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乱收费的风险成本与预期收益分析论文（推荐4篇）由网友“xinjingleng”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整理了教育乱收费的风险成本与预期收益分析论文，希望你喜欢，也可以帮助到您，欢迎分享！
篇1：教育乱收费的风险成本与预期收益分析论文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各级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来约束和规范各级各类学校的乱收费问题，但教育乱收费却始终禁而不止。，中央政府建立了由教育部和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牵头的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加大了对教育乱收费的治理力度。但教育乱收费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且连续几年高居价格违法举报之首。初，国务委员陈至立指出，当前规范教育收费的任务仍然很重，一些地方和学校乱收费行为还时有发生。比如：公办学校以改制为名乱收费；教辅材料过多过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规范；一些学校自行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或变相提高收费标准；一些地方和部门超越管理权限，违规出台教育收费政策等。4月初，在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发布的《关于20纠风工作实施意见》中，再次要求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加强对学校收费的监督。这说明教育乱收费已经成为一个教育顽疾，虽屡次下药，却收效甚微。那么，引起全社会普遍关注、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禁止的教育乱收费始终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何在?研究拟从成本——收益的视角进行分析。
一、教育乱收费的成本与收益
按照成本——收益理论，成本是指为了获得某种收益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收益则是通过投资或付出而获得的利益与效用。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付出就是值得的。教育乱收费也存在着成本与收益。教育乱收费的成本是乱收费必须承担的风险成本，而其收益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教育乱收费现象之所以长期禁而不止，与其收益与成本的严重不对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教育乱收费的低成本性
教育乱收费面临的成本不是直接经济成本，而是可能的风险与心理成本。从近年对教育乱收费查处的情况来看，这种风险成本不外乎被撤职、党纪政纪处分、被勒令清退乱收费资金等类型。之所以称之为可能的风险成本，是因为这种成本只是一种潜在成本，且潜在性变为现实性的概率很小，对于一般学校的乱收费行为不具有震慑力。这一点从乱收费的普遍性与受到查处的学校与人员数量的有限性即可见一斑。
近年来，教育乱收费一直居于各项价格举报之首，达27637件。对于教育乱收费的查处却不尽如人意。20起，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于教育乱收费的治理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从-，各地共派出检查组5.6万个，检查各地学校87万多所，查处违规收费案件1.9万件，受到党政纪处分5931人，其中撤销校长794人。岡假定每所学校仅违规收费一件，那么，查处的违规收费案件仅相当于被检查学校87万所中的2.18％，受到党政纪处分者如果分属于5931所学校，则仅相当于所检查学校的0.68％，而撤销的校长仅占被检查学校的0.09％。再从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来看，20。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据统计，各地共派出1.9万个检查组，对全国25万余所学校进行了检查，查出教育乱收费资金5.72亿元，清退教育乱收费资金3.49亿元，35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被检查的25万所学校中，仅有3510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假如一所学校查处一人，其查处率仅为1.40％，换句话说，乱收费的风险仅占被检查学校的1.40％；如果把全国所有学校都纳入其中，那么，乱收费被查处的风险概率会小之又小。如此小的风险成本，无法给乱收费学校以强大的外部压力，很难对其乱收费行为产生有效的抑制力；而规章制度的执行不力，也无法对一些学校的乱收费行为形成有效的内在约束力，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教育乱收费的禁而不止。
(二)教育乱收费的高收益性
