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实用文档 > 其他范文> 论俄罗斯联邦民法典Ⅰ总则的特点与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借鉴

论俄罗斯联邦民法典Ⅰ总则的特点与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借鉴

时间：2022-12-27 07:35:38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论俄罗斯联邦民法典Ⅰ总则的特点与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借鉴（精选6篇）由网友“yibeinaitang”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汇总后的论俄罗斯联邦民法典Ⅰ总则的特点与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借鉴，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论俄罗斯联邦民法典Ⅰ总则的特点与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借鉴

论俄罗斯联邦民法典（Ⅰ）总则的特点与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借鉴

【内容提要】我国未来民法典草案完美、科学的设计，需要学者们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和研究，其中吸收外国民法典的成功立法经验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本文分析了俄罗斯联邦民法典（Ⅰ）总则在其内容、结构以及立法技术方面的特色和成功之处，并由此获得了有益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就我国未来民法典如何对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的成功立法经验和作法予以借鉴提出了看法。

【英文摘要】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立法技术/借鉴……

为了建立和完善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法律体系，尽快制定出一部民法典的呼声日益高涨，起草民法典的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由此也引起了法学界对民法典立法理论研究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而适当吸收和借鉴外国民事立法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成果，无疑会促进和推动我国民法典的起草和设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并使我国民法典顺应世界民事立法的潮流。1994年10月21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一部分）作为“一部世界上最新的民法典，它虽然不像法国民法典（拿破仑民法典）以及德国民法典那样影响巨大，但它终究是世界上一个巨大国家的民法典”，（注：参见江平教授为黄道秀、李永军、鄢一美翻译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月版）所写的序言。）而且它也确实“创造了一些独特的体系和结构”。（注：参见江平教授为黄道秀、李永军、鄢一美翻译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2月版）所写的序言。）只有对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进行必要的认识，才能有充分理由说明我国对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是否应予以借鉴以及应在哪些方面给予借鉴。基于此，本文拟对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的特点做出初步探讨。

一、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的特点

（一）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的内容特点

1.内容全面、宏观、概括，突出了其总则在整个民法典中的统帅地位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共分五编，共208条：第一分编：基本规定（包括民事立法、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产生，民事权利的实现与保护）；第二分编：人（包括自然人、法人、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地方自治组织参加民事立法所调整的规定）；第三分编：民事权利的客体（包括民事权利客体的一般规定、有价证券、非物质利益及其保护）；第四分编：法律行为与代理（包括法律行为、代理、委托书）；第五分编：期限、诉讼时效（包括期限的计算、诉讼时效）。这些内容丰富、全面、宏观、概括。除婚姻家庭关系外，几乎涉及民法基本制度的所有方面，是全部民法典内容的总纲领和事关民法典全局内容和原则的综合反映，具有很强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对民法典的所有内容具有通用性和指导性，也是分则内容的统帅，而对只涉及民法某一具体制度或者方面的内容则在其总则中基本没有规定，充分体现了总则内容在整个民法典中的极其突出的地位。

2.贯穿和体现了民事权利本位的特点，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和法律表现形式，它应集中反映和体现商品经济的本质要求和规律，而商品经济又是权利化的经济社会，是权利化的最重要的标志。民法的内容以民事权利本位为本质，并以民事权利为核心构筑其制度体系。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的内容正是以民事权利为核心和基础的：第一分编对民事立法及其调整关系的规定，实际是对确立民事权利基本原则、民事权利产生领域的规定；其第二章具体规定了民事权利产生的根据、民事权利的具体实现方式和途径、民事权利的实现界限和限制、民事权利的保护方式；其第二分编通过对人的规定，规定了民事权利享有主体的种类和条件。既对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财产责任做出了规定，又对法人的权利能力、法人的国家注册、法人设立文件、法人机关、法人的名称和住所地、法人的代表机构和分支机构、法人的责任和改组、法人的清算等做出了一般性规定，尤其是对法人的种类做出了详细的划分，把法人分为商业合伙和商业公司、生产合作社、国有和自治地方所有的单一制企业、非商业组织，对不同种类的法人分别赋予其不同的法律地位；第三分编规定了民事权利的客体；第四分编通过对法律行为与代理的规定，强调了法律行为和代理是民事主体设立、享有、行使民事权利的最重要的方式；第五分编通过对期限和诉讼时效的规定，有利于确立享有和行使民事权利的时间界限和限制。因此，总则五编的内容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逻辑联系，体现为民事权利的主体――民事权利的客体――民事权利的产生、行使和实现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逻辑线索。

3.确认了新的多种民事权利的客体，强化对非物质利益的民法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民法典已经难以涵盖和调整迅猛发展变化和千变万化的社会经济关系，相应地，民事权利的客体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基于此，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民法提出强化和扩大调整的需要，结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确认了新的多种民事权利的客体。其总则第128条规定：“民事权利的客体包括：物，其中包括金钱和有价证券；其他财产，其中包括财产权利；工作和服务；信息；智力活动成果，其中包括智力成果的专属权（知识产权）；非物质利益。”该条规定既保留了传统民法典中确立的客体种类如物、工作和服务等，又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没有拘泥于传统民法典的束缚，确立了传统民法典没有确认、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的新的民事权利客体的种类如信息、智力活动成果、职务秘密、商业秘密、非物质利益等，从而扩大和发展了民法典所确认的民事权利客体的种类和范围，适应了知识经济对民法调整的需要，有利于对民事权利客体的全面调整，通过全面、周全地保护民事权利客体而强化对民事主体民事利益的全面保护。同时，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也顺应了现代各国民法对非物质利益的民法保护日益加强的趋势，其总则第150条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对非物质利益保护的基本原则，并在第151条、第152条，对精神损害的赔偿、名誉、尊严和商业信誉等的保护，体现出对非物质利益民法保护的重视。

