅师的同学、西京清禅寺广济,到韶州来,夜半进六祖居,欲偷传法袈裟,被慧能喝了出去。《圆觉经大疏钞》中也说“法信衣服,数被潜谋”。慧能生前围绕传法袈裟展开的争斗就是很激烈的。
应该说,禅宗史上曾经存在过付法传衣的传宗制度,而且慧能也拥有过法衣,这是可信的。慧能受弘忍付法传衣,绝不是门人为争夺正统编造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举出以下旁证:
1、神龙三年(705),唐中宗征召慧能人京,现存《召曹溪慧能人京御札》中记载:“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并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安”是道安(约581—709),“秀”即神秀,与慧能同为弘忍弟子,都承认慧能密受法衣。
2、开元二十年(732),神会在河南滑台召开论定禅宗宗旨的大会,声称“经今六代,内传法契以印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从上相传,——皆与达摩袈裟为信,其袈裟今见在韶州,更不与人”。
3、《别传》中提到,慧能死后法衣曾被请人宫内供养。上元三年(761),“敕曹溪山六祖传(法)袈裟,及僧行,及俗弟子(五人),韦利见令水陆给公乘,随中使刘楚江赴上都”。“袈裟在京总持寺安置,经七年”。永泰元年(765)“敕杨镒;卿久在炎方,得好在否?朕感梦送能禅师传法袈裟,归曹溪。寻遣中使镇国大将军杨崇景,顶戴而送。传法袈裟,是国之宝,卿可与能大师本寺如法安置”。值得注意的是,在神令北上为慧能争六祖正统时代,关于禅宗正宗争夺是很激烈的。慧能后传法袈裟的去向一直众说纷纭,但对于慧能承法受衣之事,却未曾在禅宗经典、特别是北宗经典中见到任何异议。这说明,慧能接受弘忍的法衣是禅宗各派的共识。
二
作为禅宗传承的标志,为什么法衣自慧能以后就不再传了呢?这确是禅宗史上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一般资料显示,停止法衣传宗的主要原因是避免争执。敦煌本《坛经》中,慧能在寂灭前明确告诉门人“衣不合传”,契嵩本和宗宝本则直接增添了弘传衣慧能时的郑重嘱咐:“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神会在《南宗定是非论》中说“因此袈裟,南北僧俗极甚纷纭,常有刀棒相向”。贾悼撰《扬州华林寺大悲(灵坦)禅师碑铭并序》:“及曹溪将老,神会曰:衣所以传信也,信苟在,衣何有焉!他日请秘于师之塔庙。以熄心竞。传衣繇是遂绝”。圭峰《圆觉经大疏钞》说:“缘达摩悬记,六代后命如悬丝,遂不将法衣出山。”
避免争端无疑是法衣停传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形式原因,外在原因。一代一人的法衣传宗制度的消亡还有深刻的思想背景,这个过程是与佛教的中国化分不开的。一脉单传的传宗制度的主要作用是维护禅法的纯正性和持久性,使之不致变质、断灭。每一代都有一位大师作为佛法的表率和准绳,具有解释经典的权威性,担负着摄守和护持佛法的责任,代表着佛法的正统。禅宗在中国创立。从达摩到弘忍都采用了这种传宗制度,没有引起太大争议。但自慧能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地融合起来了,固有的禅宗思想已不能满足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传统的禅宗思想发生变质,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化的佛学经典慧能《坛经》中。作为佛教中国化的结果,慧能以后的禅宗成了真正的中国佛教,在基本精神上它尤重主体佛性自觉,与印度佛学的主旨颇为不同。对佛教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必使信徒由思想认识的不同引出宗派的分化。对于何种诠释更符合佛祖本意的问题,自慧能时代始便成为禅宗的一个争论焦点。当年五祖弘忍传佛法时,选择了慧能,认为慧能的偈更合佛法大意,然从神秀后来成为“二京法主,三帝国师”,雄峙北方的局面看,神秀对佛法的理解无疑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再往后,禅宗出现五家七宗,对禅法的理解也就更加见仁见智了。到底谁的思想真正合乎正统呢?合乎正统便是最高的追求吗?这些问题从慧能开始便不断受到禅门信徒的挑战。弘忍极其敏锐地直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嘱付慧能不再传衣,也就是说,自慧能开始,一代一人、单脉相传的`传承制度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多样化,已经不再适合时代的要求了。禅宗已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这样,禅宗的传法制度便由法衣单传改变为分头并弘,这就有了禅宗的《坛经》传宗。从历史上看,神会后来被敕定为七祖,已起不到摄导大众、统领禅宗的实际意义,而后来的南岳、青原诸门就更无人称什么八祖、九祖了。可以说,一代一人的法衣传宗制度自慧能以后便在中国寿终正寝了。这是佛教思想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三
从慧能开始,禅宗在向弟子们传法的同时,并传一卷《坛经》,并注明去处年月日、姓名,作为正统的依约。没有《坛经》,即无禅宗禀承。这样,《坛经》就不仅仅是代表慧能思想的着作,而且是禅宗正宗的仿据,具有和法衣一样的象征功能。这便是代替法衣传宗的《坛经》传宗制度。法衣只有一件,只能单传,而《坛经》则可以大量抄写,《坛经》传宗适应了禅宗分头弘化的需要。
从敦煌本《坛经》的格局看,该本即明显具有传宗依约的功能,而绝不仅仅是慧能的大梵寺讲经纪录。该本在一开头介绍全经基本情况时,即写明:“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禀承”。全经的最后一句是:“如根性不堪,材量不得须求此法,达立不得者,不得妄付《坛经》,告诸同道者,令识蜜意。”在经的结尾部分,还注明了该经当时的传承血脉:“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如付此经,须得上根知,心信佛法,立大悲,持此经,以为传承,于今不绝”。这些内容说明敦煌本《坛经》具有传宗标志的性质。
敦煌本《坛经》对于《坛经》传宗的内含、形式、作用以及当时的实践都有明确的界定和记述。经中写道:“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约,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去处年月日姓名,递相付嘱,无《坛经》禀承,非南宗第子也。未得禀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终不免诤。”这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坛经》传宗图;众弟子在曹溪修禅,至某弟子开悟了,师父赠其一部《坛经》,同时在经上写明该弟子的弘法去向,离开的年月日,以及弟子姓名,或许还可以盖上曹溪的印章。弟子拥有此经,便证明自己为禅宗正统。以后有了自己的寺院,亦可以如法炮制,递向下传。慧能灭度前,已将《坛经》分头弘传,敦煌本载:“大师言:十弟子,以后传法,递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禀授《坛经》,非我宗旨,如今得了,递代流行,得遇《坛经》者,如见吾亲授。拾僧得数授已,写为《坛经》,递代流得,得者必当见性”。
从敦煌本《坛经》看,当时禅宗诸门实际上已经接受分灯接席的《坛经》传宗制度。慧能临终前向门人法海等解释说:“若据第一祖达摩颂意,即不合传衣,听吾与汝颂。颂曰:……吾本来唐国,传教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叶”者,世也,“五叶”即五世。五祖在此说“一花开五叶”,即标志禅宗由初祖达摩至六祖慧能共五传,以后百实皆成,不必一代一人地传承了。敦煌本《坛经》还明确记载了慧能灭度前分灯传席的情景:“大师(指慧能)遂唤门人法海、志诚、法达、智常、志通、志彻、志道、法珍、法汝、神会,大师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吾数汝说法不失本宗。”后来的诸本《坛经》都延续了这种说法,表明新的传宗制度已被认同。