与极低的风险成本相比，乱收费却可以使学校、教师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以山西大学附属中学初中部为例，在将初中部民办化为“知达实验学校”以后，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从中获得了极大利益。据一位知情教师说：“知达”早年实行梯级收费，根据考生成绩优劣，每个学生3年最低收1.5万元，高至3万元，有些甚至被索要8万至10万元。近几年，学校实行统一标价，每生交费两万元。所办班数，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2个；每班人数，多数接近或超过60人。以此推算，几年来，“知达”的收费达到上亿元。其支出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笔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笔用于教师的外出进修、学习以及招待检查部门和迎来送往。但相当一部分——数千万元——一是发放月奖金和代课、补课的费，除工资外，任课教师凭此两项可额外领到三四千元；二是发放年终奖：退休教师象征性领取千八百元，普通教职工3000元，相当一部分教师分到几万元，甚至接近10万元；三是游山玩水，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每年让骨干教师去“放松”，20夏天，有些足迹远至港、澳、台。由此可见，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是学校乱收费的助推器。
二、教育乱收费低风险的内在原因分析
教育乱收费的低风险性一方面与监管部门的查处不力有关，同时也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关。
(一)教育乱收费的群体性
教育乱收费属于行业性乱收费，具有集体陸与群体性特点和广泛的社会与行业基础。在重点中小学，乱收费现象普遍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学校顶风乱收费，大多数学校则是随大流，亦步亦趋，紧紧追随同类同等学校的脚步，结果，普遍的从众心理与从众行为进一步泛化了教育乱收费现象，也强化了整个行业的负面公众形象，学校不再是圣洁之地，教师的形象也不再高尚，殴打教师的事件时有发生。
(二)教育乱收费的隐蔽性
当前对于乱收费的查处数量非常有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较大的隐蔽性。很多学校在收费时，只收费不开票，学生在交费后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凭证，学校以机构“信誉”保证交费学生在该校上学的学位或参与某种活动的资格，学生家长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接受学校的做法。最终，虽有乱收费之实或价格违法举报，结果却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收费不开票成为各个学校应对乱收费检查并从根本上化解风险的重要法宝，这就在无形中大大增加了查处难度，乱收费现象也变得以肆意横行。另有一些学校则通过将乱收费合法化逃避查处风险，其主要做法是将强制性的教育乱收费转化为学生家长的自愿陸捐款，通过改变乱收费的性质使其变得更加隐蔽。
(三)教育乱收费的可融通性
这里所说的可融通性是指有些乱收费从道理上似乎是可以讲得通的，如补课的费。因为补课多是在正常的课堂教学或者是在教师的正常劳动时间以外进行的，占用的是教师的合法休息时间，利用这样的时间给学生补课，给教师一定的补偿是应该的，从道理上是可以讲得通的。由于学校不可能获得该方面的财政拨款支持，对教师的劳动补偿只能通过向其劳动或服务对象学生征收。如此以来，课余时间对于学生的补课活动就变成了教师的有偿服务活动，只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服务不是自愿进行的，而是强制性的，服务的收费标准也不是通过师生双方协商确定的，而是学校和教师单方面制定的。尽管关于有偿服务有着明确的政策规定，如“学校向学生提供服务，必须坚持自愿和不盈利原则，严禁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手段提供服务和进行收费。”但是，高考指挥棒下社会推动型应试教育使得许多重点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而不得不采取强制、有偿教学服务(补课或提高)的形式。在这里，学生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在是否接受服务上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对服务价格讨价还价的权利，不管学生是否愿意，都必须服从学校的安排。虽然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交易，但却是学生不得不接受的交易。学生与家长的意见不在于补课或提高本身，也不在于收费本身，而在于其高收费。 (四)教育乱收费的利益共享性
所谓利益共享，是指乱收费不仅使学校可以从中得益，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与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从中获益。这就使得几个获利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联盟关系，对于学校的乱收费行为，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会表示默认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其结果必然会纵容学校的乱收费行为。年3月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在“教育乱收费”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六成违规收费由政府引起”。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10月至1月，在对17个省(市、区)50个县(市、区)和2003年上半年基础教育经费投入及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调查时发现：有45个县违规教育收费4.13亿元，其中43个县地方政府及财政、税务、教育主管部门和中小学校挤占、挪用、滞留教育资金4.45亿元，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克扣教育经费的总额，比教育违规收费的总额还要多。地方政府部门的违规行政必然导致学校的乱收费，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监管部门对于乱收费的默认与“迁就”，自然成为乱收费得力且持久的外在动力。