（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的结构特点

1.顺应现代世界各国民商立法的趋势及潮流，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民法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功能日益强化，调整范围日益扩大，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顺应了世界民商立法的趋势和潮流，采用了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在其总则第四章中不仅比较系统地规定了法人的基本制度，而且在该章第一节的第51条中规定了“商业组织和非商业组织”，以显示两者的区别，特别是该章第二节专门规定了“商业合伙和商业公司”，既原则性地概括了商业合伙和商业公司的基本规定，又详细地规定了商业合伙或商业公司参加人的权利和义务、商业合伙和商业公司的改组等内容，划分了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补充责任公司、股份公司、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等公司的不同种类，并确立了不同公司各自的法律地位。这些规定既对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做出了统一规定而不致使两者

泾渭分明，又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商业合伙和商业公司的特殊性，体现出立法上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同时，鉴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之间的界限已难以划分，两者之间的联系紧密以及趋同趋势日益明显的状况，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第四分编“法律行为与代理”中只对一般的法律行为和代理做出了规定，而没有专门对商事行为等做出专门规定，即总则对民事法律行为和商事行为做出了合二为一的统一规定。如何认识和处理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在立法上如何做出规定决定着民商立法的模式，即决定着究竟是实行民商分离模式，还是实行民商合一的模式。民法典若对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予以统一规定往往是民商合一模式的基础。由于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对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做出了统一规定，这就为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提供了充分的根基，说明俄罗斯联邦已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另外，总则第七章对有价证券的定义、种类、有价证券的要求、转让、履行和恢复等比较详细的规定，也进一步说明俄罗斯联邦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

2.总则体系的立法结构具有较浓厚的理论色彩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的立法结构体现出较浓厚的民法理论色彩。比如，其总则内容的规定和表达遵循着民事法律关系理论进行和展开。按照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民事法律关系由主体、客体、内容三要素构成，缺一不可。总则内容的规定也是紧紧围绕着民事权利主体、民事权利的客体、民事权利做出规定的；又如其第四章对法人机关、法人名称和住所地、法人的代表机构和分支机构、法人的责任、法人清算的规定都与法人理论相吻合；再如其第三分编对民事权利的一般规定即民事权利客体种类、客体的可流通性、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主物与从物的划分等规定，也表现出明显的民法理论思维习惯和逻辑，从而使其总则深深打上了民法理论的烙印。

（三）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的立法技术特点

1.采用了条文标题的立法技术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采用了条文标题的立法技术。在规定每条内容时，在每个条文的条文序号与其内容之间都设立条文标题，对该条文的主要内容做出简要的概括和归纳。条文标题通过简明扼要的词句概括出该条文的具体内容，能够为阅读人提供快捷、省力地了解和掌握条文具体内容的钥匙，有利于执法人员、司法人员和公民便利地把握、援用条文的内容和精神，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不同条文内容之间的联系。

2.直接在法律条文中解释相关的概念和术语

民法典内容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为了便于理解和掌握立法内容，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中对法条中使用的专业概念和术语做出了比较恰当的处理。对于容易理解的概念和术语，没有做出解释，确保了立法的简洁，避免了繁琐。对于难于理解的民法专有概念和术语，通过精心的选择，直接在使用这些概念和术语的条文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立法解释，如总则对交易习惯、损失、法人、法人的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商业合伙和商业公司、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补充责任公司、股份公司、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基金会、不可分物、主物和从物等都在条文中做出了明确的立法解释。

3.恰当地采用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作为立法内容的基点，把相关内容串联起来而做出集中、系统的规定，并以此统一规定内容的方向和角度。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选用恰当的基本概念作为支撑点把相关条文的内容串联起来，集中做出规定，能够使其结构严密、紧凑，规定内容的角度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其总则第一分编第一章第1条至第7条的7个条文中统一使用了“民事立法”的概念，并从该概念的角度对民事立法的相关问题做出了统一、系统的规定；（注：详见黄道秀、李永军、鄢一美翻译：《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2月版。）第二章第8条至第16条的绝大多数条文都统一使用了“民事权利”的概念，并从该概念的角度对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产生、民事权利的实现与保护问题做出了统一规定。（注：详见黄道秀、李永军、鄢一美翻译：《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2月版。）这种立法技术能够使相对独立的部分内容集中统一规定，规定内容的角度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立法结构严密、系统。

二、对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结构设计的启示和借鉴

总体说来，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无论在其内容、结构上，还是在其立法技术方面都是相当成功的，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尽管它不是民法典的全部内容，但是，由于其总则的成功，为其整个民法典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其增添了耀眼的光彩。“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和修正自己的法律，特别是民事法律时，都不得不重视比较法的研究，都不得不力争从各国包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法系国家的法律文化和立法经验中去吸取更多的营养。”（注：马俊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版，第2页。）这也正是“世界上每一部新的法典总是要在前人成就基础上有所前进”（注：参见江平教授为黄道秀、李永军、鄢一美翻译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2月版）所写的序言。）的原因所在。因此，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的成功之处，已为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良好的启示和借鉴。

（一）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及其分则的内容应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和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民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最重要、最基本的部门法，“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49页。）民法能否充分发挥出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民法体系基础和骨干的民法典的内容及其体系编篡是否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关系的变化发展需要、是否能够符合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而“一部民法典编篡的特点根本上是要由它所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来决定。”（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及其体系编篡就采取了比较务实的作法，比如，为了适应调整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多种新的民事权利客体做出了规定和确认等。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内容及其体系编篡也不能墨守成规地局限于传统民法典调整对象范围的框架中，而应根据现代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需要，特别是要针对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及时扩大和拓展其调整对象和范围，及时把新的社会关系纳入其调整范围之内。

