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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之文学作为一个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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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文化之文学作为一个文化领域（整理5篇）由网友“逆臣”投稿提供，小编在这里给大家带来审美文化之文学作为一个文化领域，希望大家喜欢!

审美文化之文学作为一个文化领域

篇1：审美文化之文学作为一个文化领域

审美文化之文学作为一个文化领域

文学作为一个文化领域，这一观点似乎不证自明，属于常识范畴。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与上面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论述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就发现可以获得理解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文学与语言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照我的理解，我们先根据人类活动的性质把人类活动分为背景与领域。语言是背景性质的范畴，文学与科学、哲学、宗教、神话、道德、政治等，则属于这个背景下的不同文化领域。所谓科学，就是在科学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形成的一种文化活动，所谓哲学，就是在哲学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形成的一种文化活动，其他依此类推。文学，则与它们一样，就是在文学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形成的一种文化活动。文学与哲学、科学、宗教、神话、道德、政治等处在一个层次上，与语言则处在不同的层次上。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曾经这样表述过同样的意思：语言实际上并非同艺术、法律和宗教并肩而立，而是所有这些精神展示物的持久媒介。⑤

过去我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并且把这句话作为揭示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的一种证明。事实上，这句话揭示的不是语言与文学的关系，而是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告诉我们，文学是一种艺术形式，它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区别在于它是以语言作为基本手段的，而其他艺术门类或者以颜色和线条为手段(美术)，或者以节奏和旋律为手段(音乐)，或者以身体动作和造型为手段(舞蹈)，等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告诉我们，文学以语言为手段，仅此而已。而我们过去长期把这句话作为语言与文学捆绑在一起的依据，理由是十分不充分的。因为哲学是不是也以语言为手段?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明确表明，哲学不但以语言为手段，而且还以语言为研究对象。我们看到的所有哲学研究，是不是都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那么是不是说语言与哲学也该放到一起?科学当然有语言以外的手段，但它也是以语言为路标的。卡西尔专门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日常语词和名辞仍然不失为走向科学概念之路的路标。正是运用这些日常语词，我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最初的客观视域和理论视域⑥。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把语言与科学捆绑在一起?宗教、神话、道德、政治也无不是这样，因为它们都是以语言为共有知识背景的。

文化的核心在人的活动，文化即人的活动的产物。根据人的活动类型，可以获得关于文化的分类。这种分类当然可以分得很具体，很细致，但最基本的分类大致有三种，一就是科学，一就是哲学，一就是文学。

科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产物。科学的最高目的就是认识自然，它的基本取向就是主观向客观靠拢。实现这一取向的最佳途径是最大限度地逼近自然本身。因此，语言的背景作用对科学来说相对最弱。但是，说它最弱并不意味着没有或不重要，因为这个最弱是相对来说的。语言对科学的背景作用卡西尔称之为路标，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魏斯盖贝尔则称之为中间世界，他认为语言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中介。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给予语言构成的中间世界以一个客观的说明。这个由语言构成的中间世界为科学提供了最初的世界图景和研究方向。

哲学的当代主题形态主要就是人学，哲学史本质上就是人逐步走向认识完整自我的历史，是解决围绕人而发生的各种矛盾关系的历史于是，人学便是哲学的基础学或本质学，是哲学的最终(或最后)本质。⑦哲学是研究人的，它与语言有什么关系呢?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创建了语言，语言就成了人的对象化存在。于是语言成为人的标本。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的发展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因为研究语言，也就是研究人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对哲学的背景意义较之科学更为重要，更为具体。如果说，科学以语言为路标，目的在于给予语言的内容以客观的说明，那么，哲学以语言为标本，目的在于揭示语言所潜藏的人性之谜。另一方面，语言不仅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同时，语言还为哲学研究活动提供了一种先在的思维方式。