(五)教育乱收费的政策诱致性
这种诱致性主要体现在学校及其政策上双轨制的影响。教育乱收费，不仅有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分，更有公办学校与以体制创新名义存在的转制学校之分，不同学校，收费政策与标准不同。以率先在全省4万多所中小学中实行初中部转制的山西大学附属中学知达实验学校为例，其在原有师资队伍、教学设施不变的情况下，开始收取高额学费，初中3年学费达几万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此的`是，其东相距约1000米的太原市第五十一中学、其西不足500米的三十八中、其北约米的二十七中等公办学校，都免收学费，只收取书本费和杂费，每学年一两百元。办学体制的变化导致收费政策的变化，不同学校不同对待，从而人为制造并扩大了学校之间的收费差别和福利待遇差别，导致了一些学校领导与一般教师心理上的不平衡，也成为推动学校转制和高收费乱收费的内在经济动力。虽然自2006年起，各级政府部门全面停止了审批新的改制学校，清理改制学校也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学校改制及在改制名义下实行的高收费乱收费给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很难在短期内消失。
(六)教育乱收费风险的自我化解性
在乱收费的同时，许多学校还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教育乱收费风险的自我化解。一是钻政策的空子。即利用中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收费政策的不一致、或者政府收费政策前后的不一致乱收费。二是不认真落实业已建立起来的收费听证制度、公示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等规章制度，在很多学校，这些制度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落实在实际办学活动中，对于学校的乱收费行为自然也起不到公众监督与阻隔作用。三是利用广泛的人脉关系与社会资本。重点中小学往往聚集了不少权力者的子女，在关键时刻学校总会千方百计利用这些可资利用的家长资源尽可能化解其面临的危机。由于重点中小学学生家长背景的特殊性和权力的集中性，在应对地方性教育乱收费的检查中，学校往往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从而实现权力者得益、学校得益的双赢结果。
总之，由于教育乱收费的特点及学校自身对于乱收费风险的化解，使得乱收费的风险成本大大降低；而与此同时，教育乱收费的预期收益则大大提高，对于学校来说，其诱惑力便也大大加强。因此，要从根本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必须加大乱收费者的风险成本。
三、教育乱收费的治理对策
(一)保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不仅体现在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政策要一致、连贯，同一级政府前后的政策也必须一致和连贯。长期以来，在教育乱收费的治理方面，各级政府政策的不一致是导致一些乱收费冠冕堂皇、有恃无恐的政策根源。为了防止一些学校钻政策的空子，年4月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发布的《关于2008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中，明确要求地方自行制定的与国家教育收费政策不符的文件规定一律废止，以消除政策之间的摩擦，为提高政策的执行力扫清障碍。
(二)提高教育乱收费的风险成本
要从根本上治理教育乱收费，就要提高其收费的风险成本，并且要提高到有足够震慑力的程度，使学校不敢轻易乱收费。这就要求对于乱收费一定要严加查处，真正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追究学校校长与主要领导的相关责任。对于社会上举报的乱收费行为，必须严加追查，在发挥专门监管机构责任的同时，充分利用家长及媒体的作用，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全民监督的良好氛围，加强对于重点中小学收费的审计、监督与惩处，提高其乱收费的风险，抑制其乱收费的冲动。“十一万”期间，政府准备采取两个“三管齐下”规范教育收费。其中之一是加大思想教育力度，构建“不愿为”的自律机制；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形成“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加大监督检查和惩处力度，强化“不敢为”的惩治机制。如果两个“三管齐下”能落到实处，将会大大影响学校乱收费的成本与收益，并达到有效治理乱收费的目的。
(三)消除学校与收费上的双轨制
双轨制学校的存在是教育乱收费的一个重要原因。学校双轨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普通中小学区分为重点与非重点；一是在办学体制上分为公办与民办。不同学校，政策与待遇不同，但都对乱收费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前者，可以通过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的办法，尽快缩小公办中小学校之间的差距，从供给方面为所有学生提供大致相同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消除择校热，从而消除乱收费的温床。对于后者，不是消除公办与民办的区别，而是区分真民办与假民办，从根本上纠正公办学校改制和名校办民校的错误，使义务教育学校回归到政府办学的轨道上，实行统一的收费与免费政策，不给乱收费留下任何活动空间。
(四)斩断乱收费的利益链，杜绝政府部门的惩罚性经济行为