（二）我国在制定未来民法典时应加强对民法理论的研究，并充分重视民法理论对民事立法实践的指导作用

民法典的设计和编篡必然受到民法理论和学说的直接影响。在世界民法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的德国民法典的编篡同样受到了民法学说的重大影响和指导，其“民法总则部分规定了的法律制度并非法典编篡者本身的发明，他们是从19世纪的学说汇篡学派那里将它们承袭而来，并且在令人生厌和很艰辛的理论一般化过程中将其由实际的法律材料提炼升华的。”（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0页。）可以说，“在每一个法典的后面，都存在着一个学派、一个法学家集体、乃至一个或几个著名的法学家。”（注：谢怀shì＠①：《大陆法

系国家民法典研究》，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第1-8页。）因此，民法理论对民法立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民法理论的研究是否深入和成熟，将直接决定着民法典的内容、体例、逻辑结构和立法技术等是否科学、完善，进而直接影响着民事立法的质量和效果。只有以成熟和先进的民法理论为指南，才有可能制定出一部优秀的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的设计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非常重视民法理论对民事立法的指导。这对我国制定民法典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我国未来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应正确处理好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与立足本国国情的关系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通过其独特的体系和结构，体现出其特色，这是立法者正确处理借鉴外国经验与立足本国国情的关系的反映和体现。其作法值得我们学习。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内容和结构设计也要正确、恰当处理好立足于我国国情与借鉴外国立法技术、经验的关系。我国民法典的内容和特点首先应立足我国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需要。同时，也应适当借鉴和吸收外国民法典的技术和经验。无论是在世界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还是具有较大影响的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等，各自都既有其优点和特色，也都存有不足。例如，法国民法典具有“优雅与简洁及在阐述方面箴言式的洗炼与克制的热情”（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的突出的语言特色，而德国民法典则具有“极端重视其规定的准确性、清晰性及完整性，但同时却要让人忍受那常常令人望而生畏的官牍文体、复杂句子结构及古法语的迂腐拘泥”（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各国民法典的优点和特色给予充分了解，而且要对它们的成功经验和立法技术树立正确的态度；既要大胆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的民事立法经验成果，更要立足于本国国情和实际这个根本，而不能盲目崇拜和照搬照抄不适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东西，以形成我国民法典的特色。

（四）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借鉴采用条文标题的立法技术，并应重视对重要概念和术语的解释

民法典的内容具有比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为了使其内容通俗易懂，便于理解、掌握和适用，我国民法典也应像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的作法那样采用条文标题的立法技术，使条文标题与条文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条文标题是条文内容的高度概括、简明扼要、醒目，条文内容是条文标题的具体化和详细化，两者一脉相承，相互作用，有利于对条文内容做出准确的概括和总结，使条文内容能够以最简要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便于民法典的适用者、学习者在阅读条文之前，只需看条文标题即可大致了解条文的主要内容，既省时间和精力，又能抓住要点。同时，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重视对专有概念和术语解释的作法也值得我国未来民法典借鉴。我国民法典也应加强对其专有概念和术语的解释，其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在民法典使用相关概念和术语的立法条文中，直接对一些难于理解的重要概念和术语直接做出清楚的解释，从而有利于民法典的适用者和学习者结合条文内容的具体背景、使用概念的环境来正确理解和掌握民法的概念和术语，进而准确无误地、更好、更充分地理解条文内容和整个法典的内容。若不在使用相关概念和术语的立法条文中直接对概念和术语做出解释，而把它们集中在附则中解释，就可能使所使用相关概念和术语的条文、使用它们的语言环境和背景发生分离，不利于民法典的学习者、适用者结合使用相关概念和术语的语言环境和背景理解其含义。正如英国学者Carleton.Allen和丹麦学者Aif Ross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法律字句离开语境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法律解释应该在法律的语境中展开。（注：C.Allen,Law In The Making,7th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277;A.Ross,On Law And Justice,London:Stevens Sons,Ltd.,1958,ch.4.转引自刘星：《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载于《中山大学法律评论》（1999，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五）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中应选择和采用基本概念作为总则集中规定相关问题的支撑点和基点，以此展开和具体化，使总则具有严密紧凑的逻辑结构

如何选择和采用基本概念作为我国民法典总则规定相关问题的基点，统一立法中规定内容的角度和方向，把相关问题集中规定，并借此把总则结构有机联系起来，是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一个重要立法技术问题。对此，《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已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和技术，而我国民法通则在使用相关概念和术语方面的欠缺作法需要加以克服、改进和完善。民法通则虽然在“第一章基本原则”的共8个条文中大多使用了民事活动的概念，并以民事活动的概念作为规定基本原则的基点，但是，在立法技术上对民事活动却缺乏恰当、科学的处理，规定每条内容的概念和角度没有一致性和统一性，对民事活动的使用显得过于孤立、分散，没有在逻辑上与相关概念衔接和联系起来。比如，《民法通则》第1条在规定立法目的和立法根据时同时使用了“民事权益”、“民事关系”、“民事活动”三个概念，并从该三个概念的不同角度加以规定，没有统一规定的方向；第2条在规定调整对象时却从民事关系的角度做出规定（即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第5条从民事权益的角度规定基本原则；第3条、第4条、第6条、第7条都是从民事活动的角度规定基本原则；第8条也是从民事活动的角度规定民法的适用范围。这种设计和处理无法统一立法的角度和方向，使得立法技术上的逻辑性差，立法体例结构松散，不够严密。为了确保立法内容的科学、严谨逻辑和立法结构的紧密联系，应贯彻立法中“一旦选用了某个特定的概念、句式、文字、标点、符号，就应将其贯穿于整个立法”（注：李培传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的作法。我国在未来民法典总则中应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需要，适当借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总则成功的立法技术，同时应吸取民法通则的教训，改进立法技术，尽可能地在相关条文中采用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来统一规定问题，以保持不同条文之间逻辑和角度的一致性，并借助不同概念和术语把不同内容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以总则为核心的民法典的严密结构体系。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木加式