文学的本质是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这是文学与哲学、科学的最大的不同。文学是人在审美领域的文化活动。但这里所谓的现实是通过语言的折射获得的；因此，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转化成为人与语言的审美关系。文学的`审美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是通过对语言的审美实现的。王尚文先生曾以茅盾的《风景谈》的一段话为例对此有过精彩论述：不能简单地把三五月明之夜翻译成为农历每月十五日月色明亮的夜晚，宛如就是好像，如此等等；重要的不是文章作者所描写的对象，而是他用以描写的语言，因为在这语言中他按照美的法则重新创造了一个世界，月、天、山、人、歌等等被组织于一个新的时间、空间之中，具有全新的关系、全新条理，全新的秩序，全新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全新的神韵。虽然实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一行行笔画繁简不一的文字而已，可是学生却由此睁开了美的眼睛，从中看到了一个美的世界，也从中发现了语言文字的魅力，连并不多，只有两三个可是没有完这样一些原来认为平淡无奇的语句也觉得其味无穷、无可更换，并由此体验到了作者流动其中的赞美之情。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的确是更为密切的。但这种密切关系并不能否定它们仍然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层次。文学审美之所以能够实现向语言审美的转化，前提仍然是语言为文学提供了一种背景可能。语言在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审美化地描述，也可以非审美化地描述，十五的月亮，可以写为三五月明之夜，也可以写成农历十五，相似性可以表述为宛如，也可以表述为好像。文学是通过语言来表达它的世界图景的，而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幅图景，语言为它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文学的审美性的获得，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审美化的表达方式选择的成果。文学审美，往往是在它的表达方式(审美方式)与其他可能的表达方式的对比中实现的。在文学审美的实现过程中，语言为它提供了可能性，提供了前提性的条件。

总之，语言既是科学的背景，哲学的背景，也是文学的背景。科学、哲学、文学等等，都是在语言的背景下展开的不同领域的文化活动。语言与它们的关系，是背景与领域的关系。

篇2：浅谈文学作为一个文化领域

文学与语言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照我的理解，我们先根据人类活动的性质把人类活动分为“背景”与“领域”。语言是背景性质的范畴，文学与科学、哲学、宗教、神话、道德、政治等，则属于这个背景下的不同文化领域。所谓科学，就是在科学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形成的一种文化活动，所谓哲学，就是在哲学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形成的一种文化活动，其他依此类推。文学，则与它们一样，就是在文学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形成的一种文化活动。文学与哲学、科学、宗教、神话、道德、政治等处在一个层次上，与语言则处在不同的层次上。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曾经这样表述过同样的意思：“语言实际上并非同艺术、法律和宗教并肩而立，而是所有这些精神展示物的持久媒介。”⑤

过去我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并且把这句话作为揭示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的一种证明。事实上，这句话揭示的不是语言与文学的关系，而是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告诉我们，文学是一种艺术形式，它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区别在于它是以语言作为基本手段的，而其他艺术门类或者以颜色和线条为手段(美术)，或者以节奏和旋律为手段(音乐)，或者以身体动作和造型为手段(舞蹈)，等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告诉我们，文学以语言为手段，仅此而已。而我们过去长期把这句话作为语言与文学捆绑在一起的依据，理由是十分不充分的。因为哲学是不是也以语言为手段?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明确表明，哲学不但以语言为手段，而且还以语言为研究对象。我们看到的所有哲学研究，是不是都是用语言来表达的?那么是不是说语言与哲学也该放到一起?科学当然有语言以外的手段，但它也是以语言为“路标”的。卡西尔专门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日常语词和名辞仍然不失为走向科学概念之路的路标。正是运用这些日常语词，我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最初的客观视域和理论视域”⑥。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把语言与科学捆绑在一起?宗教、神话、道德、政治也无不是这样，因为它们都是以语言为“共有知识背景”的。

科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产物。科学的最高目的就是认识自然，它的基本取向就是主观向客观靠拢。实现这一取向的最佳途径是最大限度地逼近自然本身。因此，语言的背景作用对科学来说相对最弱。但是，说它“最弱”并不意味着没有或不重要，因为这个“最弱”是相对来说的。语言对科学的背景作用卡西尔称之为“路标”，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魏斯盖贝尔则称之为“中间世界”，他认为语言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中介。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给予语言构成的“中间世界”以一个客观的说明。这个由语言构成的“中间世界”为科学提供了最初的世界图景和研究方向。