神会一系对《坛经》传宗的实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年神会北上中原责难北宗、确立慧能的六祖地位时,最有力的工具就是法衣。神会可以用法衣确立慧能的六祖地位,但他的门下却无力以之为神会争得七祖的地位,因为神会没有法衣。怎样才能确定神会的法统呢?神会门人自然会想到《坛经》的传宗制。一般认为,目前所见的敦煌本《坛经》是经过神会一系纂编的,神会一系手中有一册曹溪正传的《坛经》应该说没有问题。也正是由于此原因,神会一系竭力鼓吹慧能衣不再传、《坛经》传宗的思想。这从客观上推动了禅宗新的传宗制度的确立。当然,法衣传宗和《坛经》传宗的最大区别是单传和分传,禅宗门人可以为其争得七祖的地位,但争不来惟一正统的地位。神会死后被敕为七祖,主要是政治原因,而无前六祖那样的宗教意义了。
《坛经》传宗是禅宗思想发展的结果,它为禅宗在中国社会的生存、流传和普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印刷术产生以前,佛教经典的保存和传播主要靠抄经,礼敬佛法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也是抄经,这作为佛教日常生活的一种风气一直延续至今。在禅宗的发展史上,付嘱一部《坛经》作为正统依约的方式,无疑有助于该经的保护和流播。即对一般佛教徒抄经求福而言,《坛经》的这种特殊地位也会刺激人们的抄写欲望。作为一部中国和尚富于独创性的经典,如果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扩散、赢得大众,那么在汗牛充栋的印度原典面前,它是很难产生它后来那样大的影响的。
《坛经》传宗制度的确立,还为后代信徒损益增减提供了方便,成为禅宗后来百花齐放的一个条件。一代一代的高僧大德在传承《坛经》的过程中,自然会根据时代的需要和自己的理解不断改编它,并因此构成自己宗派的特色。如果没有《坛经》传宗的制度,我们很难设想今天能看到数以十计的《坛经》版本。《坛经》版本的发展是禅宗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坛经》传宗制客观上激发了历代禅宗信徒的理论创造欲望。
《坛经》传宗是具有中国风格的宗教传宗制度,是中国僧人聪明智慧的体现。它后来演变为禅宗的“法卷”传法,一直沿用至今。法卷传法的仪式是:法师——传法者登高座,法子——受法者礼拜、长跑、合掌。传法者宣读法卷,然后将法卷交给受法者。法卷的内容是:先称列七佛,次从西天初祖大迦叶,到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即东土初祖,再到六祖慧能。每祖之后或有付法偈。下面属于某宗,便又从其第一世列起,直至当今。如传法者为临济宗,那就从南岳怀让到“临济正宗第一世临济义玄法师”,这样的二世、三世,一直列到当前的传法者——“临济正宗X X世X X X禅师”。法卷付与法子,说一付法偈,然后记上年月日。显然,这种传宗方式与《坛经》中记载的传宗方式是极为相似的。这说明了《坛经》传宗制的深远影响。
当然,《坛经》传宗的宗旨仍是心法相传。佛法以心传心,是内容,《坛经》付法是形式。如果过分强调传法的形式,就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这一点在神会一系采用《坛经》传宗不久,便受到时人的批评。韦处厚在《兴福寺内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中,就说:“洛者曰会,得总持之印,独曜莹珠。习徒迷真,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禅矣。”这恐怕是神会的弟子为扩大影响,放松了标准,忽视了密传心印,专注于《坛经》付法的形式,而引起不满了。就禅宗的发展而言,这或许是一个难以消除的矛盾:对学法者要求过严,或会曲高和寡,影响发展;反之则又可能南郭云集,成了通向佛国的廉价门票。
篇6：《六祖坛经》的自性与自心
《六祖坛经》的自性与自心
六祖慧能大师的禅学中，把自性与自性同起来，说明了人人所共同具有的、永恒的、绝对的、无所不在的心，即自性，与自心是同一的、同体的。
一、序言
中国的禅来源于印度，禅译为静虑，也译作弃恶、思维修、功德丛林，是一种修学方式(1)。中国禅发展至六祖慧能大师而形成禅宗，使其面貌焕然一新。六祖慧能大师对禅宗的改革，是在佛学基础上，更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哲学思潮而发展，从诸佛提出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与六祖慧能大师提出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2)相对应。这四句话可以说明是六祖慧能大师创立的南宗不仅是沿着佛教中国化的道路进一步发展了心性之学，而且融摄了中国传统的儒道之学。这一点从《坛经》中明显看得出。因而可以说《坛经》的内容丰富而又复杂，它本来以真心常唯心系的思想，在达摩祖师所传《楞伽》的基础上，吸取了《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思想，主张“真如缘起”。广泛地吸收了《文殊般若经》、《金刚经》、《法华经》、《涅槃经》、《维摩诘经》等诸经的般若思想(3)。用般若性空作禅学理论，不执著言相文句，即不立文字，落在实在的禅行生活，任心自在，自要无碍，突出当下一念“心”，顿现真如本性。所以六祖慧能禅学思想由以空融有，空有相摄为理论基础，以即心即佛，自在解脱脱我解脱论，以识心见性，顿悟成佛为修行观。所以《坛经》都以自性、自心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二、自性与自心
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中提出关于自性的说法就达五十处之多，那么何谓自性呢?自性指诸法各有其不生不灭的自性。即一切现象的本体或一切心相的体性(4)。六祖慧能大师闻《金刚经》而言下大悟，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因而慧能大师说：
“想不到吾人自性是这样清静的，从不受污染;想不到吾人自性本来是不生不灭的;想不到吾人自性三自圆满具足一切，从来不曾缺少;想不到吾人的自性是不动不摇的，而如如不动;想不到吾人自性能生起万有诸法，诸法原是从自性生”(5)。
人人具有自性，何必另外去求，也就是说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所以在六祖慧能禅法系中主张“佛性”即“自性论”，而其实质性即是心性论，也就是说解脱的关键在于“自心”的“迷”与“悟”，即：“前念迷即是凡夫，后念即是佛”。从而形成禅师宗的
“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
所以把修行落实在自身、自性、自心上，不假外求。六祖慧能大师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心中，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6)。又说：
“菩提本清净，起念即是妄”、
“如言看心，心原是妄，妄如幻故，无所著也”(7)。