篇2：论市场经济与民法典论文

论市场经济与民法典论文

摘要:市场经济选择什么样的法律机制作为调节器,为自身的发展提供条件,应以市场经济关系的内在需要为依据,而不能由立法者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市场经济的核心要求是,经济运行要以市场为基础。高度分散并自主的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实现生产要素的组合和利益分配,使之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市场经济关系的这种内在需要通过法律形式加以表现,这就构成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的客观依据。可以说,市场经济呼唤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法典;研究

中图分类号:DF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0）01-0025-05（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云南昆明650034）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交易制度已是经济进程中的中心制度,商品同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人们衣食住行所需的种种物质资料几乎都离不开市场,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取。因此,市场经济关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市场运行机制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按照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性要求,商品经济、交易制度需要根据市场共同准则,以一定的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赋予国家意志的一般表现形式,这就是民法典的实质所在。

法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法是社会的调节器。法律的主要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法律的这种功能不仅表现为每个法律在自己的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且表现为各个法律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科学体系,在调节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出整体功能。民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关系到民法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关系到整个法律是否科学合理。民法不仅调整商品经济关系,而且对上层建筑其他领域也产生重要影响。民法所创立的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思想,逐渐被其他法律接受和吸收,这就决定了民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性地位。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84页）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

一、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是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化,而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是商品关系的最佳选择。由于民法的渊源在西方,人们在研讨民法时不得不光顾西方社会发展史。西方奴隶制社会时,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罗马法,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又产生了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现代民法。从“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到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历史虽然绵延两千年,商品经济一直在发展着,但是自罗马法开始所选择的民法制度和民法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除了这种法律形式更加完备以外,迄今各国法律都没有对它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本身具有26共同的客观规律。因此,借鉴西方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

民法是商品经济法的法权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律关系”。法律调整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这一活动中所生产的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取决于世代流传的道德原则和人们在共同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习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和私人占有,形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民法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并且是商品经济的法权表现。马克思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为了使这些物品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

[1] [2] [3]

篇3：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的几个问题

关于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的几个问题

【内容提要】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意义。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模式，应有所创新、发展。应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规定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具有稳定的、并非处于公私交叉的实体性规则。应当以法律关系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在分则中确立法律关系的内容。人格权制度与侵权行为制度应独立成编。

所谓民法典的体系，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则体系，也可以说是将民法的各项规则有机地组合在民法典中的逻辑体系。在民法典编纂工程已然启动的情况下，学者与立法者所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应当如何建构与确立民法典的体系。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一、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必要性

探究研究民法典的体系，其根本的目的在于获致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完备的体系，从而在该体系的支撑下建立起一部具有高度的逻辑性与体系性的民法典。可以说，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近代意义上的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是追求体系化与严密逻辑性的法典。民法典就是以体系性以及由之所决定的逻辑性为重要特征的，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之为民法典。民法典必须满足形式合理性的要求，而这种形式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其体系的完整性之上。并且，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即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22页。)而首先确立居于民法典的支柱与骨架地位的民法典的体系可以发挥预先规划、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民法典层次分明、构造严谨。因此，民法典体系的确立对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探求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民法典自身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第二，体系化有助于在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制度中充分贯彻民法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等、诚实信用、私法自治、维护交易安全等，同时有助于消除防止整个法典价值观念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单行的法律固然能够在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贯彻一种或多种民法价值观念，但是无法在全部民事法律领域中实现诸多民法基本价值观念的和谐融洽。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先生所言，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即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注：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版，第22页。)例如，现代民法不同于古代民法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于，现代民法不仅注重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当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对所有权的保护发生冲突之时，现代民法优先保护的是交易安全。此种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又分别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编章之中。例如，总则中的表见代理制度，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合同法中的无权处分制度等，都体现了优先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选择。因此，只有通过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法典化才能够使民法中的各种价值贯彻如一，并协调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第三，体系化有助于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由于我国许多单行民事法律法规都是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的，有些法律也是为了适应改革的不同阶段对法律调整的需求或者是为了适应特定的目的或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由于在立法之初对嗣后所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缺乏通盘的考虑，也由于没有考虑到民法自身的体系化，这就使得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经常存在着冲突与矛盾的现象。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通过确立民法典的体系，能够消除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混乱与冲突，将各项法律制度整合为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我国民事法律的统一，建立起内在和谐一致的民事规范体系。在民法典的体系建立之后，就可以形成民事普通法与特别法的逻辑结构，在民事普通法中形成总则与分则相区分的格局，在民事法律内在结构上也可以形成民法典与各个单行的民事立法尤其商事特别法之间的和谐体系。这个体系构建之后，就可以形成一套严格的法律适用规则，可以有效的为行为人提供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为法官提供完整、和谐、清晰的裁判规则体系。

第四，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以不同于判例法，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体系化要求我们去掌握体系化的民事法律规范，例如关于债的请求权的确立之时，应当考虑债的请求权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才能使我们用一种体系的观念来适用法律。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体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纷。 (注：Dieter Medicus:Burgerliches 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p5―9.)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性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的体系“圆满无缺 ”，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注：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第471页。)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的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关于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五编制模式，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一百多年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高度复杂化、多样化，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法，民法的体系与内容理应与时俱进。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构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这样才能使民法典的制定发挥出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并为世界法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构建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典与民事单

行法的关系，是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中的一大难题。12月22日我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此种体例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哪一些民事单行法应当被纳入民法典，哪一些不应当被纳入民法典。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当纳入民法典中，也有些学者认为，各种知识产权法如著作权、专利法等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中。还有的人认为，信托法、劳动法等也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并独立成编。各种观点都是不无道理的。

