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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马克思的社会化的人类与当代哲学问题的建构
马克思的社会化的人类与当代哲学问题的建构
社会化的人类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总问题,而全球化只是一个地缘学概念,它是社会化的人类来临所呈现的一种现象.社会化的人类是当代大工业实践和经济一体化的实质,它真正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超越.社会化的人类是以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逐渐走向社会化占有相统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它包括经济的社会化、人本身的社会化和观念形态的社会化三个方面.社会化的人类才真正代表人类当前的实际利益,而且也代表人类未来的共同利益.它是当代历史观、价值观等问题建构的科学前提.
作 者：谭培文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广西,桂林市,541001 刊 名：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TOU UNIVERSITY(HUMANITIES EDITION) 年，卷(期)： 17(4) 分类号：B01 关键词：马克思 社会化的人类 当代哲学 市民社会 全球化篇2：关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几点
摘 要：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基本内涵，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此，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就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及其路径方法等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首先涉及到我们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即我们所要建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狭义的，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其主流的趋向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否则就会因为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中心，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6-249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胡锦涛在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全体代表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中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科学，都是与自己的时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建构起富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也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条件
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构建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其思想主题和本真精神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其中心话语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条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崭新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才能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的形式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4]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及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容。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质言之，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努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思想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既是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的必然选择。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以及“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其次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进行纠偏。所谓“纠偏”，就是要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凸显“时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概念。所以只有将“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中国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乃至“具体化”的根本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还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上，并将其作为“开新”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开新”的出发点。“返本”是“开新”的前提和要求，“开新”才是“返本”的目的和归宿。离开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和本真精神，必然会失去意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但必须明确“返本”并不是终极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即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才能为真正建构起反映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无疑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以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哲学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从“革命”到“建设”、从“意识哲学”的本体建构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转换。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既是哲学话语言说方式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对话（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中、西、马哲学内部的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在解决和回答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才能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造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否则所谓的“对话”、“交流”、“交锋”和“融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哲学思想主题的历史转换，才能为造就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充分必要的前提，并开拓出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惟其如此，也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使之真正成为或转化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也才能使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更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真正为当代人类的价值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16.
[3]胡锦涛.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N].光明日报,-04-29.
[4]郭建宁.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
篇3：当代人类生存境遇与生态美学的建构
当代人类生存境遇与生态美学的建构