“心”在慧能的禅法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它不仅是整个解脱的'理论基础，而且集中体现了南宗禅特别的般若思想。因而在《坛经》中论述心的学说时，阐述了很多关于心的概念，如：“本心”、“自心”|“自本心”、“妄心”、“邪心”、“直心”、“清静心”等。由此可见“心”的重要性，那么“心”又是什么呢?“心”主要是指人们的心理活动，精神现象，个人的内在生命体。“心”的本来状态是清净的，而凡夫只有在清净的觉悟状态下才是清净的，而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迷妄的。在这一点上，慧能大师吸收了《起信论》的一心二门之说，视世间人之心即真心，清净觉悟，真心同时也是妄心一起，污染烦恼也随之而起。因而慧能大师认为无明烦恼与真如佛性本自具足。故说：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净心在妄中，但正除三障”(8)。
也就是烦恼即菩提的说法。因面二者之间区别在于一个转“心”与没有一个可断的“烦恼”。所以说迷起一切烦恼，烦恼也不离此心。一旦悟便起无边的妙用，妙用也不离此心，妙用烦恼，功用虽殊，但在迷在悟，此心不异。欲求佛道，须悟此心。迷悟之心也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也是慧能禅学的根源，也是禅宗核心思想的根源。慧能大师对心的这个概念，认为“心”并不能表达“真心”。“心”是对凡夫而言，“真心”是对悟后而言。因此《坛经》在涉入到“真心”、“佛性”等问题都用性来表达。慧能大师说“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自识本心，是见本性”(9)。又如“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不假外修，但于自心令本性常起正见，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由此可见，慧能大师的禅学是把自心与本性相结合在一起，由自心入手到达本性”。由此可见，慧能大师的禅学是把自心与本性相结合在一起的，由自心入手到达本性，即自性的领悟，也就是真如佛性的领悟。即识心见性，识心为用，见性是体，从用上见体，从体上显用，体用不二，不即不离。在迷为心，在悟为性，心性同体，而用有别。
三、自性与自心的关系
自性与自心的关系如何呢?从以上分析可知，心与性的关系是对立、统摄、同体、依存与同一的关系。从慧能大师禅学中的心性论来看，如：慧能大师形象的比喻说：“心即是地，性是王，性在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10)。从这句话来看，似乎心与性一分为二，其实是在说明心与性的依存关系。心无性无从存，性无心无从在，性必依心而居，心必依性而有。因此，欲见本性，必须识破自心，才能使自心顿现真如自性。所以，在《坛经》中有时说“心是佛”，有时说“性是佛”，有时说”菩提即烦恼，烦恼即菩提。其实无非是强调“心”与“性”的关系，同时也强调从心开发自性。即“识心见性，顿悟成佛”。以此来说明，众生语悟解脱来说心与性是同一的，又从含容万物来说“心”与“性”也是同一的，万事万物皆是心性所显现。
慧能大师禅学的心性信纸中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11)原旨中，见性指的是何义呢?见性就是开发自性，彻见自己的本来面目。即心性，自觉到本来具有的佛性。在《坛经》中用自性二字占主导地位，“自性”与“清净心”、“本心”、“如来藏”、“真如”、“实性”等词相结合起来。如：
“性含万法是大，万法是尽是自性现(12)”。
又如：
“佛性常清静”。
来强调佛性质永恒存在，清静本然“。因此可以说“佛性”即“自性”、“法性”，“佛性”和“法性”本一体。也就是说“佛性”即是“自性”、“本性”、“法性”。关键区别于体悟时名为识心见性，见性之后名自性。以此可以说明自性的本质，即自性是“清静性”、“自性”、“真如性”，自性是智慧性，自性是空寂性，自性含藏性。又从其功用上说自性含万法，自性能观照万法，自性思量万法，自性生三身佛。也可以说自性具有清净的智慧和功用，也能超越一切而又具足一切的实体，是事物的本体，生命之主体。
四、结论
六祖慧能大师的禅学中，把自性与自性同起来，说明了人人所共同具有的、永恒的、绝对的、无所不在的心，即自性，与自心是同一的、同体的。这样就进一步把佛法落实到众生当中，使人们更容易掌握自修自悟，自证的修行方法。慧能大师又从般若实相、无相将真性引向当下之心，强调“自性”与“自心”、“不二之性”，无可执着，须一切善恶都思量，任运自心，清净自性，自心便也自然显现出来。
篇7：《六祖坛经》与禅文化的影响
《六祖坛经》与禅文化的影响
历史上，虽然《楞伽经》和《金刚经》都曾是禅门印证心法的重要经典，但真正称得上是禅宗宗经的则是《六祖坛经》。《六祖坛经》的问世也是南禅顿教形成的标志。它的出现是佛教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使“胡气”十足的佛教变成了中国风味浓郁的禅宗。禅宗一经问世就很快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风靡朝野。它不仅使神秀北宗的后继者“普寂之门盈而后虚”，而且形成了“致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的昌盛局面。“会昌法难”之后，天台、慈恩、密等诸宗衰绝零落，唯独禅宗一花五叶，烂漫盛开于山野林下，繁衍不绝。直到今天，若问起汉地佛教寺院僧尼的法脉，十之八九，大多属禅宗。
禅宗及其宗经《六祖坛经》不仅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禅宗破除迷信，自强自立，自己的命运自己主宰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许多误解佛教的人以为佛教相信命运，而且以为佛教所言无非是要人们不要反抗，不要努力，一切听任命运的安排算了。其实，这是对佛教最大的误解，更是对禅宗的最大误解。佛教的确相信命运的存在，但佛教更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而改变命运不靠神，不靠仙，甚至不靠佛、菩萨，只能靠自己。只不过在佛教的术语里，命运称为“业”或“业力”，一个人的业力决定其命运。而在改变命运，自强自救这一点上，禅宗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尤为深刻。
禅宗认为人的生活现状是由过去所造之业力(即命运)所决定的，过去的命运已成过去，已不可改变，但未来的命运却掌握在自己手中，所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而要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就必须靠现在的努力。在传统的佛教思想里，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或业力，除自己努力修持之外，还必须佛、菩萨的接引、加被。而惠能所创立的禅宗则完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完全靠自己的觉悟，而觉不觉悟，则主要靠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你不认识自己内心所潜在的清净佛性，你不觉悟，佛、菩萨也拿你没办法。在《坛经》里，惠能大讲特讲人的价值，极力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向人们宣称：“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世人性本清净，万法尽在自性。”“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人本来就具有这种只有佛才具有的最高智慧。而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开发、发掘人自身所具有的这种智慧，而且这种智慧的开发完全靠自己，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所谓“自见本性，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并反复告诫其座下徒众，“念念自净其心，自修其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