应当看到，民法典的体系并非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变动，如果将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确实需要将某些重要的民事单行法纳入到民法典的体系当中，那么届时对民法典体系作出突破也是极为必要的。但是，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庞杂的法律汇编，编纂民法典绝非意味着将任何属于民事方面的法律制度都应当尽可能的纳入到民法典中。民法典不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建立民法典体系必须处理好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相互关系。我认为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的关系应当从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民法典是对各种民事活动的基本的、普遍适用的规则所作的规定，民法典规定的是市民社会生活中基本规则，它在整个国家民事立法体系中属于最普通、最基础的民事立法，然而，社会生活是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为此需要大量的单行法律以调整各种民事关系。但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并不都需要纳入民法典。只有那些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最基本的规则才应当由民法典加以规定，而对那些技术性很强的、仅仅适用个别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规则不应当民法典规定，而应当由单行法来解决，例如物权法主要解决的是物权中人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这是市场经济普遍适用的规则，而信托法仅仅调整的是信托关系，它不是普遍的关系，而是在特殊情形下产生的，它是物权法的特别规则。因此物权法应纳入民法典，信托法则应当作为民法典之外的单行法。

第二，民法典所确立的制度、规则应当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民法典作为最高形式的成文法必须保持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不能频繁地修改或者废除，这种稳定性正是民法典具有实现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功能的基础。民法典中有些甚至是千百年来人类市场活动所共同遵循的规则的总结。至于那些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常常会发生改变的法律规则应当由民事特别法加以规定。例如，民法典中的物权、债权的许多规则是交易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有关知识产权的具体规则则常常不断变化发展，如果将各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技术性很强的知识产权规则都纳入民法典，无疑会妨碍民法典内容的稳定性。

第三，民法典主要调整那些私法领域内的基本民事法律规则，至于处于公法与私法交叉地带的法律规则，例如劳动法、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由于其本身并非单纯的民事法律规则，而体现了较强的国家公权力干预的性质，所以应当制定单行立法。例如，德国的学者就将劳动法称为“特别私法”，其原因就在于，劳动法并非完全的纯粹的私法，劳动合同的订立也并非基于完全的合同自由，国家常常要做出许多的干预。

第四，民法典主要规定的是实体的交易规则以及对与实体交易规则联系极为密切的程序问题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如不动产登记规则可以在物权法中作出一些原则性规定，但是那些非常琐碎的具体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规定，应当由单行法加以规定。例如，知识产权法涉及到有关专利、商标登记的具体程序规则就不应当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收养法由于涉及到大量的具体的程序性规则，其中更多的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收养条件等作出的严格性限定，所以有些学者认为收养法不应被纳入民法典，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处理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之时，争议最大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如何安排的问题。毫无疑问，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知识产权法也应当属于民法的范畴。我国已经制定和颁布了《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这些法律是否都应当都纳入民法典?对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我认为，将各个单行的知识产权法律都收入民法典是不可取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知识产权制度本身是一个内容非常庞杂的规范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既涉及到程序法也涉及实体法，既涉及公法也涉及私法，既涉及国际法也涉及国内法，显然，将其放到民法典是困难的。与其如此，还不如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集中规定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第二，知识产权本身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体系。知识产权本身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自新技术革命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产权法中出现了一种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若干规则，创设出一种工业版权制度，如集成电路部图设计，即属于此种情况。再如，著作权邻接权的范围正在随着传播技术的提高逐渐扩大，如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都纳入到知识产权的范畴。所以，一旦在法典中将知识产权的类型固定化，不一定适应知识产权的发展需要。第三，将知识产权单行法收入民法典，会妨害民法典的体系的和谐。民法典是基本法，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这决定了其规则应当具有普遍适用和相对抽象的特点。而知识产权法的技术性规定较多，且变化性较大，若将此一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相对稳定、系统化的民法典中，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我认为，知识产权不应当作为独立的一编在民法典中作出规定。民法典对此作出规定可以考虑采纳第二种或第三种模式，即仅规定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二是共性的规则在特别法中不好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应当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德国的模式，但我认为应当借鉴德国模式，采取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潘德克顿学派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在于，以法律关系的要素作为构建民法典总则体系的骨架，“德意志编别法创设总则编之一举，意义甚为重大，当时德国法律学者皆认为：对各种法律关系共同事项，另有谋设一般的共同规定之必要。 ”(注：陈棋炎：《亲属、继承法基本问题》，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3页。)也就是说，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具体来说，在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继承权利，当总则中确立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例如总则中的主体、行为、客体与物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构成完整的物权法律关系。由于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都已具备从而形成完整的法律关系，这种构架模式体现了潘德克顿体系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如果我们要采纳潘德克顿制定民法典体系的基本思路，那么总则按照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建，至少需要规定以下内容：第一，主体制度。主体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

自然人或法人，民事主体制度是独立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等说必备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的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民事主体主要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合伙等。第二，客体，客体是民事权利和义务指向的对象。根据概念法学的体系思想，应将作为法律规定的客体的构成要件分离出若干要素，并将这些要素一般化，形成类别概念，并借着不同层次的类型化，形成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并因此构成体系。(注：拉伦茨：《法学方法论》，第356页。)总则中规定客体制度的主要理由是：我国民法总论已经在总则中抽象出来了法律行为的概念，对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的客体是应该也可以抽象出来的。建立抽象的客体概念，可以涵盖未来发展出来的客体。因为客体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形财产权利在迅速扩张，近来有学者认为，像养老金、就业机会、营业执照、补贴、政治特许权利等都属于财产权范畴。(注：Lawrence M.Friedman,The Law of The Living,The Law of The Dead:Property,Succession,and Society, Wis.L.Rev.340.)因此，权利客体一词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这就需要使客体概念的包容性更强。第三，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它是指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以意思表示为内容的行为。作为民法总则中的一般规定，民事法律制度及其相关理论在现代民法学说中居于重要地位；尽管在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也不承认婚姻为契约行为，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仍然是十分广泛的。这一制度作为观念的抽象，不仅统辖了合同法、遗嘱法和收养法等具体的设权行为规则，形成了民法中不同于法定主义体系的独特法律调整制度，它不仅可以对现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进行调整，而且能够涵盖许多新的交易形式，并对其进行规范；而且又以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概括了民法中一系列精致的概念和原理，形成学说中令人瞩目的独立领域。(注：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不履行民事义务的结果，也是对不履行义务行为的一种制裁。关于总则中是否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曾经在学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有学者建议，我国《民法通则》单设民事责任制度，因此总则中应当规定民事责任制度。我认为，总则不可能对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全面的规定，因为无论是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都不属于总则的内容，而是分则的内容。尽管总则中不应当规定“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则，但总则规定民事责任的一般概念和原则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总则中规定一般民事责任的概念确定了民事责任的特殊性，因为民事责任的概念只有在总则中规定才合适的，在总则外的其他任何部分都不宜对此作出规定。另一方面，总则在规定了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以及简单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民事责任，也是顺理成章的。由于侵权行为将独立成编，因此总则中应当有相应的制度与分则中的制度相适应。另外，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存在着一些共性，例如关于归责原则、免责条件、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责任形式等。这些应当在总则中设置一般规定。