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人类的生存境遇,也使人类的精神境遇陷入困惑和迷茫,其最明显的标志是主体文化已走到寻求幻觉体验的'极致.在此情形下,人类迫切需要调整整体的生存策略,以积极主动的文化抉择来改变人类的生存现状.而生态美学正是适应于此而产生的.生态美学是一种包括了宇宙不同运动系统的全景式文化科学观念系统,它将从根本方面有助于人类生存境遇的发展与完善.建构这种生态美学的核心问题是:一要确立合理的文明生态关系结构;二要从生态平衡这样的视野来解决科技因素对生存和生活的影响问题.
作 者：赵建军 作者单位：常熟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江苏,常熟,215500 刊 名：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4(4) 分类号：B83-0 关键词：高科技因素 生存境遇 主体文化 现代生态学 人类生态美学篇4：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问题
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问题
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担当着政治意识形态诠释者的角色与功能，事实上， 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关系也关涉着马哲学科的市场资源。但是，随着诸多社会领域的分化 (特别是经济领域跃居为核心领域)而带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的瓦解，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即使存在，也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显赫，不仅如此，从社会变 革的趋势看，这一功能还会不断弱化。事实上，在学术意义上，马哲近年来已不断呈现 边缘化的境况。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究竟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成为令人困 惑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的主要路向基本上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回撤到“马克思 哲学”，如果说前者是意识形态式的指认，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本文性的指认，这种指认 一方面试图向马克思的著述回复，另一方面，则是从学理上展开与当代哲学的对话与沟 通，呈现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目前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学术性的(至少看起来是 学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研究正在努力地走向“专业化”(马克思的研究者本 人也实现了“专家化”)，据说这一趋向是为了回应当下学界所谓“思想淡出”的学术 化走势。笔者虽然一直是这一努力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但同时也心怀一种疑虑，那 就是，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有意地从意识形态中区分出来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时， 是否忽视了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的历史性关联，而这一关联本身就应该是我们 从事马克思哲学学术研究时无法割弃的思想前提，换句话说，当我们撇开马克思哲学与 意识形态的应有关联时，很可能同时也抽掉了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的内在关联。我越来越 感觉到，学界关于这一时代意识形态淡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弱化的判 断有些武断，并且本身就是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二
我们知道，正是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特拉西的意识形态( Ideology)，即观念学或观念体系，还只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不附加价值判断，马克思 正是通过对抽象的、唯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对任何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必须 深入到其背后的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的人的实践活动，正是通过这一路数，马克思发 现了传统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反向的关联，那就是意识形态总是掩盖了其关联着 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而“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 性形式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马克思的结论是明确 的，资产阶级的看起来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所掩盖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对 立的阶级冲突关系，而一切看起来赋予了某种理论中立性的抽象哲学理论都有为其辩护 的阶级基础，从这一意义而言，马克思显然要揭开意识形态的真理幻相(从哲学必须是 抽象的形而上学而言，马克思就已经终结了哲学，在此，我们也许只能称为马克思思想 )。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意义上看待意识形态概念的。实际上，马克思揭示意识形态与实 践的表里关系，本身就要求从意识形态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变，即“对天国的批判变成 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并不相信意识形态与实践的直 接同一关系，他也不会沉浸于意识形态的体系建构和诱人的理论说教中，而是要深入到 与一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权力关系之中，由此批判、解构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在马克 思看来，意识形态批判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本身，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正是通过真理式 的话语系统替代并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发生的，因此，对意识形态话语与真实的权力关 系的批判，就不可能凭借纯粹观念的分析，而是要跳出意识形态观念，从人的实践活动 入手，揭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境遇条件并强化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自为性。传统 哲学是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症结就在于意识形 态化，传统哲学的看起来远离世俗意识形态的抽象的观念体系所表达的正是具有普遍性 意义的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法权关系。当马克思指责以前的哲学家不可能真正将唯物主义 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时，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在实践意义上 展开其意识形态批判时，所谓意识形态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马克思意识形态批 判的典型当然是政治领域)，而是应该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生活领域，并表达为 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境遇下展开的晚期资本主 义社会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大众文化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马克 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的延伸，也值得通过与马克思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 批判的互动展开自我批判。