强调自见本性，自修、自行，自成佛道，成为历代禅师接引后学的主要思想，禅师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如破口大骂，当头棒喝，讲公案，参话头等禅宗特有的方式，就是引人开悟，洞见自身本有之佛性，觉悟成佛。
佛教重视因果律，认为任何事物的出现、发展、灭亡都有其前因后果，并用三世因果的理论解释宇宙人生。对于一个人来讲，什么是三世因果呢?人本身在这个因果链中起什么作用呢?有一位禅师用一首偈言简意赅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若问过去因，今生受者是;
若问未来果，今生做者是。
意即你今天的状况是你过去的因所造，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决定着你未来的命运。因是你自己造，果也同样得你自己受，旁人无法改变，而你未来的命运究竟如何，决定于你现在所作所为。你无恶不作，必定要承受恶果;你行善积德，一定会结出善果。你的未来命运是好、是坏，是恶、是善，全掌握在你自己手中。佛、菩萨，祖师大德的作用只能起导师、引渡人的作用，告诉你，路该怎样走，河该如何渡。而真正一步一步地走出去，一桨一桨地渡过去，则只能靠你自己，别人是无法代替你的`。
有许多误解佛教，误解禅宗的人，以为头磕得多，香烧得多，钱财布施得多，功德就越多。其实敬礼佛陀，烧香磕头，其目的是要引发你的虔诚之心，让你摆脱束缚，认识本心。绝非在你心中建造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威，束缚你的思想、左右你的言行。为矫正人们的这一误解，临济宗祖师义玄才说出了让世人震惊不已的话语：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乍一听，难以相信这些狂妄之语出自禅师之口，这样呵佛骂祖，非经毁佛的言行，其目的就是要人们相信自己，不要迷信权威;要冲破任何思想束缚，解放自已的自性，形成反对偶像、轻蔑教条的禅门风气。可以说，自立、自主、自强是禅给中国文化最大贡献，一代一代的祖师大德用这种信念和言行影响社会的精英以及普罗大众，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民族要继承和弘扬的精神财富。
其次，禅宗倡导人间佛教，主张和谐相处的思想和传统，为营造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粮宗教都比较注重彼岸世界，关心人死后的世界，这是正常的，否则，就难以称其为宗教。佛教也不例外。传统的佛教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有远在彼岸的涅槃世界才是真实而有意义的，只有彻底否定现实世界，认识现实世界的虚幻不实，才能往生永恒的彼岸世界，与此相应，在修道方式上提倡出世隐迹的“头陀行”，所谓“居必兰若，行必头陀”。主张远离尘世，隐迹林岩进行苦修苦练，以求得个人的解脱。因此，佛教给人的感觉是具有强烈的出世色彩。近代从太虚大师提出的“人生佛教”，再到赵朴初会长和中国佛教界探索的“人间佛教”，就是为了矫正这种只重生后不重生前的出世倾向。而要探寻“人间佛教”思想的源头，则非禅宗莫属。
《六祖坛经》中有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偈语：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这一偈语鲜明反映了禅宗的人生观，指出佛法不在天上而在人间;佛法要教化、开悟的不是天仙地神，而是人间众生;觉悟成佛的场所不在天上，而在人间。离开人间，离开生活去寻求所谓的觉悟之道那等同于寻找兔子的角，了不可得。
对于那种离世索居，静心看坐，欲求个人解脱的行为，惠能明确加以批判：“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与语，为邪见故。”离世独处，不理世事，独坐枯禅，在惠能看来就是“邪见”。欲修佛道，也不一定要离世出家，只要发心向善，在家同样可以获得正等正觉。因此，在修道是否一定要出家的问题上，惠能明确表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并认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正因为倡导“入世”的修道方式，强调行、走、坐、卧皆是道场，惠能对那种远离生活、隐迹山林、潜心坐禅、起心看净的修道方式持否定态度。
强调入世，就必然涉及到如何与社会相处。禅宗在这一点上，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并影响了我们民族的世风民情。中国的儒家重视社会秩序，提倡人与人之间协调相处，但儒家同时亦强调名份、等级。佛教也重视社会的协调，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但这种协调、和谐的基础不是名份，不是等级，而是平等。佛教不仅倡导人与人之间平等，而且强调“众生平等”，众生包括所有动物在内，即不仅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也要和谐相处。
作为强调入世的禅宗，对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主张。禅宗认为，作为人，无论男女、凡圣、穷富、智愚、丑美、僧俗，其先天所具有之清净佛性是平等不二的，其成佛的根基完全相同。内在的佛性是根本，外在的差异是次要的，因此，无论任何人，都不可轻悔别人、歧视别人，不能只看到别人过失，而应时时反省自已。《六祖坛经》告诫修道人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发现别人缺点易，反省自己的不足难，这正是人性的弱点。故惠能告诫修道之人，不要总盯着别人的不是，只有除却非难别人之心，才能打破烦恼束缚。
皈依佛教者都要修行。什么叫修行呢?简而言之，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摒除错误言行，使之归于正道。对于在家居士如何修行，惠能以偈答曰：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取火，淤泥定生红莲。
能做到孝养父母、上下相怜，尊卑和睦，忍让谦和，那还持什么戒，修什么禅，分明已步入成佛之道。这些不也正是我们今天创建和谐社会所需要提倡的道德风尚吗?禅宗的这些理论和传统正是我们今天重建道德体系，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资粮。
第三，禅宗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智慧滋润了独著特色的岭南文化六祖生于广东，除短短的八个月到黄梅受法之外，一生弘法于岭南。可以说岭南是禅宗的发祥地。岭南养育了这样一位开宗立派的佛教大师，同时也受益于他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
惠能反对离世隐居，主张行住坐卧皆是道场，认为生活中处处透着禅机，只要放下执著，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触发灵感，洞见本心。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因此，禅师们弘法传教，很少板起面孔进行说教，而是寓教于生活之中，或开示或棒喝，或讲公案，或参话头，或普请出坡，或挂褡参访，无不充满生活的情趣。禅宗虽然崇尚精神解脱，心灵自由，但在民族气节、民族大义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决不含糊，有其坚守的道德原则。这一点在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明清易代之际，广州惨遭屠城，数十万无辜市民被杀，清初，那些抗清失败或不愿与清廷合作的岭南遗民，“一声长啸出红尘”，带着满腔的孤怀遗恨，披上袈裟，遁入空门，形成“十年王谢半为僧”的局面，他们中有进士、举人、诸生、隐士和布衣，一起聚集在曹洞宗三十三传法嗣天然和尚的座下，造就了岭南禅宗发展第二个高潮，形成了“海云诗派、海云书派”等影响深远的学术派别，为岭南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和活力。总之，随着禅宗在岭南的发展，随着禅宗文化的普及。禅门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智慧对岭南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岭南文化务实而不保守，既遵守一定的原则，又不为规则所缚;岭南人相信鬼神，敬奉天地，拜祭先人，但独立自强，提倡个人奋斗，遵奉爱拼才会赢的人生理念;广东人宽容、谦和，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相信和气生财;岭南文化富有生活情趣，对节日庆典特别重视，无论生活多么紧张，节日里的活动都会安排得中规中矩。这些独具岭南特色人文精神或民风民俗，我们都能感受到禅宗文化的影响。今天，进一步发掘和弘扬禅宗文化的思想精华，对重建岭南文化，建设文化大省，应该说，只会有益，不会有害。