人格权、亲属权、继承权、物权、债权，是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一些基本的民事权利，是民事主体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所必备的权利，而且其内涵都已经比较成熟，因此，有必要通过民法典而非一些单行法来确认。分则的权利体系应当以已经发展成熟、并且已经为社会生活广泛接受或迫切需要的权利为基础来构建，当然也应当为未来新的权利成长提供足够的法律空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民事权利如何进行排列，从而合乎民法典体系的逻辑性。我认为，确立这一体系，应当着眼于以下思路：首先应当强调人格权应当优先于财产权的基本理念，因此，人格权应当置于民事权利之首。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人格完整，应该置于比财产权更重要的位置，它们是最高的法益。因为一方面，现代民法要充分体现人本主义得精神，强调对个人的终极关怀，因此应当将就个人利益而言更为重要的人身利益置于财产利益之前，优先保护。另一方面，财产权与人格权相比较，毕竟不如人格权那样对个人更为重要。试想如果生命、健康、自由都不能得到保障，所谓“万贯家财” 又有何用?还应当看到，人格权财产是个人的，但人身安全、人的尊严等涉及社会利益。这正如美国侵权法重述第85节认为，“人类生命和肢体的价值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属于整个社会。因此其价值高于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草案之中，将物权法置于民法典分则中的各编之首，这主要考虑到民法通则第五章“ 民事权利”中的体系，在该章中首先规定了物权的内容，因此立法机关最终将物权放在分则中的各编之首，我认为这种体例虽然不无根据，但从理论上说仍然值得商榷。毕竟物权与人格权相比，人格权更为重要。其次，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优先于一般财产权。因此，有关亲属权、继承权也应当优先于物权债权等财产权。有关婚姻家庭的规定与人格权同属于人身关系的范畴，两者具有更密切的联系，所以将其置于人格权之后、财产权之前有一定的道理。第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关系，民法典草案将物权置于债权之前是比较科学的，毕竟物权是产生债权的前提，只有在产权明确的情形之下才能发生交易关系。第四，关于债权的概念，我国民法典草案未设立独立的债权总则，有关债的概念和合同之外的几种债的形式(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是在总则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中规定的。我认为，在侵权行为法独立之后，尤其在我国合同法总则已经非常充实和完备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规定与合同法总则大量重复的债法总则。但从民法典体系构建考虑，物权是与债权相对应的概念，物权法已经独立成编，债权法也应当独立成编，债权制度的确立，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民法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并且为这些关系确立了适用的规则。设计债法总则还是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它可以使民法典的条文更为简约。现实中的各种债都是具体的，通过归纳其共同事项，将具有共性的部分规定在债法总则中，可以起到一种立法经济与俭省的作用。当然，有关债权的总则应当尽量简化，可以考虑对合同法总则中没有规定的内容作一些补充性的规定。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民法典的分则体系应当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在民法典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应当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权责任编，这就需要将侵权法独立成编。从表面上看，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编似乎与以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则的做法相冲突，因为总则规定了主体、客体与行为，而分则应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及权利展开，如果增加民事责任制度，似乎分则的体系就形成了与总则不和谐的现象，即分

则以双重标准展开。我认为，以法律关系理论构建民法典分则体系的思路并未因增加独立的侵权责任编而受到破坏。因为：一方面，法律关系的要素，不仅仅应当包括主体、客体、行为及内容还应当包括责任，因为责任既是对民事权利侵害的结果，也是违反民事义务的后果，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义务的违反也不会产生责任，因此既然规定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就必然要规定民事责任。所以在分则体系中详细列举了各种民事权利之后，再规定完整的侵权责任制度这在逻辑上是更为严谨、自恰的，可以更为清晰完整的表现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发展的过程。反之，仅规定权利而无责任，无法确定对权利的救济措施，法律关系的要素并不完备。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已经在总则中规定了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例如各种民事责任的共性问题已经在总则作出了规定，因此在分则中规定侵权责任可以与总则遥相呼应，在民法典中构建一个完整的民事责任体系。侵权行为是对各种民事权益侵害的结果，所以侵权行为法应当置于各种权利之后。在民法典分则中先列举各类民事权利，然后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措施，即侵权责任制度，这也是符合逻辑顺序的。

四、关于人格权制度的独立成编问题

我认为，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适应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民法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我国要制定一部反映中国现实生活、面向21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当然，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更不能为了标新立异而“创新”，任何创新都必须与客观规律相符、具有足够的科学理论的支持。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不仅具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重大的实践意义，而且从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来看，完全符合民法典体系的发展规律，并对民法典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人格权没有单独成编，不能突出其作为民事基本权利的属性。在民法中与财产权相平行的另一大类权利是人身权，其中包括人格权。人格权作为民事主体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应当具有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乃是人身权的主要组成部分。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类基本权利，规范这两类权利的制度构成民法的两大支柱。其他一些民事权利，或者包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如果人格权不能单独成编，知识产权等含有人格权内容的权利也很难在民法典中确立其应有的地位。由于在民法体系中，是以权利性质的不同来作为区分各编的基本标准的，所以人格权单独成编是法典逻辑性和体系性的要求。