马克思拒绝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恒久性，相反要求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 去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暂时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看不到意识形态的巨大 的社会效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 460页。)。在此，马克思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于历史主体的教化与启蒙功能，而其理论 基础正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的考察与马克思关于唯物 史观以及世界历史时代理论的构建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把代表先进历史前进方向的 主体确定为大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进而构建了一套以政治解放为核心、以人类解放为 最终要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包含了知识 社会学，但又不是局限于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仍然不可否定地具有其价值立场， 马克思是要为无产阶级建构一套意识形态学说，在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及社会主义旨向 中，这套学说也可以看成、且事实上已经被看成是被剥削、被压迫国家、民族以及社会 群体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包含着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一是哲学人类意义上的人道主 义关怀，一是基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及群体的立场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社会主义关怀 。这两种关怀统一于马克思的实践观，不过前者更为强调实践理念的建构，而后者则在 于如何实现这一实践理念。这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本身也客观地构成了早年马克思与成 年马克思思想的差异。早年马克思关注的是实践理念，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 展示的人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更确切的称为“共生主义”(注：参见彭富春《马克思 美学的现代意义》，《哲学研究》第4期。))，在那里，马克思实际上建构了一 种个人、社会以及类主体之间具有共生结构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而成年马克思关注的 则是如何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实现实践理念的问题。当阿尔都塞把早年 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分别等同于“意识形态”和“科学”并由此认定马克思思想 发展中存在一种“认识论断裂”时，实际上是忽略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首 先，马克思在早年提出的并不是与“科学”对立起来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恰恰是 通过对传统的抽象的、实质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人道主义做出了科学的批判 之后提出来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人道主义，而马克思由此展开的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生存 论存在论结构，就不再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僵化的和抽象的形式，而是具有流动性和自我 批判功能的开放性的理论结构，在此，马克思同时也展示了意识形态的新的存在样式。 其次，作为实践理念的人道主义或共产主义关怀本身就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马克 思思想与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不过在前期表达为显性的理论，而在成年以后的理论努力 中则归属于某种隐性的理论承诺，正如在早年的实践观中已经潜在地蕴含着一种从理念 到实践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一样。当马克思将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时，就已经敞 开了一条通向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共产主义道路，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剖析也正是 为了内在地表达其实践人道主义的旨向。因此并不存在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 义的马克思之间的截然对立，而那些建立在这种对立之上的学术努力看起来也需要对自 身的思想前提做出必要的甄别。
三
我们说马克思使政治意识形态发展为一种新的样式，并且也使得自己的哲学活动与意 识形态之间展开了一种新的关联形式。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对中国社会发 展也特别具有思考价值。传统的意识形态是忽略了实践的抽象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的 意识形态则是通过不懈的意识形态批判、从而表达着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双重旨趣的新 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政治意识形态通过马克思本人所谓“无产阶级的普遍化”从而引 入了自我批判机制并体现为高度的反省与自检能力。在此，作为马克思政治意识形态的 实际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思想后果与历史承继者，这是当我们联 想到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功能时必须承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把马克思 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等同起来。作为马克思思想后果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一套理 论与实践系统，马克思哲学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也承担着对这一系统的解释与建构功能 ，但马克思哲学的更重要的功能似乎还是在于建立一种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 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是不能取消的 ，事实上，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若取消了这一功能，政治意识形态也会因此失去了一种 有效的制衡，而成为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极端的和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晚年 要求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实际上就已经表达了这份忧虑。马克思自己实 际上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既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也不能完全等同。马克思一方面 努力在展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此同时，他也在努力地跳出这一具体的实践并反 思和观察这一实践。正是后一项工作使得马克思即使在自己的理论学说成为意识形态之 时，仍然能够保持一种超然的和冷静的思考，并在这一意义上培植起了一种历史理性功 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这种既积极参与又冷静旁观的方式提示了一种特别值得提倡的 学术研究方式，这一方式也间接或直接地确定了马克思哲学的学术研究方式。一方面， 马克思哲学研究不能完全介入意识形态，在理解意识形态之时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距离， 只有适当拉开与意识形态的距离，我们才能明确地意识并思考意识形态的存在。“马克 思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哲学之谜：哲学是对意识形态的意识，说得更明确一些，哲学是 旨在达到批判意识形态的自觉意识”(注：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 993年版，第373页。)。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反省的方式才能成为我们的自觉意识，而人 们用以反省意识形态的凭据就是生活实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 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 页。)。在这个意义上，把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适当分离开是有必要的，这既是 一种基本的学术态度，也是基本的思想立场。另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拉开距离并不意味 着漠视意识形态的存在，拉开距离不是远离，更不是逃避。相对于生活事实的直观性与 事实性而言，意识形态给人提供的解释总显得表面化、僵化甚至于是假相，在这种情况 下，似乎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干脆悬置意识形态，直接面向生活事实，以使研究活动 保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这种做法或许对于纯哲学的研究有一定道理，可是对于马克 思哲学来说恐怕行不通。在马克思看来，就像任何纯粹观念体系都存在着使这一观念体 系发生作用的利益基础一样，并不存在纯粹的生活事实，在此，马克思实际上是把直接 的生活现实与意识形态都看成是哲学批判活动得以展开的“生活关系”，对“生活关系 ”的批判不可能绕开意识形态，不能把对意识形态的价值态度代替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活 动，实际上，对意识形态的反感乃至厌恶情绪，不仅不可能确立起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 ，还会反过来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认识，进而影响到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 术质量与应有的社会功能。马克思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工作者需要自觉地思考意 识形态并把这一思考活动及其结果融入到整个研究活动中。在此，思考意识形态与意识 形态地思考问题其实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马克思哲学当然应当支持纯学术化的研究方法，并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准，但中国的国 情决定着这仍然不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惟一路数。基于目前的现实，有不少学人提出马 克思哲学队伍应该分化，即把研究队伍与宣传队伍分开，各司其职，这看起来不错，但 是，从马克思哲学研究者应有的社会启蒙功能和马克思哲学宣传工作者提高理论素养这 两方面看，研究队伍还需要向宣传队伍渗透和影响。事实上，将近些年来在“论坛哲学 ”已经取得若干共识的成就向“讲坛哲学”扩展和渗透，把马克思哲学或思想中包含的 丰富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以恰当的方式向公众说明白，已经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了。