第四，禅文化是联结海内外、教内外的特殊纽带，为广东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文化交流甚至海外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难得的桥梁和机缘。
禅宗虽然发源于广东，但到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国际性的佛教派别。历史上，禅宗曾是联系日本、朝鲜、越南、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文化纽带。这些国家的佛教信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广东参学拜祖，将禅宗思想介绍回自己的国家，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禅宗派别。近代以来，太虚、虚云等大德曾长期驻锡广东，振兴禅宗道场，培养禅门新秀，并到海外弘法。今天，其徒子徒孙，已遍布海内外，广东佛教界与海外佛教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法缘、人缘、地缘关系。
禅宗不仅在亚洲信众众多，而且已进入西方社会，拥有了一批金发碧眼的洋人信徒。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们对于神密的东方文化，对于独著特色的禅宗越来越感兴趣。而广东作为禅宗的祖庭所在地，每有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禅门弟子到这里，朝山拜祖，或交流参修心得，或探讨学术问题，各种禅修团体，各种禅文化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先后成立。这些因禅宗或禅文化而形成的种种联系，对广东来说，都是一种宝贵的无形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广东的对外交流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篇8：《六祖坛经》中的“自性”与“佛性”
《六祖坛经》中的“自性”与“佛性”
“自性”和“佛性”是《六祖坛经》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其中犹以“自性”概念在《坛经》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令人瞩目。在《坛经·行由品》中，六祖惠能就谈及其悟到“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并向五祖弘忍说到：“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要对“自性”和“佛性”进行分析，不妨先分析“性”字在汉语中(主要是在中国古代哲学领域内)的意义。“性”最初的意思是生命、性命。在孔子那里，“性”是人类具有的共同道德原质。到了宋代，朱熹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张载和二程的人性二分论，视人性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结合，人的“天命之性”相同，然“气质之性”却各异，而人性中复杂的善恶关系也依此二元来做解释。[1]
在《六祖坛经》中，“自性”和“佛性”含义并无根本的不同[2]，《坛经》强调之重点是“自性”的迷与悟，如《坛经·付嘱品》所言“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同样，对于“佛性”，《坛经》称：“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坛经·疑问品》)但是在具体语言使用上，二者依旧存在一定的差异，下文中将进一步对此问题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佛性”概念的发展及其在《坛经》中的运用
在印度佛教的思想传统中，“佛性”一般解释为佛陀的状态或成佛的依据。早期佛教文献中较少探讨佛性问题，根据《究竟一乘宝性论》，汉译“佛性”一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佛界，即佛的界性，或可称为如来的本质体性。二是佛种性，以此来区别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三是佛藏(如来藏)，比喻众生皆有尚未成就圆满的成佛因子，就像胎儿尚在母亲的子宫当中一样。
《六祖坛经》中的佛性主要用来强调离开一切语言名相的分别。在《坛经·行由品》中，惠能引用《涅?经》称：“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在《坛经·忏悔品》中又云：“除真除妄，即见佛性。”
在《坛经》中惠能初见五祖弘忍时，师徒二人有这样一段对话：“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獠，若为堪作佛?’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惠能的时代，岭南虽然在传统上被视为蛮夷之地，但北方移入之人已大为增多，汉化程度不断增加，与北方的联系也日益紧密，然而北方人对岭南居民的歧视却依旧盛行，而惠能自己又是“严父本贯[3]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因此对惠能这样从北方迁来却又被视为南蛮的人而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坛经·疑问品》)的思想或许就有更大的影响号召力，惠能一系的禅宗思想在岭南兴起、于当地受到欢迎，客观上可能也与这样的历史背景有关。