“哲学的当代主题形态主要就是人学，哲学史本质上就是人逐步走向认识完整自我的历史，是解决围绕人而发生的各种矛盾关系的历史……”“于是，人学便是哲学的基础学或本质学，是哲学的最终(或最后)本质。”⑦哲学是研究人的，它与语言有什么关系呢?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创建了语言，语言就成了人的对象化存在。于是语言成为人的“标本”。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的发展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因为研究语言，也就是研究人本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对哲学的背景意义较之科学更为重要，更为具体。如果说，科学以语言为“路标”，目的在于给予语言的内容以客观的说明，那么，哲学以语言为“标本”，目的在于揭示语言所潜藏的人性之谜。另一方面，语言不仅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同时，语言还为哲学研究活动提供了一种先在的思维方式。

文学的本质是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这是文学与哲学、科学的最大的不同。文学是人在审美领域的文化活动。但这里所谓的“现实”是通过语言的折射获得的；因此，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转化成为人与语言的审美关系。文学的审美在相当程度上实际上是通过对语言的审美实现的。王尚文先生曾以茅盾的《风景谈》的一段话为例对此有过精彩论述：“不能简单地把‘三五月明之夜’翻译成为‘农历每月十五日月色明亮的夜晚’，‘宛如’就是‘好像’，如此等等；……重要的不是文章作者所描写的对象，而是他用以描写的语言，因为在这语言中他按照美的法则重新创造了一个世界，月、天、山、人、歌等等被组织于一个新的时间、空间之中，具有全新的关系、全新条理，全新的秩序，全新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全新的神韵。

虽然实际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一行行笔画繁简不一的文字而已，可是学生却由此睁开了美的眼睛，从中看到了一个美的世界，也从中发现了语言文字的魅力，连‘并不多，只有两三个’‘可是没有完’这样一些原来认为平淡无奇的语句也觉得其味无穷、无可更换，并由此体验到了作者流动其中的赞美之情。”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语言与文学的关系的确是更为密切的。但这种密切关系并不能否定它们仍然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层次。文学审美之所以能够实现向语言审美的转化，前提仍然是语言为文学提供了一种“背景可能”。语言在描述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审美化地描述，也可以非审美化地描述，十五的月亮，可以写为“三五月明之夜”，也可以写成“农历十五”，相似性可以表述为“宛如”，也可以表述为“好像”。文学是通过语言来表达它的世界图景的，而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幅图景，语言为它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文学的审美性的获得，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种审美化的表达方式选择的成果。文学审美，往往是在它的表达方式(审美方式)与其他可能的表达方式的对比中实现的。在文学审美的实现过程中，语言为它提供了可能性，提供了前提性的条件。

总之，语言既是科学的“背景”，哲学的“背景”，也是文学的“背景”。科学、哲学、文学等等，都是在语言的“背景”下展开的不同领域的文化活动。语言与它们的关系，是“背景”与“领域”的关系。

[浅谈文学作为一个文化领域]

篇3：古代文化常识之秦汉文学

古代文化常识之秦汉文学

秦汉文学

一汉赋基础：1、《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的，它又简称为为《吕览》，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汉书·艺文志》称这为“杂家”。

3、西汉初期，著名的政论散文家是贾谊和晁错，贾谊的政论文名作是《过秦论》，鲁迅称它为“西汉鸿文”，晁错的代表作是《论贵粟书》、《贤良对策》等。

4、汉初楚声短歌主要有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

5、汉代最兴盛的文学体裁是赋，但真正标志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是《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诗歌中的汉乐府民间歌辞和由中下层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

6、最早写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现仍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是战国时的荀子。

7、汉赋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阶段主要流行的是追随楚骚余绪的“骚体赋”；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主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枚乘的《七发》。第二阶段是汉赋的鼎盛时期，流行“散体大赋”，主要的代表作家及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等。其中《大人赋》是讽刺汉武帝好神仙的。杨雄的代表作有《甘泉赋》、《长杨赋》等。其他如王褒、东方朔等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第三阶段流行的是抒情言志的'“小赋”，著名的作家有张衡、蔡邕、赵壹、祢衡等。

8、枚乘的《七发》是标志着散体大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七发》的形式对后来的辞赋是有影响的，它的体制结构后来被看做是赋体文学中的一个专体，称作“七”或“七体”。

10、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是短篇小赋中最著名的作品，其中“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揭露了当时弥漫官场的种种丑行。

篇4：着我文学之裳、兴我文化之邦作文

着我文学之裳、兴我文化之邦作文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悠久文化文明大国。中国文化的发展需要有人才的涌现，需要人民去在后人的良好学流上去思考，去创造。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需要由我们广大新青年去支持发展。因此让我们着文学之裳，兴我文化之邦。