第二，从民法的调整对象来看，人格权理所当然应当独立成编。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立法的确认，而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两类基本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因民法的调整而表现为各类财产权，而人身关系作为与人身相联系并以人身为内容的关系主要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在民法上应当表现为人格权和身份权。

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如前所述，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结构构建的。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其实还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其独立既继受了既有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

第四，一旦侵权法独立成编，也就必然在体系上要求人格权单独成编。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我国民法学者大多主张，将侵权行为法单独成编，在民法典中集中规定侵害各种民事权利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说到底旨在保护各项民事权利，这就需要首先在民法典的分则中具体规定各项民事权利，然后再集中规定侵权的民事责任，从而才能形成权利与责任的逻辑结合和体系一致。如果民法典还是一如既往地仅仅规定物权、知识产权等权利而不对人格权进行体系化的规定，显然使侵权行为法编对人格权的保护缺乏前提和基础。如果侵权行为法仍然象传统的大陆法系的国家的侵权法那样，对侵害人格权的规定不做重点规定，则侵权法独立成编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它也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侵权法。并且，大陆法系民法典如德国也不完全是在总则中规定人格权，在侵权法中也有人格权的内容，因此，与其在侵权中进行反向规定，还不如单独集中地对人格权进行规定。

第五，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我国民事立法宝贵经验的总结。1986年的《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章(第五章)中单设了人身权利一节(第四节)，这是一个重大的体系突破。我认为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权利一章的规定为我国未来民法典整个分则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人身权”一节中，《民法通则》用8个条文的篇幅对人身权作出了较为系统和集中的规定。在“公民”和“法人”(第2章、第3章)、“民事责任”(第6章)中，都有许多涉及对人身权的确认和保护的规定。在一个基本法中，规定如此众多的人格权条文，这在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中是罕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法通则》将人身权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相并列地作出规定，这在各国民事立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此种体系本身意味着我国民事立法已将人格权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并列，从而为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的独立成编提供了足够的立法根据。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体系，是其他国家的民法典难以比拟的立法成果，是已经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先进的立法经验，也是为民法学者所普遍认可的科学体系。既然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权利的规定已经构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体系，并已经对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与民法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抛弃这种宝贵的经验。任何国家法制的发展都是长期实践积累的结果，法制的现代化也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因此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对现行民事立法的宝贵经验，如果没有充足的正当的理由就不应当抛弃，相反应当继续加以保留。这就决定了我们应当在民法典的制定中将人格权独立成编。

五、关于侵权行为制度的独立成编问题

在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基于债的发生原因而将因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认定为损害赔偿之债，从而纳入债法的调整范围。此种体系之优点在于：因侵权行为而生之损害赔偿责任关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适用债法的规则，通过运用债――这一将特定人之间请求给付的法律关系――的概念涵盖因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以及侵权行为四种法律事实产生的

法律关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做到对法律关系的类型化与抽象化思考，从而保证了逻辑的严密与条文的简约。

应当看到，侵权行为重要的责任方式乃是损害赔偿。侵权行为法就是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而形成了对公民、法人的财产权利及相应的人身权利的充分保障。财产损害赔偿制度谋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反对对他人劳动的侵占和无偿占有，因此，它巩固了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关系。对人格权侵害的赔偿，尤其是精神损害的赔偿，不仅对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提供了补救，对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提供了抚慰，同时也对加害人形成有力的制裁。随着侵权法保障对象的扩张，尤其是随着侵权法扩张到对知识产权和人格权的保护，损害赔偿已不能作为侵害人格权和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唯一的补救方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一种主要的补救方式。例如，在名誉权遭受侵害的情况下，损害赔偿不能代替恢复名誉的补救方式。因为受害人所遭受到的直接损失是名誉受到毁损，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因名誉受损可能使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或附带的财产损害，从而产生损害赔偿责任。但由于受害人遭受到直接损害是社会评价的降低而非财产上的损害，因此采用损害赔偿责任并不能对受害人的直接损害予以补救，只有通过采用恢复名誉这一补救方式才能使受害人遭受的直接损害得以恢复，进而消除名誉受到毁损的“损害源”。责任形式的多样化，对民法体系也提出了挑战，即由于侵权责任尽管主要是损害赔偿，但又不限于损害赔偿，侵权行为主要产生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也可产生多种责任形式，而损害赔偿之外的责任形式并不是债的关系。债法并不能涵盖这些责任形式，因此债法对侵权行为法的调整便受到了限制。当侵权行为法越来越注重对各种人格利益提供补救，越来越注重适用多种责任形式对受害人的财产利益提供保护时，侵权行为法摆脱债法而独立的必要性也日益加强。从这种意义上说，侵权责任形式的多样性，是侵权行为法相对独立的重要根据。(注：有一些学者认为，侵权责任的多样性也是我国民法通则单设民事责任制度的原因，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第562页。)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的理由主要在于：

第一，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就是要采用多种责任形式实际上也就是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尽管民法是以民事权利为核心构建的，但是没有责任保障的权利本身就不是真正的权利，没有完整健全的责任体系也就没有完整健全的权利体系。权利应当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对权利的补救即责任也应当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侵权法独立成编的最大好处在于将侵害各种权利的责任形态集中加以规定，使受害人一旦遭受侵害之后可能明确其在法律上享有的各种补救手段，甚至可以在各种救济手段之间进行理性的选择。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突破单一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思维模式，从内容丰富的责任形式来考虑问题。同时，各种责任形式集中明确的规定也为法官正确适用法律、保障司法的统一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有助于建立完整的体系化的侵权行为制度。应当承认，各种侵权即使在归责原则的适用上有特殊性，但不否认它们都是作为侵权要适用一些共同的规则。例如，有关抗辩事由可以不可抗力、意外事故、正当行使权利等作为免除或减轻责任的理由；损害赔偿方面要适用共同的规则；责任形式上也有不少是共同的。例如就侵害人格权而言，此种在性质上属于一般的侵权行为，它要适用侵权法的一般规则，如果在侵权行为法中规定了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则以后，人格权法中毫无必要对此作出规定。即使在人格权法对侵害人格权的各种责任形式和要件和损害赔偿都作出具体规定，也不如侵权法规定得十分完整充实，难免挂一漏万，从而不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