从思想的传承来推测，《六祖坛经》中有关“佛性”的论述与元魏菩提留支译的《入楞伽经》应当有密切的联系。从禅宗所宗的东土初祖菩提达摩到弘忍，据称都是以《楞伽经》印心，此门诸师也称“楞伽师”。在《入楞伽经》中佛云：“而如来藏无所分别寂静无相，说名如来藏。大慧!未来现在诸菩萨等，不应执著有我之相……彼法无我离诸一切分别之相，智慧巧便说名如来藏。”[4]另一方面，《坛经》上所言的佛性观点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受魏译《入楞伽经》的影响，而且和《大乘起信论》有一脉相同之处，可以说三者在思想上有较为紧密的联系。然而按吕澂先生的观点，魏译《入楞伽经》存在着不少关键性的翻译错误，但却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导向。例如经文中讲：“如来藏不在阿赖耶识中，是故七种识有生有灭，而如来藏不生不灭。”吕澂先生对勘梵文后认为此句翻译有误，给人造成一种如来藏与藏识有所区别的误解。《六祖坛经》中可能也受此经如上观点的影响。《坛经》中不止一处谈到心、自性生起万法，如“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坛经·忏悔品》)然而对于佛性，《坛经》则从不作这样的论述，而是着重强调不能用分别心以概念来把握，因为佛性本“不二”，这也是我所找到的《坛经》中对自性和佛性使用上的惟一明显区别之处。当然，这也可能纯粹是一种巧合，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坛经》是刻意地对“佛性”和“自性”做这样的差别使用，也绝不意味着两者在《坛经》中被对立、割裂开来，相反，从《坛经》的总体风格来看，它的特点是糅合佛教内部各种本来并不完全兼容的思想，巧妙地宣称一种统一但又不繁琐的理论体系，而不是纠缠于彼此相互之间的可能冲突之处。另一方面，就《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而言，则可能更为复杂。《大乘起信论》以一心为基础，统摄所有名相概念，由“一心”开出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心真如门”又名“不生不灭门”，是从宇宙万法的理体方面说的，而“心生灭门”则是从万法的现象方面说的。 与此相似，《坛经·般若品》也提出“万法尽在自心。”又云：“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净心在妄中。”
二、“自性”概念的发展及其在《坛经》中的运用
在《坛经》中，“自性”的使用要比“佛性”复杂。对于“自性”，《佛学大辞典》解释为：“诸法各自有不变不改之性，是名自性。”[5] 而另有辞书则解释成：“诸法各自有其不改变不生灭的自性，故一切现象的本体或一切心相的性体，叫做自性。”[6]
从佛教典籍来看，“自性”一词在印度古代佛教思想圈内外被广泛使用和解释，其中既有被视为不如法的外道之观点，又有被教内某些宗派所用，藉以构建本宗之理论的情况出现，对其解释则既令人费解又不尽相同。就外道之说而论，有作为数论外道的二十五谛之一的“自性”，对此《成唯识论述记》第四卷二十页云：“自性者，冥性也。今名自性，古名冥性，今亦名胜性。未生大等，但住自分，名为自性;若生大等，便名胜性，用增胜故。”此书又云：“自性本有，无为常住;唯能生他，非从他生。”数论自宗的《金七十论》则说：“本性(按：即自性，下同)无变异，‘大’等亦‘本’变。十六但变异，知者非‘本’变。本性者，能生一切，不从他生，故称本性。本性能生于‘大’等，是故得本名。不从他生故，是故非变异。”在佛教的思想阵营里，也有从正面立“自性”的，如《大毗婆沙论》：“此是犊子部宗。彼部师执世第一法信等五根以为自性。唯此五根是自性善。”而《大毗婆沙论》作者自己则称：“自性云何?答：‘无漏慧根。’” 而另方面，一些典籍则根本反对“自性”之说：“自性即是自体，众缘中无自性;自性无故不自生，自性无故他性亦无。”(《中论》)在其他佛教经典中，“自性”也作为标志诸法之统一性的概念而拥有其在语言层面上的合法地位，如《占察经》云：“一实境界者，谓众生心体，从本以来，不生不灭，自性清净，无障无碍，犹如虚空。”[7]
在《坛经》中，惠能称：“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有的译本将这句翻译成：“自性没有一念不‘是’，没有一念痴迷，……自性由自己觉悟。”[8]《坛经》又说：“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坛经·顿渐品》)
不能将自性执著为实有，这是《坛经》与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思想的一个挂勾之处。在《坛经·般若品》中，惠能将自性比喻成虚空，自性像虚空一样能含万法，并称“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从这个角度讲，《坛经》也主张从否定的角度去阐述没有实存的自性，由此破斥对实有之物的执著。不过《坛经》的.关注重点，并不是通过理论上的逻辑推理来破除对作为思辩概念的实体化的“自性”的执著，相反，如前文所述，《坛经》还宣称“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 这些话与其说靠近初期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思想，不如说更接近于《大乘起信论》染净一元的真如缘起论，因此我认为，《坛经》向《金刚经》的靠拢以及弘忍和惠能之间以《金刚经》来“印心”，从某种角度而言可能与《坛经》不假外求、自性自悟的解脱方法论有关。例如《坛经·般若品》讲：“般若无形象，智慧心即是。”又云：“迷心外见，修行觅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
从《坛经》的行文来看，经中对自性的强调，其重点是我们本来清净的自性。惠能那首著名的偈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常被用来证明惠能思想与般若经典之间的联系，查阅现存最古的敦煌本《坛经》中并没有关键的“本来无一物”一句，取而代之的是“佛姓(敦煌原本中的“性”常作“姓”)常清净”一句。[9]
从上述分析来看，我认为《坛经》对自性的阐述，其出发点并不是对宇宙和人生做语言层面上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探讨，而是着力于众生本来之清净及与之相应的解脱方法论。既然佛与众生转换的枢纽是自性的迷与悟，故而《坛经》所举之解脱方法的重点在自性自悟，由此高扬了智慧与自力在解脱中的作用，在这层意义上，自性的般若智慧之性在《坛经》中被着重强调。在《坛经》看来，般若智慧，佛的知见都在我们的自性之中。“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坛经·般若品》)，见性所识的也是“自性般若”。而与之相应的是，《坛经》反对“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念念说空，不识真空”之人。[10]
自性不仅具足般若之智，而且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 (《坛经·般若品》)，又云“自性具三身”[11]，即法身、报身、化身。针对流行的求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思想，《坛经》也将其收摄于众生的内心之中，宣称“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坛经·疑问品》)。
三、余论
所以我认为，《坛经》力求对治某些观点对于经典、净土、佛、以及其他理论之推崇所带来的种种可能之误解和弊端，立足于避开繁复的理论分析、单刀直入，用简捷而又深刻的理论破除人们在认识和接受佛教的过程中所易于产生的一些对象性的执著与分别。《坛经》一方面肯定并强调众生与佛皆同此清净自性，皆有不二之佛性，由此高扬了一种建立在无差别之上的完美的统一性，体现了对生命本质上的乐观和肯定的态度，并为其修行理论提供了内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坛经》又将佛与众生之差异归结为自性的迷与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坛经·付嘱品》)因此理体上的佛性并不意味着放任现实、走极端的“无修无证”的路子，相反，《坛经》不仅不反对修行，而且给予其指导[12]，并指出了一条明心见性、自性自度的道路。
篇9：《六祖坛经白话译义》序—兼论六祖的禅宗思想体系
《六祖坛经白话译义》序—兼论六祖的禅宗思想体系