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离不开人民，也离不开人民性。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纵观古今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其中的.著名学者所著的文章，很多都带有强烈的人民性、民族性。“无言的大地，曾有多少地方值得我们跪恩，又有多少地方值得我们谢恩!”这难道不是余秋雨对于人民性发出的思考吗?无论是儒家的孔子学说反映“仁”的重要，还是现代学者对于人民与自然、人民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都无一例外的体现了很强的人民性。中国文学需以人民性为根的发展，这样才可长远、良好的发展。

中国文学给人带来的不仅是营养，也可对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历史也是一种文学，一种鲜活的文学。君王可汲取前人的经验，使自己的国家得到更好的治理，可使自己的百姓生活更加富足。有一些好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好的政治家，他们汲取中华文学中的精华，懂得去实行仁政，他们积极参加变法，引领着一个朝代的繁华。在他们的身上，无一例外的都体现了文学对人民、对国家、对政治的深厚影响。

学史使人明志，学习文学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素养，同时也可以培养提升人们的人格修养。当今社会，也有许多刊物正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如：《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新青年》、《读者》。它们的出现，给了广大人民学习中国文学的机会，在这个物欲横飞、日新月异的社会，人们常常会失其本心，人们渴望有一个宁静祥和的心灵驿站，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完全放松。中国文学便为人们提供了这种可能，这也是中国文学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使人们善于运用前人的智慧，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中国文学与中华文化是息息相关的，中国文学是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会对人民、国家产生深远影响的。因此，作为新一代青年的我们应该积极学习中国文学，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让我们一起着我文学之裳，兴我文化之邦!

篇5：搜神记梦境描述之文化内蕴与文学价值

摘要:《搜神记》通过形象地记梦及其与现实相合或相悖的叙述过程所彰显出的“奇”、“怪”之美,不仅隐含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生死观、崇善劝恶的儒家伦理道德、至善至美的人间真情、君权神授的政治意图等丰富的文化内蕴,而且形成了多样化的人物设置、缜密的故事结构、悬念与伏笔相互照应的叙述技巧、虚实相生的梦境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等艺术技巧,其文学价值对其他志怪小说、唐代传奇以及宋以后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0)03-043-4

梦境描写古已有之,先秦至汉代史书如《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之类,诸子如《墨子》《庄子》《淮南子》之属,均有不少片段。魏晋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则多完整篇章。本文仅以《搜神记》为例略加钩稽探讨,以揭示梦境之丰富文化意蕴与独特文学价值。

一、《搜神记》梦境描写的文化内蕴

一提到梦,论者往往会联想到弗洛伊德有关释梦的心理学理论。《搜神记》作者以史家的“实录”态度来记怪异之事,来证明“神道之不诬”,所记之梦主要为小说中人物之梦,又往往以具有神秘色彩的梦占形式出现,反映了某些经长期积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与伦理政治观念。它或通过神谕表达对生死不可移易的无奈,或通过梦境来表达惩恶劝善之理念,或通过人鬼沟通宣扬人间至美之情,或通过梦境表达君权神授的政治意念,昭示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

1、梦境所隐含的生死不可移易的无奈

在《搜神记》中,干宝常把对生死不可移易的无奈寄寓于梦境之中。人之生死本属自然规律,对死亡之无可奈何,是任何时代任何人群都无法开解的心结。将生死看作冥冥之中已有的不可改变的设定,不仅意味着人们对生死这一自然规律无法改变的深刻认知,也暗示着当时人们生存状况的险恶和在灾患与死亡面前的脆弱无力。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们饱受天灾、饥馑与疾疫之苦,加上战乱频仍,政局变化莫测,人祸不断,险象环生,人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更容易对死亡之事疑神疑鬼,并将之同各种神秘梦境联系起来。

《搜神记》第258条〔1〕记武威太守张奂之妻梦见自己带着张奂的'官印登楼唱歌,张奂请人占梦,占者预测其即将出生之子张猛未来之命运说:“夫人方生男,后临此郡,命终此楼。”后果如占梦者所言,张猛长大后继承了张奂的武威太守之职,因杀死州刺史邯郸商,“州兵围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焚而死”。这个故事看似张猛之命运、结局冥冥之中早有定数,实际上反映了汉献帝时代边将作乱的史实。张猛杀州刺史来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导致兵败自杀,乃情势之必然。第93“蒋山祠(一)”条记刘赤父梦见自己被招为神蒋侯的主簿,他以“母老,子弱,情事过切。