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于教育经费的截流、挤占、挪用及对于教育乱收费的鼓励与分成，使学校与主管部门在事实上形成了利益联盟，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加大了治理教育乱收费的难度。所以，要使治理乱收费取得成效，必须斩断这种利益联盟关系，政府真正担负起投资与监管责任，治理学校乱收费才有底气，才能硬气。所谓政府的惩罚性经济行为，是指政府为了禁止教育乱收费而采取的经济惩罚行为，如税务部门对于教育乱收费进行征税的企图等。对于教育乱收费征税虽然有可能抑制学校乱收费的冲动，但更有可能使学校的乱收费行为合法化，如此以来，教育乱收费不仅得不到治理，反而有可能适得其反，导致乱收费的进一步加剧。
篇2：研究生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论文
摘要：
成本收益分析是分析社会投资意愿的一个重要工具，其目的是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本文分析了研究生教育所付出的成本及未来可能获得的收益，探讨了现行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及此项投资沉没性的概率，并结合实践提出了在校研究生应如何规划方可取得效益最大化的建议。
关键词：
篇3：研究生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论文
一、研究生教育的现状及特点
成思危认为：“经济只能保证我们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我们的明天，只有教育才能保证我们的后天。”研究生教育属于“精英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发展水平；对一所大学来说，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也是其办学水平、办学质量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数量和质量是衡量研究生教育的双重标准。我国研究生教育从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经过几年的发展，在规模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研究生教育扩招也使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日益凸现。有人认为，当前我国研究生整体教育质量有趋于滑坡的倾向。我们当然不能妄下扩招引起质量下降这样的结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随着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张，教育质量问题日益显现。尤其是对于办学实力相对薄弱的地方性高校，研究生教育质量问题已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总体而言，笔者认为目前大多数高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存在以下特点：
（一）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而且发展规模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山东建筑大学为例，，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才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拥有建筑学、土木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1个硕士学位二级学科授权点，1个工程硕士培养领域。相比山东省而言，该校研究生教育发展还比较缓慢，发展规模也比较小。
（二）研究生教育结构不合理。虽然该校的研究生教育几乎覆盖了全国现有的12大学科门类，但是所涉及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覆盖面窄，而且与学位点重复建设现象并存。很多二级学科尤其是文科类成本小的学位点重复建设，导致同类专业毕业生多，就业困难。而许多与山东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密切，社会和就业市场需求较大的学位点太少甚至没有。
（三）学科水平总体较低，学位论文质量不高。学科水平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基础，高水平的学科才能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学科优势可以凝聚优秀导师、吸引优秀学生。但就山东建筑大学而言，除特色专业建筑类以外，其他学科水平几乎居于全省的中下游。而且毕业生优秀论文匮乏，甚至许多在校生仍很难找到论文写作的创新点。
二、研究生教育投资成本
（一）保健成本
人的健康状况决定了人的体力，即人的寿命、肌体活力、力量强度、耐久力等，而它们又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基础。因此，保健投资便成为各种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前提。就研究生个体来说，增加其卫生、保健方面的支出将会增加其健康资本存量，延长其寿命以及寿命期的“无病工作时间”，并提高单位时间的工作效率。粗略地说，研究生个体的健康投资的成本是由耗费在保健与疾病预防、医疗以及环境改良等方面的物品和服务上的一切费用所构成的。
（二）个人财务成本
教育投资就研究生而言主要是正规学校教育投资。它主要是指研究生为接受学校教育而花费的由自身所承担的有形成本。以山东建筑大学公费研究生为例，主要有住宿费、生活费、书本考证等学习培训费。以1年为期，平均每位研究生所需负担的成本包括：住宿费1200、生活费4000、学习培训费1500，当然这只是一个估计数，实际远不止此。
（三）学校财务成本
为提供研究生教育，学校需购进额外的教学设备，支付额外的水电费，教师工资等。
（四）机会成本