马克思哲学研究必须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这与马克思哲学应该承担的理论使命有关。 马克思哲学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马克思哲学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方面，马克思哲学的学术研究应该对意识 形态的进步有所作为。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做出必要的区分时，其实是为 了更好地体现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先导功能，在此，马克思哲学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有着更为内在的联系。作为整合社会系统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本身是不可或缺 的，高明的决策者、管理者以及明智的思想家及学问家都需要充分地考虑意识形态的现 实存在及其社会功用，政治意识形态需要注入一种反省与自检能力，并使它能够相对公 允地表达社会公众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及其作用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在 一个社会领域高度分化、价值观念事实上已经多样化的今天，要推行一套大一统的意识 形态及其功能体系看来并不是明智的做法，也难以有效的实施。在一个现代公民社会， 政治意识形态的最恰当的方式是作为制度文明的理念基础而存在，它的理论内涵是政治 的和道德的，而其作用的方式则应该是潜在的和艺术性的，而且，在当代社会，政治意 识形态不仅承担着政治的和道德的功能，还应该对正在崛起的科学技术、大众文化等新 的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对话和制衡作用。相对于科学技术与大众文化的外在的和商业性的 造势与炒作，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公民生活的基本的价值观更具有一种道德人心方面的稳 健和感召力，但这本身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创造性转换为前提的。这 是在我们思考诸如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时，特别需要加以关注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更需 要给当代社会贡献出积极务实的政治智慧。
篇5：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价值目标的`现实性,思维方式的实践性,批判力度的开放性等决定了马克思哲学具有本质上的当代性.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批判精神使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乃至未来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作 者：屈光峰 陈静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刊 名：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1(4) 分类号：B0-0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 当代性 实践性 批判性篇6：马克思哲学观的合理总结与当代确认
马克思哲学观的合理总结与当代确认
内容提要 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不仅表现在它的具体理论观点与旧哲学迥然有别，而且首先表现在它的哲学观与旧哲学根本不同。它改变了哲学的对象、性质和功能，改变了哲学问题的提法和探讨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我们只有首先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才有可能把握到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本文依据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哲学观的本质之点，分析和评论了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哲学观的总结以及现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确认。关 键 词 哲学观 马克思哲学观 总结 确认
哲学是反思的学问，这种反思不仅指向哲学思考的对象内容，而且指向哲学思考本身。哲学观的反思无论对于哲学的内容更新和结构调整，都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是我们在当代条件下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础。
一、马克思哲学观的'本质之点
历史上哲学理论的重大的或根本性的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因此，我们必须从哲学观或“哲学理念”的变革出发，去看待和评价各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去理解和解释哲学的发展史。[1] 对于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的实质的把握，也必须如此，必须首先从哲学观的视角看。
马克思的哲学观，是马克思对哲学的规范性见解。这种见解，仍然是符合我们今天时代标准的哲学观。但是我们必须对它有正确的理解和诠释，否则就会背离马克思的哲学观甚至退化到前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哲学观上。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透过这些表述，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哲学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变革。
早在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逐渐形成了“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的致思取向，意识到哲学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反对思辨哲学的倾向。他写道：“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而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究竟是‘头脑’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以前，早就用双脚扎根大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了。”[2]“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倾向，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说，在黑格尔那里，“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
[1] [2] [3]
篇7：哲学问题的人类性与哲学思想的独创性--传统哲学当代性的思考
哲学问题的人类性与哲学思想的独创性--关于传统哲学当代性的思考
传统哲学的当代意义,其真实的根据在于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独创性.作者认为,传统哲学的当代性,首先是根源于其深层的、深厚的、深刻的人类性,因此越是人类的,越是当代的`;其次是源于对人类性问题的时代性课题的理论自觉,因此越是自己时代的,越是当代的;再次是源于对人类性问题的个体性求索,因此越是具有独创性的,越是当代的.
作 者：孙正聿 Sun Zhengyu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 刊 名：天津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TIANJIN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5 ”"(2) 分类号：B0 关键词：传统哲学 当代性 人类性 独创性★ 翻译学的建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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