第三，将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集中规定的模式将使侵权行为法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侵权法不仅仅具有对权利受侵害时的补救功能，还具有权利生成功能。社会生活的发展，导致一些利益首先受到侵权法的保护，而后逐渐上升为具体的民事权利，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侵权法保持一种开放的完整的体系。所以，侵权法只有独立成编才能为侵权法在未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

第四，大陆法的债法体系虽然注重了各种债的关系的共性，但忽略了各种债的关系的个性。严格地说，各种债的共性主要体现在各种债都是发生在特定人之间的请求关系这一共性上。王泽鉴先生曾将其称为“形式的共同性”。但由于各种债或基于法定或基于约定产生，或基于违法行为或基于非法行为产生，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的个性往往大于其共性。就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与合同之债相比较，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例如，关于债的履行规则，主要适用合同之债，对侵权之债是很难适用的。因为合同之债中履行的数额和具体义务是事先确定的，而侵权之债的履行数额是事先不确定的，如果双方通过协商确定，则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合同之债，如果由法院判决确定，则当事人不是履行债务，而是执行法院的判决和裁定。

权利的保护及责任是民法典的主要内容，也是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由于合同责任、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已在债权法中作出了规定，所以民法典分则应当重点规定侵权责任制度。就各种民事权利与侵权法的排列顺序而言，只有先列举民事权利，再规定侵权制度才符合逻辑顺序。由于侵权行为是对各种绝对权侵害的结果，侵权行为法保护的对象也主要是绝对权，所以侵权行为法应置于各种绝对权利之后；此外，债权在例外情况下也可成为侵权法保护的对象，因此，侵权法还应置于债权之后，据此，侵权法应当置于分则之尾。

篇4：民法典与生活同行征文

中国正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竞技体育屡创佳绩，全民健身如火如荼，体育产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体育的边界随着互联网时代各产业融合程度的加深而越来越复杂，体育行业也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产生了大量的新课题，民法典的颁布，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堪称一场“及时雨”。

对于体育活动中的人格权保护，民法典为体育领域中经常出现的肖像权纠纷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律武器。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广度和强度都被放大，运动员等人群也在市场化大潮中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维护人格权的需求，这也成了体育行业的一个严峻课题。民法典对于人格权的相关规定，回应了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人格权保护的新诉求，在保障相关群体利益的同时，也为媒体报道、舆论监督规范了尺度。

民法典中的自甘风险条款，对于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进行了规定，有利于解除文体活动组织者的后顾之忧，让大家更有信心、有动力组织文体活动，最终将有利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相关赛事活动的蓬勃开展，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对于体育产业，民法典通过对市场交易规则的梳理，将为体育产业相关各方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民法典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民商事领域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民商事活动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遵循，也将推动中国体育产业朝着更健康、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

民法典，体育情。民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民法问题本质上是民生问题。编纂民法典，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民法典对于体育活动的保障，体现了体育在人民群众追求更美好生活道路上的重要作用，也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体育改革不断深入，在这条道路上，法制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体育与教育、体育与旅游、体育与文化等等关系，都必将更多地需要民事法律的支持，而民法典也必将为发展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提供更为坚实的法治保障。

篇5：关于民法典的学习心得与感想

今年6月12日，在学习心得笔记《新时代的人民法典》中，写了几点体会，此次听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对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共七编的主要内容与创新都作了详细讲解，由于内容太多，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1、颁布民法典的重大意义：一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成果。二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法治保障。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支撑。

2、学好用好民法典：按照黄老师的讲课要求。一是学好民法典，把握好民法典的核心要义和重点问题。二是自觉增强民法意识，在开展工作中要考虑民法典的规定。三是在日常生活中要自觉遵守、维护民法典，养成遇事用好民法典的意识和习惯。

3、我的体会：

⑴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我要认真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

⑵民法典体现了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以人为本更好维护人民权益，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有法可依，更加有了安全感。

⑶民法典内容广泛，涉及到人民群众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碰到任何问题都可找民法典解决，这真是我们的福气啊!

篇6：民法典与生活同行心得体会

民法典充分反映人民意志，提高依法治国水平。民法典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落实到民事法治领域，充分赋予民事权利，保障权利不被侵犯。民法典聚焦民生发展问题，处处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所谓“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体现出我们国家以良法促进发展、保证善治。民法典草案对于民事权利类型规定更丰富，行使权利规则更清晰，权利保障更完善。“民法典对公民权利类型及其行使方式规定得越丰富、越精细，就越能限制公权力的滥用，越能起到规范公权力的作用。”民法典的出台为政府提高治理能力、提高依法治国水平提供了法律保障。

“法者，治之端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是最重要的逻辑起点之一。民法典的颁布蕴含了民事权利保障、法律义务强化、社会秩序稳定等多重价值，是以良法推进善治的重要抓手，自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全面推动民法典的实施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各级领导干部学好用好民法典提出了明确要求。

带头学好民法典。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实施好民法典，不仅对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权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法治力量。领导干部作为治国理政的骨干力量，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服务的组织者、参与者和推进者，其法律素质的高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其依法治理、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的水平。正因如此，领导干部要坚持先学一步、多学一点、深学一层，带头学习好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深刻理解和把握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重点问题，为运用民法典履职尽责打下坚实基础，着力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办事的能力，更好地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 对我国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反思

★ 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模式论文

★ 《马关条约》附属文献的内容及其意义探究论文