《六祖坛经》，佛教禅宗典籍。亦称《坛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一)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由印度传入我国后,近二千年来,经过历代高僧大德的护持、译述与弘扬,不断演变和发展,并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结合,宗派纷呈,妙谛流布,逐步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其中以六祖‘顿悟自性,见性成佛’为代表的禅宗的传播,不仅是中国佛教的典型,而且是佛法的心髓,成道的关键。自达摩初祖航海东来,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为其禅法的标志;五传至六祖惠能大师,一花五叶,心心相印。六祖以朴质简捷、清新明快的传教风格,创顿悟成佛之说,从而使顿教法门,风行天下。他的流风余韵,影响深远,曾发展成为各具特征的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家宗派,陶冶龙象,人才辈出,使后世学人能舍末究本,一门深入,明自本心,见自本性,从现实生活中,直接体认本具的无住心态,去除妄想的系缚,获得解脱的喜悦。
(二)
六祖惠能大师广东新州人(今广东新兴县东),三岁丧父,家境贫困,靠卖柴养母。因闻客诵金刚经,心便开悟,投奔到五祖弘忍禅师门下,做舂米之类的粗活。在五祖选嗣法弟子的'过程中,他道出了得法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由于悟境超异而继承了顿教衣□,成为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五祖并开示他:‘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之后,六祖为避人争夺衣□,在猎人队中隐藏、保存了十五年,才削发为僧,开东山法门,高唱见性成佛的顿悟说,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思想体系,并发扬光大,历久不衰。
六祖的禅法是以直指、直示为特点,把见性、悟性作为禅的生命。在坛经里,他强调:‘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若识自心,一悟即至佛地。’他认为‘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若开悟顿教,不执外修,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他甚至斩钉截铁地指出:‘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他的这些论点,莫非是反覆说明:见性、悟性对从根本上转化妄想执著和解决人我、是非、善恶、顺逆、染净等种种二元对立状态的重要性;其中他以‘般若观照’,息妄显真,得定开慧,作为识心见性的重要手段。他说:‘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又说:‘若起正真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在六祖的开示中,还处处显示体用不二、定慧一体、空有圆融、性相一如的般若正见,把一相(一相无相)三昧和一行(直心直行)三昧结合起来,虽不变而随缘,虽随缘而不变。他说:‘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虽有二,体本同一。’六祖曾开示智隍:‘汝但心如虚空,不著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在此基础上,六祖认为见性之人,于一切法立亦得,不立亦得,要‘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这正像明镜照物,物来影现,物去镜空,一切不立,又一切不废,即所谓‘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所以从认识论角度分析,六祖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心和物的关系问题,是无相而无不相,无念而无不念的空有圆融、心物不二论者,也是他所说:‘自性自悟,顿悟顿修。’的最上乘境界。虽然如此,六祖亦并不否定根性有利钝这一客观事实,而说:‘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无顿渐,人有利钝。’由于人有利钝,也即障有深浅,故佛说无量法门,随机施教。人们在实践中,或顿悟顿修,或顿悟渐修,或渐悟渐修,无有定法,最后同证菩提,无有差别。在实践过程中,当专修一法而不能相应时,也允许改修他法,以适应根性,而免虚耗时光。实际上,佛菩萨、善知识并无实法与人,但因病施药,方便对治。所以六祖说:‘吾若言有法与人,即为诳汝。但且随方解缚,假名三昧。’这与金刚经‘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同一旨趣,同一法味。总之,如果我们能以‘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大日经)离指见月,不生执著,可得法益而解法缚;一旦我法双空,并空亦空,则无尽烦恼自然化为大光明宝藏了。这样,一切固执法见,舍本逐末,甚至争论胜劣、高树慢幢等现象,不是‘可以休矣’吗?
综观上述所引坛经内容,可以这样说:六祖是以‘真如自性’作为本体论;通过‘般若观照’来达到‘顿悟自性’,作为实践要领;而以‘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的无念,‘外离一切相’的无相,‘于诸法上念念不住’的无住,作为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六祖所建立的顿教法门及其思想体系是独具特色的,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亦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鲜明标志。
(三)
由于六祖顿悟成佛说的异军突起,他的开示记录—坛经,言简义丰,直指心源,成为禅宗的无价之宝,几乎所有禅宗学人无不重视和倾心。它是六祖开宗传法的重要文献,也是唯此一部称之为‘经’的祖师言教。但是坛经文字虽较通俗,由于‘见性’不是思量分别的境界,原非文字言语所能表达,故不仅注释或译白很难做到恰到好处,即使是坛经的各种版本,由于历代辗转传抄,也详略不同,互有出入,因而亦有令人颇为费解的地方。如有僧举卧轮禅师偈:‘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此偈的要害是以断灭为究竟,六祖认为这样修行,是增加系缚。因此他针对性地出示一偈:‘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这里的‘作么’可作‘怎么’、‘做什么’解释。如果我们对偈的后二句依文解义,死于句下,认为‘对境心数数起来,菩提怎么能长呢?’好像六祖与卧轮同一观点,主张心不起,才能长菩提。这与原意实有很大出入。六祖原意似乎应该理解为:‘对境虽数数起心,但境来则应,境去则空,毫无黏著’,所谓‘用即遍一切处,亦不著一切处。’也不像卧轮禅师所说‘菩提日日长’,而是‘菩提怎么长,也不去理会它。’或者说:‘菩提自性本无增减,怎么会有长不长呢?’但这些境界,只许心领神会,在短短四句偈中,确也难以充分表达,正像六祖所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啊!林凡音居士有鉴于此,继佛陀的遗教的编写和观无量寿佛经的译义后,边学边用,又发心以白话译义方式,译述了六祖坛经,使之进一步通俗化、明朗化,以适应初学禅宗者的需要,使能由‘文字’引起‘观照’,由观照而达‘实相’。对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文句,则加以诠释。如六祖临灭度时所示的最后一偈中,有‘寂寂断见闻’一句,特予说明:所谓‘断’是转化、息下污染自性的虚妄见闻,却不断正见正闻,以免引起误会,堕入‘断灭空’。实际上,‘寂寂断见闻’也正是寂寂惺惺,了了见闻,而不著见闻的意思。译义的完成,将有助于消除人们对明心见性的神秘感和畏难思想,有助于领悟自性是佛而彻底担荷,当仁不让;特别会有助于纠正当前普遍存在的务外、著相、求有所得的流弊,使作为佛法心髓的禅学易为广大学者所接受和掌握,林居士广结法缘,悲愿无尽,不胜随喜赞叹!