乞蒙放恕”,对庙祝叩头至流血,最终也没有改变即将死亡的命运,反映了在权势面前普通人无法支配自己命运的艰危处境。

历史上不少人面对死亡都采取过道家的“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2〕(P103)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2〕(P150)的达观态度,道教徒尤其如此。第260条记道教徒吕石同弟子戴本、王思为徐伯安神座,吕石昼卧,梦到上天于北斗门下见外鞍马三匹,于是告诉弟子大家都死期将至,还没有替徐伯安好神座就要弟子赶紧回家同亲人诀别。第二天三人果然同日而死。面对死亡,吕石知道无力抗争,就从容面对,并抓住时机让弟子们同家人告别,所持的就是道家的安时处顺态度。

2、梦境所隐含的惩恶劝善理念

借梦境来惩恶劝善,是《搜神记》记梦的一大特点,也是这部小说最富于史官精神、伦理意蕴之处。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复杂,有谴责前代失德之君者,有谴责失节之臣者,有表彰良臣孝子劝人行善行孝者,种种梦境所涉之伦理,基本上没有脱离儒家伦理的范围。

第259条所记汉灵帝是汉末臭名昭著的失德之主,他在位期间虚听谗妒之说,处置了宋皇后,对无辜之罪曾不证审,导致王悝之死等等,引起了群臣的不满。作者安排他死前梦见桓帝怒斥他,说“上帝震怒,罪在难救”,结果献帝“既觉而恐,寻亦崩”。从表面上看,灵帝之死是上帝的旨意,然而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献帝梦见桓帝谴责,可以理解为他平时在道德舆论的压力下对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深感恐惧,以致死前恶梦缠身;也可以理解为作者有意借此警告现实中的昏君乱主:如果失性乱德,至死也会不得安宁。

第248条记贾充伐吴时,一日忽失所在,帐下都督周勤大白天梦见贾氏被百余人引入一径。醒后周勤去找贾充,竟然见到所梦之道。沿此道再寻,则见贾充被引至一府舍,被府公声色俱厉地训斥,并预言其家人不得善终。

后果如府公所言,“谧死于钟下,服金酒而死,贾午考竟用大杖终”。贾谧乃贾充外甥,贾后即晋惠帝之皇后贾南风,贾午乃贾充小女儿,他们都曾权倾一时,在政局变乱中都不得好死。贾充本人为人阴险,曾经参与司马氏代魏之密谋,后又指使部下成济杀死魏帝曹髦,臣节有亏。府公斥责贾充本身就隐示着人们对他的不满,而梦中预示更具有警示意义:失节之臣必然没有好下场,灾祸不及于其身,则及于子孙。这种因果报应分明彰显着人们对贾氏一门的不满和对其终遭灾祸的庆幸与快意。

相反,对良臣孝子,《搜神记》则极力借梦境予以表彰。如第241条记何比干为汉武帝时之廷尉正。据《后汉书・何敞传》李贤注引《何氏家传》,何比干为何敞之六世祖,曾以仁恕之道抵制酷吏张汤。执法公平,全活数千人。

何比干白天梦见贵客车骑满门,醒后有一老妪来他家避雨,送给他符策990枚,说:“公有阴德,今天锡君策,以广公之子孙。”后来他的子孙果然屡膺荣位。知晓何氏家史的人都清楚,并非上天偏爱他们,而是因为何氏有着良好的家风:何敞之父何宠东汉初曾为千乘都尉,后借病隐居不仕;何敞是一位儒者,正道直行,关心民病民瘼,官至汝南太守,这才是何氏子孙享受荣禄的原因。梦境之说,既出于《何氏家传》,则可以理解为何氏以此说激励子孙行善。

第98“赵公明参佐”、第262“徐泰梦”等都是勉励世人行孝的故事。王v当死而得免,是因为他对年岁已高的老母行孝感动了赵公明;徐泰的叔父当死而竟得全活,是因为徐泰平时对叔父的孝行感动了司命官,这些故事的劝勉之意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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