它包括的是研究生因接受教育而放弃了直接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机会所损失的收入。以往人们在谈论教育成本时，往往只看到直接成本，而忽视了机会成本。实际上，对于研究生个体来说，因其都接受研究生教育，为完成学业而承受的机会成本是相当大的。与其本科就业的同学相比，其不仅不能够获得自己的经济收入，相反还需要支付一定的财务成本，这两者之和构成了其继续教育的机会成本。
（五）心理成本
即对未来就业的担忧，年龄增长面临结婚生子却无经济承受能力的担忧等。
三、获得的收益
（一）经济收益。经济收益是受教育者因为接受研究生教育多得的`经济收入。
（二）社会心理收益。研究生教育还会为个人带来社会地位的提高，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成就感和良好的卫生保健等，这些构成个人投资研究生教育的社会心理收益。
四、研究生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
比较成本和收益的一种方法是计算研究生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即经济收益与全部成本之比。根据1986年世界银行的一份调查（调查对象为亚、非、拉22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研究生教育的平均个人收益率为24%，高于13%的平均社会收益率。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收益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1。
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传统部门与需要高素质劳动力的现代部门的工资或收入差别很大；2。获得大学以上文凭后，在现代部门中获得就业的可能性更大；3。个人负担的研究生教育成本低，由于政府扶持，个人实际支付的研究生教育学杂费往往只是实际培养成本的一小部分；4。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过剩和收入低，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低，即个人接受研究生教育期间实际放弃的货币收入低。
从数据统计来看，似乎研究生教育投资不存在沉没的风险。事实上，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扩招的日益加剧，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很多研究生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甚至开始了一些卖猪肉之类的纯体力劳动；越来越多的研究生由于就业压力，被迫选择读博。大学生失业，人才降格使用“，学历病”等症候正在显现。
特别是现在许多高校开始取消研究生公费制，学费支出增加导致总成本上升，毕业生工资水平的下降意味着经济收益的减少，所以，我国目前个人进行研究生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呈下降趋势。
五、研究生教育收益率下降反映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校园质量文化氛围不够浓厚。校园质量文化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物化形态。它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然而，由于受外部功利性影响较大，高校对质量文化的建设不够重视，而恰恰现代企业对于个人的人文素养、道德素质越来越重视，这也造成教育与现实的脱节，使得培养出的人才难以符合社会的需要。
（二）课程建设不完善。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课程学习占整个培养期的近一半，在这个阶段能否切实加强相关领域知识与科研技能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在调研中，笔者发现，研究生课程设置具有随意性，课程体系构建不完整，存在本科化倾向；课程设置内容陈旧，不能够有效地追踪学科发展的前沿；课程的开设有因人设课的情况，对于一些本专业无法开出的课程也被列入培养方案，而很多研究生感兴趣的课程，由于本专业没有老师不能开等。
（三）对研究生科研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够，致使许多研究生依旧像本科期间一样，只会纸上谈兵，缺乏将理论转换为实践的能力。
（四）导师队伍建设滞后。首先，导师对研究生指导不够，而且缺乏对兼职导师的规范管理；其次，导师遴选标准模糊，遴选不够严格；再有，导师缺少培训进修，使得学生根本无法从导师那里学到真正的知识。
六、提高研究生教育投资收益率应采取的措施
（一）转变研究生教育观念，营造质量文化氛围，多开展人文学术讲座，加强学院间、各高校间的交流，使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做人。
（二）建立研究生院（处）—学院—学科点三级管理组织结构，明确学科在研究生教育管理中的地位和职责，使学科资源得以整合；建立学生与学校的交流平台，使得学校可以根据学生需求及时修订课程设置。
（三）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力。学院可通过建立实验室、校企合作等让学生尽快熟悉本专业的业务流程，为将来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实行规范化聘任，激活导师队伍，建立和完善岗位责任制，对导师进行培训，激励导师加强研究生的指导，密切师生关系。
七、结论
目前，我国个人进行研究生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笔者认为，研究生教育投资就是一场个人的自我博弈，无论结果如何，最大的赢家永远都是自己。毕竟，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看重的依旧是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即使不能获得一份稳定多金的工作，在研究生三年里学术水平及思想的提升也是一个不小的收获。我们不应该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去衡量研究生教育投资沉没的概率，而应更长远地看到其对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潜在效益，以平和的心态踏实钻研，去努力缩短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差距，使现行的研究生教育实现效用最大化，真正的物超所值。