当然,由于领会层次有深浅,译义本身也会有不够恰当的地方,希望关心禅学的大德、长者,各抒高见,匡其不逮,共同为续佛慧命这一神圣事业做出努力!谨缀此文,共添法喜。
篇10：从“六祖坛经”的“忏悔品”谈个人的忏悔经验
从“六祖坛经”的“忏悔品”谈个人的忏悔经验
《六祖坛经》，佛教禅宗典籍。亦称《坛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六祖坛经”的“忏悔品”里慧能大师说:
“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憍诳染;从前所有恶业憍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善知识!以上是为‘无相忏悔’。云何名‘忏’?云何名‘悔’?忏者忏其前愆;从前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悉皆忏之,永不复起,是名为忏。悔者悔其后过;从今以后,所有恶业,愚迷憍诳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更不复作,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愆,不知悔其后过。以不悔故,前愆不灭,后过又生。前愆既不灭,后过复又生,何名忏悔?”
上面这段话显示出忏悔的真实义,“前念今念及后念”代表着从意识心到深层的潜意识乃至于“空”之意,也就是从内心深处(乃至于“入空”)忏悔过去所造作的愚迷、憍诳、嫉妒等种种恶业,这就是“无相忏悔”。所谓的“真忏悔”是觉悟自己所造作的恶业,并下定决心断除恶业、永不再犯。凡夫往往只知忏悔过去所造的恶业而不改过,如此,之前所犯下的罪业未除,又重复犯错,这不是“忏悔”。
慧能大师的这番话带给我很深的感触,算一算到药师山也有八年了,在这段期间曾面临许多大大小小的因果及怨气,随着时间的消逝,发现自己面对因果或怨气的态度一直在改变。最初面对因果时,心里会想“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不可能这么坏!”“一个巴掌拍不响,又不全是我的错!”,但是身体的不适及善知识的说明,都证明着当年所做的错事,这时虽不太相信却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赶快道歉了事。渐渐的,随着时间经验的累积,相信这一切是真的!这时也比较能以真心向对方忏悔,却未能察觉到自己仍随业障、习气摆布,未警觉到自己仍持续造同样的业、犯同样的错,认为因果是因果、自己是自己,二者毫无关系,没有把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划上等号,总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事情真的过去了吗?别忘了“人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仍留存着当年的业障及习气!渐渐的,随着类似的因果及怨气反覆出现,让自己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己,跳脱鸵鸟心态,不再掩耳盗铃,了解到自己有多么虚伪!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由于自己的憍慢、不慈悲,造成了许多无辜的人受难、朋友弟子受到责难、身心受创,此时内心非常的沮丧难过,羞愧得无颜面对往日的师父及祖师。接受“真实自己”的`这件事让我痛彻心肺、羞愧得无地自容,但是自己也明白唯有看清自己并且觉悟问题,方能改过,不再重复犯错伤害别人。
另外,在“忏悔品”里六祖又说:“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元来造。拟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忽悟大乘真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世人常以为做布施、做志工服务他人就是在修行,虽然做布施、供养可以累积福报,但是由于心中贪、嗔、痴三业未除,所以仍然反覆造业。此外,自古以来,一直有个“将功赎罪”的观念流传着,让人以为修福就可以抵罪,但从六祖慧能大师的这番话中了解到福与罪并不能相抵,过去所造的罪业唯有透过内心真诚的忏悔方能消除之。
另外,在过去的八年中所经历的种种因果及怨气,让自己也深刻感受到:
(一)凡是过去所做过的,必在彼此的八识里留下纪录;例如:责骂人时,不但让对方很难过及产生怨恨之心,自己也造作了嗔恨业,彼此间也会有恶缘的存在。因此,日常生活中开始学习观照自己的任何起心动念,常提醒自己做任何事或讲任何话应小心,以免造业;不必要的事或话也就别做或说,慢慢的了解“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这句话。
(二)如果一直执着自己所受到的痛苦,就不可能感受到对方的难过,“事情”就会持续纠结着,加深彼此的痛苦,若能先把自己的情绪摆一边,真诚向对方忏悔,渐渐的就能感受到对方的不平,如此一来,彼此间的纠葛方有化解的一天。
(三)犯了错就要受果报,敢作要敢当,果报是无法藉由外力避免的,否则法界的公平性何在?而且神通是不敌业力,唯有真诚忏悔方能得到对方的谅解。况且我们目前已因学佛而得以“重罪轻报”,更应在佛前勤心忏悔。
(四)面临重大因果时要绝对相信佛菩萨,依善知识教导去做,真诚忏悔并发愿改过,持续礼佛、供佛,事情终会“有解”,但是,这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很快”解决,在这段期间,千万不要失去对佛菩萨及善知识的信心,因为佛菩萨及善知识是慈悲及智慧,必定会循循引领我们的!
(五)犯错时要勇于承认错误,不要诿过于他人、或认为都是别人引起的,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时间拖得更久。
记得唐朝的黄檗希运禅师曾说:“不经一翻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累生累世以来,因为无明造了许多的业及习气,我们受其摆布而不自知,现若觉悟并要去除掉这些业障及习气,也就等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势必会造成内心很大的痛苦及冲击,此时,若能持续以真诚忏悔心面对之且不退失道心,将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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