篇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收益与成本分析论文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收益与成本分析论文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是指上市公司从维护投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运行秩序出发，按照法定要求将自身财务经营等会计信息情况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且向公众投资者公告。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存在着披露不完整、不充分、不真实、不及时等问题。本文将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出发，探析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措施。
一 会计信息披露的动因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组织形式下，企业管理当局是对外信息披露的主体。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当局。因此，信息披露的动因也就是管理当局披露信息的动力。
（一）信息披露的契约性动力
意义上的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体。企业信息披露的动力首先源自公司缔结的合同。信息对于监督合同的遵守情况是必需的。例如，如果管理当局的努力是不可观察的，就将导致产生建立在公司经营成果基础上的激励合同（如薪酬计划），要提供经营成果的计量就需要净收益的信息；当一个公司举债时，在合同中就必然包括债务条款，与债务条款相关的不同比率信息是必要的。这些合约的存在，必然要求管理当局披露如净收益一样的信息。如果管理当局提供的信息不充分、不准确，就会增加企业的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薪酬也会受到。
（二）信息披露的市场动力基础
管理人员提供有关其公司信息的动力也源自于市场的力量，包括以下几个市场：
1 经理人市场 经理人市场经常评价管理人员的业绩。因此，如果管理人员发布虚假、不完整和误导性的信息将会对他们的声誉造成影响，影响到管理人员未来竞聘、选拔和晋升的可能。所以，经理人市场为信息的披露提供了重要动力。
2 资本市场 声誉和合同能够激励管理人员提高公司价值。这促使他们向市场披露信息。原因在于，更多的信息披露降低了对逆向选择的关注，增强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公司的.股票价格和资金成本也随着分别升高和降低，这将表现为公司盈利能力的增强和价值的提高，这也将增加管理人员的价值。
3 接管市场，也称之为公司控制权市场 如果管理人员不能提高公司价值，公司就有可能被接管，如果接管成功，管理人员就会被替代。股东的不满情绪越高，接管交易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接管市场激励管理人员提高公司价值，这也意味着产生类似于来自于经理人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信息生产动力。
（三）信息披露的外部动力
由于会计信息存在着不对称性，企业管理当局比外部信息使用者拥有掌握信息的优势，也就存在着管理当局利用这一优势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契约并不总是完备的，市场也会失灵，这就需要外部的监管，强制管理当局披露必要的信息。如，会计准则委员会、证监会等就要求企业按照会计准则、法规的要求对外公布相关的信息。这是管理当局对外披露信息的强制的、外部性的力量。
二 信息披露的成本效益分析
管理当局是信息披露的主体，经理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情况下，经理人才会做出某一行为。信息的披露同样如此。
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将提高管理人员的声誉和降低公司的资本成本，从而增加管理人员的利益。因此，披露信息的动力在于管理人员的利益（当然，外部的监管力量，不能直接产生管理人员的利益，但这是管理人员必须遵守的，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其利益）。
相反，披露虚假、不充分、不准确、不及时信息给管理人员造成的声誉毁损，进而影响到未来的竞聘、晋升等，以及提高公司的资本成本，给经理人员造成的损失，这就是管理人员信息披露的成本。
以下从博弈的角度分析管理人员披露真假信息的收益与成本。
为简单起见，管理人员披露真实信息的收益设为0。披露虚假、不成分、不及时信息都设为虚假的信息。
在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上市公司有两种选择：披露真实会计信息或披露虚假会计信息。外部信息使用者（投资者、债权人、监管部门）可以选择检查或不检查，当检查时，可能发现企业披露虚假信息，也可能发现不了；当不检查时，可能通过有人举报而发现公司作假，也可能没有人举报从而不能发现公司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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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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